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股东产权比较优势的变化带来的治理转型问题
比如爱多公司里面的胡志标和陈天南之间对公司的发展贡献不一样，胡志标功不可没，但是两者却拥有相同的产权，这个时候胡志标拥有强势产权，而陈天南处于弱势产权，这种产权比较优势及其变化需要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而胡志标采取的是通过关联交易等手段将陈天南甩开，这是一种变异畸形的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的表现形式。
2、管理产权比较优势变化带来的治理转型问题
以陆华强与创维的黄宏声为例。陆华强在开始也进入床位时候也没想到自己能将公司的销售业绩做到前四名，而公司的目标是前十名。当陆华强将公司的彩电销售业绩做到前四名时候，这个时候陆华强具有产权的比较优势，因为创维没有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做出相应调整而陆华强的诱导是制度变迁无法实现，选择激进的手段，带领将近一半的核心销售骨干脱离床位就是因为产权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也就是说在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方面没有得到满足下的产物。
3、技术产权比较优势变化的治理转型问题
在创业初期，往往是创业者自己的发明创造，自己的核心技术转化为产品和公司增长的。而当企业做大后，老板往往没时间搞研究了，而这个时候核心技术骨干拥有了相对优势产权，如果不采取技术骨干入股，技术骨干的相对产权地位需要在治理结构方面得到对应。比如某电子政务高科技企业为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老板不得不将股份转让给核心技术骨干，并且通过建立董事会和股东会来保证技术骨干的优势产权地位真正得到尊重。
4、管理与资本产权比较优势变化带来的治理转型问题
内部人控制就是职业经理人与股东之间博弈的问题。而内部人控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内部人处于强势产权地位。比如尽管西方拥有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但是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还是像姚明一样供给曲线是垂直的，这个时候他处于比较产权优势，跟投资者相比。而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更是一种垄断产权市场。外部职业经理人无法应聘为国有企业总经理。国有企业老总是政府意志的代表。一旦获得授权，将处于相对垄断产权地位。而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内部人控制下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将剩余价值尽量的分配给自己。以弥补固定工资不足的问题，比如红塔集团褚时健事件就是该问题的代表。这也是公司治理结构没有相应调整，以适应内部人控制下的产权比较优势变化的需要。
5、企业家能力问题带来的产权比较优势变化及治理转型问题
总裁是有生命周期的，当总裁的生命周期进入第五阶段，能力开始下降，思想开始僵化时候，当企业家能力不足或者企业从创业期向发展期转型过程中投资者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往往管理者将变成优势产权，而优势产权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如果不满足这种制度安排，企业将不得不面临要不解雇职业经理人，要不职业经理人内部控制的两难选择。
某香港印刷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老板投资的内地印刷企业因为老板无法掌握该业务管理，而职业经理人通过内部人控制，双方斗争的结果是最终解散公司。比如养生源的老伴何胜和家人之间的股权斗争就是因为企业家生命周期第五阶段带来的能力认知问题。
6、创业元老之间产权变化带来的治理转型问题
对创业元老的治理转型问题，可以分两种情况：一是创业元老在创业企业向发展期转型中，开始对跟着老板打天下，也不计较什么利益报酬，大家一心“打大鹰”。后来随着公司做大了，开始论功行赏。往往因为在权责利的安排方面不均衡甚至老板不愿意跟创业元老分享“蛋糕”而导致诱导式制度变迁无法实现，无法有效治理转型而带来创业元老的分家和出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创业元老“打江山”功不可没，可是随着年龄和能力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企业的发展需要，但是又不愿意拱手将权力让出来，比如科龙的王国端将创业元老赶下神坛，导致创业元老的反弹而最终变革失败。这是典型的创业元老治理转型的问题。
7、国有企业曲线MBO与治理转型问题
很多人，特别是郎咸平批评国有企业曲线MBO问题。沸沸扬扬的“保姆论”和“管家论”即是说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是国有企业的保姆或管家，他们的逻辑是基于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不承认企业家在人力资本，不承认企业家对企业做大蛋糕中贡献了自己的独立产权，而且是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管理产权甚至包括技术产权。国有企业因为所有者缺位，往往采取了行政控制手段，企业家变成政府官员，只可以按照政府官员级别套工资，比如中国企业家的59岁现象，很多企业家对企业贡献巨大，却只能拿几千一万块一个月的收入，比如红塔集团的褚时健。他们没有分析为什么企业家会采取曲线MBO而不是采取正当的手段取得合法收入。是因为制度的原因导致他们的管理或技术产权要素贡献没法获得制度变迁供给主体的认可和尊重。其诱导式制度变迁无法得到满足，无法有效的治理转型导致了曲线MBO。比如中联重科的几个技术骨干的技术产权要素贡献没法获得制度变迁供给主体也就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尊重采取了非正常的手段实现治理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