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博中，史玉柱透露他将和刘永好、马云、冯仑、茅永红、郑跃文、张征宇等企业家一起在追悼会上“给自己致悼词”。史玉柱这代企业家既有在灰色地带游走的“野蛮”基因，也有拥抱现代管理制度的视野和胸怀，是剧变和扭曲的商业时代里最有活力的人。在改革开放的第33个年头，我们应该竖起耳朵倾听：他们在追寻什么，又将悼念什么？
脱胎换骨的商业仪式
在“追悼会”消息传出期间，2011年世界企业500强名单发布，内地61家企业上榜，但民营企业只有华为和沙钢两家。在随后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上，排名前九位均是“中”字头大型央企，40家最赚钱的企业中38家是国有或者国资背景企业，民企形单影只的惨淡局面未有改观，商业氛围与追悼会的肃杀、悲凉并无两样。对于企业家而言，“活着”是幸运，“死亡”是必然，他们每天都像李香山一样——“走夜路，敲黑门”。
这些被称作领袖、英雄、榜样的人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有过心知肚明的生意；走过阳光道，也闯过鬼门关；触摸过梦想，也丧失过天性；该得的都得了，不该得的也得了。
众人好奇的是，马云们在追悼会上将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呢？
“史玉柱”3个字一直是神话的代名词，他发迹和败亡的速度、过程轰动一时，3年后上演“王者归来”的传奇使他成为企业家东山再起的标杆，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抹去人们对他的恶俗印象。脑白金、黄金搭档的恶俗广告语得罪过无数电视观众，其功效也饱受质疑；网游因青少年沉迷而引发大量社会问题遭到家长不满和学者抨击；“企业不赢利就是在危害社会，就是最大的不道德”等言论更是引来滚滚骂名。
马云是又一尊神像。作家著书立传，媒体包装推广，投资者推波助澜，他也乐于像导师一样到处宣讲传播，告诉焦虑、困惑中的年轻人该如何成功。但是从2010年10月起，雅虎的投票权增至39%，成为阿里巴巴的第一大股东。面临“十月围城”，马云正逐渐脱去神的“袈裟”，淘宝CEO卫哲辞职、与雅虎交恶的支付宝事件等都是他为掌控企业命运的战斗，哪怕背信弃义、牺牲偶像形象也在所不惜，更别说举起民族主义大旗博得舆论支持。
冯仑的形象更平民化。在海南创业时，他和伙伴倒卖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得第一桶金，那是游侠般的江湖生活，也是一段灰色轨迹，但是他懂得“傍大款，学先进，走正道”，不仅将万通发展壮大，还以思想者的形象通过段子传播经营理念，告诉民营企业家如何修炼、提升。如今，他更热衷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为民企“原罪论”辩护，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奔走呼号。
刘永好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自1993年以民营企业家代表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之后每年3月都会坐在人民大会堂聆听全国政协会议的开幕报告，30年间经历无数次宏观调控和企业危机却巍然不倒，成为农民企业家的典型代表。他不事张扬，穿着朴素，待人礼貌温和，始终以正面、积极的形象面对世人。如果非要检讨过失，那便是太忙了，整天忙事业，把大好时光全忙活过去了，没有好好享受财富生活。这样的感慨茅永红、郑跃文、张征宇等人或许也有，但是他们会反驳说：“死是另一种存在，相对于生，只会生活是一种残缺。”
对于以上诸位企业家而言，追悼会是他们告别过去的商业生态和经营方式的特殊仪式，无论是否像史玉柱一样曾历败局而倾家荡产，无论是否以见不得光的方式在阴暗角落完成原始积累，骄傲和耻辱并存，但是在追悼会之后，他们都将脱胎换骨，重新开始。这群熟悉的陌生人将以更现代化、市场化、人性化的竞争方式去赢得对手和公众的尊重，以激情和勇敢解读重生的含义。或许这种改变并不轻松，甚至充满风险和折磨，但若果真如此，他们将在中国商业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云、史玉柱、冯仑这些人一直是民营企业家中最能说、最敢说的活跃分子，是最特立独行、不拘小节的时尚潮男，几个人的一时决定不足以判断某个群体共同的价值取向，必须将这段时间拉长30年，将视野放大到整个民营企业界，我们才能在苦难与辉煌中读懂他们的选择与坚持。
重新思考生命的真谛
企业家对死亡的悼念，恰恰折射出他们对于活着的珍惜。当胡润榜、福布斯榜被戏称为“杀猪榜”时，民众仇富心理作用下的论战与声讨最后归结为：企业家是中国最危险的职业！这里所说的危险，还应该包含身心健康。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从2010年1月至2011年7月的19个月内，知名上市公司中有19位董事长或总经理级别的高管离世，其中因病去世比例高达63%，这种现象不仅令人担心企业家的身体健康状况，而且引发股民对上市公司的忧虑。事实上，在中外著名企业家中，深受病痛折磨者不胜枚举：史蒂夫•乔布斯患胰腺癌，安迪•格鲁夫有前列腺癌，柳传志得了美尼尔综合症，王石有血管瘤……这样来看，大家好像是狭路相逢的对手，其实是同病相怜的病友。
残酷的现实令人扼腕叹息，不少企业家对此表达看法。冯仑在微博中说：“站在终点回望通向终点的道路，会有很多的感悟，如果能将死亡视为我们人生旅途中的同伴或导师，它会提醒我们，不要把现在该做的事情拖延到明天，帮助我们每天做得更好，而且充实。”马云表示：“既然敢来到这世界，我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但我不希望最后是被空气、水和食物给‘三聚寝安’了。我希望是舒心地老死……你呢？”或许正是这些对生命意义的碰撞，最后迸发出举办集体“追悼会”的灵感火花。史玉柱感慨，“追悼会”以后，“每活一天就净赚24小时，珍惜每一天，充实每一天，快乐每一天。”
从劝诫企业家珍视生命和注重健康的角度来看，“追悼会”十分必要，事实上，史玉柱们要探讨的远不只这些。管理专家王育琨透露：“乔布斯在17岁的时候就在思考，如果这一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应该做什么？稻盛和夫也是因为在1946年13岁时患上肺炎，经历了死亡的恐惧，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思考生命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段永平在博客中评价：“自己给自己写悼词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可以让自己从未来看现在，决定以后自己干什么，或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和一帮朋友去年就这么干了，每个人都假设自己80岁那天结束，然后写悼词。其实很难写的，想想会很有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浪潮的洗礼，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会剥去商人的外衣，流露人性的光辉，勇敢而率真地探寻人生真谛。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在畅销书《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中欣喜地描述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生活中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给自己开“追悼会”者是幸运的，他们在人生最宝贵的年华，重新打量过去和未来，促进“道德血液”的新陈代谢，思考诚实守信的根基，探寻慈善事业的意义，找到从优秀到卓越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