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式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源泉
自从人类开始利用群体去实现个体无法实现的目标以来, 管理就成为人类社会有组织地追求既定目标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
在西方，从19 世纪末“管理学之父”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算起,西方管理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科学管理”概念的提出到“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从单一范式确立到多种范式竞争的火爆局面。
较之与西方，中国的管理思想更加源远流长，从道家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到儒家的“仁者爱人”再到法家的“循名而责实”，中国的管理思想跟中国的文明历史一样悠久，尽管古代的管理思想在我国并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管理科学，但它却为今天中国式管理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理论营养。
除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迅速吸纳了西方上百年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这成为中国式管理可资借鉴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源泉。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行为科学阶段和现代管理理论阶段，出现了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等诸多流派，形成了庞大的管理学理论体系——“管理学理论丛林”。
面对这样一座丰富宝藏，我们众多“樵夫”摩拳擦掌冲入“丛林”大砍其柴，但结果却发现这片貌似甜蜜的“甘蔗林”并非就是养育我们的“青纱帐”——从实达公司倾巨资聘请麦肯锡做管理顾问而惨遭失败，到乐百氏与达能全面合资后全面败退，再到屈云波科龙公司“西化”的营销改革最终失利，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全盘西化在中国水土不服。
相反，因本土特色而成功的“海尔模式”、“联想模式”、“华为神话”、“南街村共产主义管理模式”以及百度、阿里巴巴等新型高速成长的网络公司，无不渗透着中国人自己的管理智慧。管理学是管理实践的升华，任何直接经验只有转化为间接经验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存和传播。无论在哪个领域，优秀的理论总是来源于杰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就中国而言，众多超常规、高速度发展的新型企业的崛起总会给我们本土管理理论的新发展提供丰富的营养。
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双重烛照下，在中国本土标杆企业管理实践的摸索中，一个充满个性特色且带有巨大争议的管理学概念应运而出——中国式管理。
二、中国式管理的流派分支
从狭义的角度讲，“中国式管理”这个概念最初是台湾学者曾仕强个人发明的“专利”，但一经提出，这个概念就迅速泛化为代表一切中国本土原创性管理派别的理论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中，按照观念、风格和研究方法等区别性因素的异同，中国式管理理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流派：
1、崇古主义派
尽管把它放在中国式管理理论流派的“排头”，但严格说来，崇古主义算不上一种真正的流派，只不过有相当一批管理学界和业界的人士崇尚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博大精深，认为当今的中国式管理就应该是中国古代的精华管理思想的现代应用。在“古为今用”这一大旗下，众多的支流汇集成了中国式管理中的崇古主义流派。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性，崇古主义流派又呈现出不同的分支：如沿用易经管理思想的易理派、恪守道家管理思想的无为派、崇尚儒家管理思想的儒商派、遵循兵家管理思想的兵法派、修炼佛家管理思想的禅宗派，采纳法家管理思想的帝王派等等。不同的流派分支又提出了不同的管理策略：王道管理、仁义管理、中庸管理、修身管理、兼爱管理、无为管理、太极管理、无极管理、弱管理、柔管理、隐管理、简朴管理等等。
从管理原则上讲，崇古主义流派坚持古为今用的管理原则，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去，力图给当下的中国企业管理提供纯正本土化的文化根基。
从管理特点上来讲，崇古主义流派的特征在于强调“哲学式管理”。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不是科学式的而是哲学式的，崇古主义管理也不进行精细的科学分析，而是看重微言大义的“管理箴言”，它讲究见微知著、触类旁通，今天流行的“一分钟管理”也正是从中找到了借鉴。
从管理风格上来讲，崇古主义管理流派属于“境界管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境界，使得崇古主义管理看重提升企业家个人修养和企业的宏观愿景，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暗合了当代西方的战略管理。
正是由于与当下某些流行管理理念达成了“否定之否定”式的契合，崇古主义管理流派在今天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试图从传统典籍文化中寻找现代企业管理基因的书籍，以至于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都被中国当代的企业家当成管理秘籍来读了，《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一个好员工》、《王熙凤是一个好领导》等等，不一而足。这又成为崇古主义管理流派的一个新变体。
