学习各种历史的典故，不宜断章取义，通过扩展阅读，你会发现勾践忍辱负重得以成功却卸磨杀驴有违仁义，刘禅宁背负骂名不作辩解，实则怀有体恤百姓的人本思想。
国人擅长编修历史又执著于从中吸取营养，也非常重视励志教育，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往往成为旁征博引、教育劝诫的生动教材，持久地发挥着激励警示作用。
在中国诸多的历史故事中，我对“卧薪尝胆”和“乐不思蜀”这两个著名的成语典故有一些新的思考。
前者说的是，春秋末年，吴越争霸，越败于吴，越王勾践3年滞留吴地，饱受吴王夫差羞辱。放归后，勾践每日睡于柴草间，且悬挂苦胆不时品尝，提醒自己不忘国耻、励精图治，最终如愿战胜吴国。后者说的是，公元263年，魏蜀角逐，蜀投降于魏，蜀后主刘禅被司马昭封为安乐公。一日两人进筵，司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刘禅在人质和公侯的状态下直至终老。
当年，勾践和刘禅均为割据一方的帝王，败于各自对手后成了亡国之君。但是，由于两人作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所以，一个成为英雄，一个做了孬种；一个登上“光荣榜”，一个被钉在“耻辱柱”。“卧薪尝胆”成为教导人们刻苦自励、发愤图强的专用语，“乐不思蜀”则用来讽刺胸无大志的苟且偷安之辈。
同是一代帝王，做人的差距咋那么大呢？怀着对历史人物及其故事的好奇，下工夫搜索查阅了一番，果真找到了些耐人寻味的材料。
勾践忍辱负重却卸磨杀驴
说起来，勾践确非等闲之辈，做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不可企及的事情。他的忍辱负重，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据说，他为了表示臣服讨好吴王，主动申请为夫差看病。他看病可不是望闻问切，而是尝粪问疾。而最令人痛心的是，他不念君臣之义—卸磨杀驴。文种和范蠡是兴越灭吴的肱骨大臣。事业成功后，文种被封宰相，范蠡为上将军。范蠡对勾践的为人已有察觉，明智地选择了功成身退，离开越国前致书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处乐，子何不去？”文种不听劝，不到一年，即被勾践赐死。就是那位不惜以自己的青春美貌消磨吴王意志，主演了历史上最成功的“美人计”的西施，他也不放过，残忍地把她沉湖溺死了……敌国破，谋臣亡，春秋战国以后，此事屡见不鲜。勾践便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始作俑者，是他开了这个杀害功臣的坏头儿。
而范蠡跑到齐国经商，成为一位富甲天下的陶朱公。如果勾践善待功臣，范蠡能够以他那经天纬地的才干全力辅保越国，加之越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其国力必将与日俱增，为后人打好基础，在接下来的战国争霸中越国最终胜出也未可知。
很可悲的是，勾践不具备容纳天下贤士的胸怀，这不能不说是他作为帝王的一大败笔。而在这方面，那位一直被人盲目嘲讽的蜀后主刘禅的表现倒是可圈可点。
刘禅身背骂名但心系苍生
刘禅之所以在人们心里是一副昏庸、窝囊的德行，完全要归功于掺杂着丰富想象、经过文学加工的《三国演义》。所谓“扶不起的阿斗”被后世专指政事无才干者就是《三国演义》的杜撰。因为，正史的说法跟罗贯中的“演义”有很大的出入。
史载，刘备生前，诸葛亮对刘禅的评价是：“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刘备说：“审能如此，吾复何忧！”《晋书·李密传》载，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在三国时期，他的执政期最长，诸葛亮死后还做了29年皇帝)，而且政局稳定，必有过人之处。
后人对刘禅也有不少好的评语：一则，说他很好地处理了君臣关系。按照常规，刘备死后，诸葛亮应还政于刘禅。诸葛亮反其道而行之，进而代政，并长期大军在外，犯了君臣大忌。刘禅为大局计，委曲求全；诸葛亮因用人失误，自贬三级，刘禅为了不影响诸葛亮的权威，很快找借口为其复职。在君权面前，父子尚且你死我活，刘禅如此，可谓亘古未有。二则，说他宽厚仁慈，处事机敏。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及霸入蜀，禅与相见，释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儿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并对夏侯霸厚加爵宠；魏延以叛乱罪被杀，刘禅知有冤情，但已无可挽回，于是降旨：“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此举既厚待于老臣，又避免了政局动荡，即使其父刘备在世也不过如此。三则，他体恤百姓，识时务，知进退。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作为亡国之君，自己的言行直接影响到司马昭对蜀地百姓的政策，必须装憨卖傻，才能瞒天过海。所谓“乐不思蜀”完全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的一种担当。如果不识时务地进行抗争，那个自古少有战火洗礼的“天府之国”早就面目全非了。表面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刘禅体恤百姓的爱心。而这些为君之道和人本思想恰恰是勾践所缺乏的。
能否让英雄情结淡化一些
在阴狠狡诈与宽厚仁慈的统治者之间你会拥戴谁？作为平头老百姓，答案似乎不言而喻。然而，历史常常不是这样的。
儒家提倡的“内圣外王”治世哲学不过一种理想而已。那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不过是看中了儒家君臣夫子那一套有利于他树立权威、稳定社会的统治思想罢了，反观他崇尚武力、杀戮无度的一生，哪里还能寻得见仁义忠恕的儒家核心价值？
历史上又有几位内修圣德外行王道的圣贤之士？往往是那种追求智巧法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胜出。
易中天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的结论是，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传承中，儒家思想似乎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真正实用的却是法家那一套“两面三刀”，即赏、罚(两面)以及势、术、法(三刀)。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其他六国就是最好的证明。
更可悲的是，人的价值观中还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英雄情结。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有世代传颂的英雄人物。英雄是怎么来的？一般逃不出“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官方或者民间通过发生在英雄身上的一些事情，再根据不同的需要—有时仅仅只是为了让故事情节显得跌宕曲折—进行美化和演绎。这样，经过加工后，英雄的故事显得生动传奇，英雄的形象显得高大丰满。
世界在变迁，人们的价值标准也随之在改变，无情的杀伐已经越发为人类所厌弃。据说，现在世界库存的核武器能够把地球毁灭十几次！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崇拜身后倒伏着千万具尸骨的“英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