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进入，中国的企业无论在技术和管理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随着大家共同的进步，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了出来。比如，管理如何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西方式的管理是“以物为中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从20世纪初泰罗教授发展成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泰罗制的实行，形成了流水线大工业生产，改变了全人类的生产与生存方式，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的整体效率，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劳资关系紧张等负面的效果。
为了纠正泰罗制的缺陷，现代又涌现出来了大量西方新的管理思想。这些新思想都强调人才的作用，但还是主要是把人当作一种资本、一种生产要素, 还是逃不了人是经营活动中的一部机器的思维定势。这都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悖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仁爱文化特征的。仁爱文化崇尚“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之心。因此，一个更符合中国式管理的企业管理方式应当是“以人为中心”，做到人本管理的方式。
中国式的管理思想时刻考虑的是，如何能使员工由你让他们干好转化为他们心甘情愿的自己想干好，使他们在企业如同在家里一样，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家的事。虽然说制度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但中国企业还是必须更强调一些情感因素在里面。以“求善”、“求治”为目标，强调心理的作用，倡导依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来调动和团结全体群众，达到管理的目标。
实际上，西方式的管理方式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如以西方式的管理理论来看，最重视的是通过分析影响市场发展，从需求、供给、替代、新入及竞争等因素，来分析决定企业应该选择进入怎样的市场进行竞争。这样的分析方法看似科学，然而其起源于西方市场环境相对成熟。比如在西方市场，如果是做消费品产品，企业基本可以判断每年的增长可能是在百分之几的范围。
但是，中国市场和西方市场的背景非常不同。因为，中国大多数市场的变化不是连续性的，市场的可预测性在中国要差很多。这主要由于中国经济有着明显的阶梯性，城市分为一二三四等级，每个级层的城市人口基数又以一个比较大幅度以几何形势在增长。中国的经济水平和消费能力随每个级别的城市的变化而改变。总是在某一个级别城市消费出现升级才在另一级城市出现，因而总是呈现波浪形冲击式增长的态势。
并且，中国的需求与政策影响的高度相关性。中国的政策走到哪里，哪里的需求就跟上来。比如我们知道的家电下乡，或是鼓励小排量汽车，再到如今的新能源汽车。由于这些政策性引导的突发作用，中国市场消费总是充满了突发性和爆发性特点的增长，与西方成熟市场对市场所作的假设完全不同。
笔者并非否认西方管理理论的优秀成果。只是从本人的管理经验出发，认为，管理其实并没有一套固定的可以百试百顺、屡试不爽的模式，拿来主义也并非是捷径。很多管理者都在寻求一种万能有效的管理模式，能够套用在自己的实践管理工作中，但事实上，凡是按现成的管理模式去套用的，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在于，任何一项管理活动都是牵扯到人的管理的，因此这就必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必然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固定的方法。我们不可能照抄历史，更不应该简单照西方已有的管理方法。
在任何管理活动中也是一样，为什么人们的计划总是滞后于需求，就是古人讲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管理要取得利益最大化，就绝对不能照搬固定方法。更重要的是管理一定要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这注定了中国企业必须要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正所谓，明道以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