2、框架体系派
与崇古主义管理流派倡导的“古为今用”不同，一批兼具中西文化背景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并参照西方现代管理理念，试图建构一种独立于“西方管理理论丛林”之外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框架体系派”。
框架体系派主要由高校教师和研究者组成，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彭新武教授及其“进化管理学”理论框架、西南财经大学罗珉教授及其“管理学范式”理论体系、中欧管理学院梁能教授及其“中国ＭＢＡ教育”框架体系等等。当然，其中的最具影响力的代表还要数以下两位：一是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苏东水教授及其建构的“东方管理学派”。二是中国首位管理工程学博士、中国工程学院院士候选人席酉民教授及其创立的“和谐管理理论体系”。
“东方管理学派”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复旦大学，到现在已经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东方管理学派”立足本土、博采众长，形成了一套以“三学”（东方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华商管理学）、“四治”（治国、治生、治家、治身）、“八论”（人本论、人德论、人为论、人道论、人心论、人缘论、人谋论、人才论）为主体的管理理论框架体系。
在这样的框架体系下，“东方管理学派”把“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作为自己的管理宗旨，在现代管理学“人本复归”的大前提下，以“学、为、治、行、和”为主线，提出东方管理学的目标是构建社会的“和贵、和合、和谐”。
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东方管理学派”已经渐渐为世界各管理学派所认可，成为了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独树一帜的管理派别，并2003年正式设立东方管理学博士点、硕士点，开全国管理教育之先河。
与苏东水教授及“东方管理学派”的文科哲学背景不同，“和谐管理理论派”的倡导者西安交大副校长席酉民教授则是从理工科学背景上探讨中国式管理的本质和规律。
“和谐管理理论”是物理学出身的席酉民教授在其成为中国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管理理论框架体系。“和谐管理理论”将组织系统视为基于规则和单元自治的整体，以便考虑组织如何在持续变动的外部环境中发挥整体优势而非部分的改进。该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在于，它认为管理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遵循双规则，即用优化思路解决客观科学的一面以及用减少不确定性的思路解决主观情感的一面，并设法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组织有效性。
经过多年探索，和谐管理理论已经建立了包括“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和谐耦合”等一整套特色鲜明的概念界定，并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例如，从“谐”的部分中抽象出了“理性、科学安排和优化”的机理，称之为“谐则”；从“和”的部分中抽象出“环境诱导下的自主演化”的机理，称之为“和则”。另外，和谐管理理论还引进了物理学中“场”的概念，任何东西，只要进到“场”里，就会自然地形成固定的规律和运行状态，和谐管理的目的就是制造这样一种“场”，使进入系统的人能够目标一致，相互协调，形成一种软控制。
3、操作模式派
与学院出身的教授们致力于建构中国式管理的框架体系不同，另一批来自企业管理一线的实战派人士对中国式管理的具体操作模式情有独衷，这构成了“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中的“操作模式派”。这个派别基本由业界人士组成，他们不在意建构理论框架体系，而是更关注如何把古今中外的管理理论具体化为各种适应本土情况的操作模式。
例如北京光起管理模式设计有限责任公司首席设计师刘光起提出的“A管理模式”、 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国际中国管理研究学院院长成中英提出的“C管理模式”、马尼拉商学院名誉校长郭咸纲提出的“G管理模式”等等。在操作模式派的麾下，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中国企业教师爷”之称的陈惠湘以及科瑞集团副董事长郭梓林等人的不同贡献。
当然，“操作模式派”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要数号称“中国式管理之父”的台湾学者曾仕强。“中国式管理”这个概念也正是由于此公的首倡才成为目前中国管理界提及率最高但又最难以界定的一个的管理学术语。尽管被推举为操作模式派旗手，但是整部《中国式管理》中却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操作案例。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曾仕强提出了“中国式管理”框架的“M理论模式”。
在曾仕强眼中，“M”代表的意义很多，像中庸、人性、管理统统在里面。但其核心还是以人为本的“中道管理”。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模式”有“三大主轴”：第一、以人为主：主张有人才有事，事在人为，唯有以人为主，才有办法把事情做好。中国式管理，可以说是人性化管理。第二、因道结合：认为制度化管理，不如以理念来结合志同道合的人士，大家有共识，比较容易同心协力，把一盘散沙，聚集起来发挥巨大的力量。第三、依理而变：合理解决一直被视为比依法办理更为合乎道理的方式，中国式管理，也可以说是合理化管理。”
尽管该模式不乏有理论体系概括的尝试，但其操作性导向决定了其离成为管理学普遍规律的系统理论还有一些距离，曾仕强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给中国管理学界和业界的致力方向定了性，把大家都统统拉到一个并不统一的战壕里来——中国式管理。
模式，作为一种“拿来就用”的可执行性操作规程，受到业界很多管理培训师的推崇，因为它能直接应用到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去。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仅以字母开头的“中国式管理模式”就不下十余种，“A管理模式”、“B管理模式”、“C管理模式”、“G管理模式”……只嫌26个字母还不够用的。
尽管模式比框架更贴近实际，但应用面却更有限，一种模式往往是一个特定企业的独门秘籍，而很难成功移植，橘生于淮则为枳。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单一模式的推广。因此，能够推广的只能是不断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地发明新模式，这就是“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中“模式满天飞”的秘密。
4、经济学家派
“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中还屹立着一批树业有专攻的经济学家，尽管有点错位，但这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经济学和管理学本身是两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以达到最优状态，而管理学的本质是关于组织和组织成员的学问，其核心在于发掘组织和人的价值。
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假设条件和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讲求社会整体的效率和公平，以提高社会公共福利为宗旨，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而管理学的重点却是为企业利益服务，以提高个体企业盈利能力、增加股东回报为目标，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这就带来了管理学与经济学的潜在“利益”冲突。
但是，经济学家管理化和管理学家经济化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的中国特色之一。由于经济学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占据先机的经济学家在这场本不该存在的较量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成为中国式管理这道色彩斑斓的风景线中绕不过去的另一道独特景观。经济学家眼中的企业管理，并不在意单个企业一城一地之得失，他们看重的是对整个行业或企业界整体进行高屋建瓴的把握与分析，以便试图指引中国企业发展的总体方向。
“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中“经济学家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唯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丁栋虹等。
三、中国管式理的优点和硬伤
对于中国式管理，支持者称其为“本明而道深”、“灵活而变通”；反对者称其为“耍太极”、“家天下”。其实，透过种种争议，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式管理固有的优长和硬伤。
无论什么样的框架体系和操作模式，中国式管理的核心都在于“安人”，这与西方管理体系的核心“立法”有着本体论上的差异。中西两种不同的管理理论也便在智慧与制度、伦理与法规、弹性与标准、艺术与科学之间划出了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
中国式管理的主要优长在于它的人本观、整体观、协和观和经权观，强调人的个性与弹性，把人区别于冰冷的机器，但是这样一来也造成了它不可避免的硬伤：缺乏标准化与重复性，管理只是领导人的领导艺术与个人能力。
管理的科学性决定了管理活动必须接受标准化的约束，但管理的艺术性又强调不同个体的弹性空间。其实，中西管理理论关于“安人”与“立法”的差异本身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像有些研究者所提的那样：适于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因为企业管理的最终目的不是适于自己，而是超越自己，唯有如此，企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对于中国式管理的种种流派，我们要问的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古典管理思想是否还能适应现代化工业大生产？理论框架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变成企业管理实践的指针？操作模式如何才能成为统一的执行标准？经济学家是否指明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准确方向？
西方管理理念进入中国水土不服不是中国式管理的胜利，中国企业难以迈出国门走向世界也没有证明西方管理理念的优长。因此，对于中国式管理，争议之后留给学者们的问题无非就是：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管理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它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