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人禁不住想到比尔·盖茨告诫微软管理层的一句话:你不要觉得目前的微软有多强大,总在和当前的竞争对手比我们的公司的优势,微软最大的风险在于那些看不见的对手,你不知道哪天就会从车库里冒出两个小子,把你打得一塌糊涂。
我们的企业恰恰就处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给了更多创业者更多的创业机会。这就是我们的企业要关注、研究刘邦的原因所在,问题是我们的管理者如何才能像刘邦那样,利用好这些机会,“因时”、“因地”、“因人”地展开自己的竞争策略呢?记得在上期专栏中,我对有些公司采取“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激励机制(即类似秦军“制军爵”的奖励政策)发表了一些质疑,在我看来,在重赏之下,强者会更强,而弱者未必会变成真正的勇夫!
看看刘邦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上面说了,刘邦自身的竞争条件实在是太差了,由无赖到亭长,再后当个“沛公”的时候都快五十啦!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早过了事业的上升期。当然,声望上也就没有什么号召力了,今天投靠这个,明天依托那个。按今天的话说,既没品牌也没资金。再看看所谓“管理层的核心团队”吧,尽管打下天下之后,刘邦曾自鸣得意地列出什么“汉初三杰”(韩信、英布、彭越)、“十八元功”(具体人史书上有争议)等等,但这些都是经过战争的洗礼之后的总结,当初“我主爷起义在芒砀”的时候,也就是些个小吏(萧何、曹参)、屠夫(樊哙)、小贩(周勃)之流。再看看员工队伍吧,更没有几个“职业军人”,甚至连以往打过仗的都没有,净是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亡命之徒”。武器就更别说了,与秦军的金戈铁马相比,也就是个“揭竿而起”。如果按现代管理理论与竞争分析,刘邦的企业从一开始就别办了。
但就是这个条件,刘邦却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在与群雄逐鹿的过程中笑到了最后。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想探讨什么帝皇王朝的兴衰,如果把刘邦建立的汉朝当成一个组织的话,其打天下的过程也是这个组织生存与发展、参与竞争的一个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过程中,刘邦有两点值得我们的企业管理者深思——
其一,从组织上看,是组织目标的明确,尤其重要的是,这个目标最能满足当时客户的需求,而且说到做到。
人们都知道,秦朝的暴政是导致其迅速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尤其是秦二世,用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话说:“用法益深刻”。加之劳役、赋税的大幅增长,广大人民群众为了自己的生存参加起义成为了一种必然。于是可以看到,刘邦的起义组织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基础,与此同时,刘邦组织目标的明确化、清晰化——比如入秦时的“约法三章”,更是最大满足人们社会需求的一个最佳体现。
这就难怪当他和项羽屡败屡战时,关中(原秦国的属地)却给了刘邦前线最大的兵员支撑。所以说,不管你的企业规模刚开始时是大是小,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要,则决定你的企业未来能否做大的。
其二,从管理者自身看,如果说张良作为一个“投资者”(把自己最初的复国计划以及后来的个人理想投资在刘邦身上),讲求的是“机会”与“退出”的话;那么刘邦则更像一个“实业家”(开创自己的帝国),讲求的是“梦想”和“坚持”。于是才会有刘邦百折不挠的韧劲和屡败屡战的豁达。当然,刘邦也有动摇的时候。据《史记》记载,楚汉相争的时候,彭城一役,项羽三万楚军一举击溃刘邦近六十万联军,经历了彭城得失前后大起大落的刘邦,心情很糟,在离开下邑去虞县的路上,他跳下马来,把张良叫到跟前,手扶着马鞍子说:“关外的土地,我不想要了。只要有人能帮我打败项羽,我就把这些土地送给他们。不知道有谁可以同我一起建树这等功业?”
由此引出了我们另一个话题,也是上一期“读秦汉,想管理”系列之一:《强者的激励机制》中所讨论的,对于一个“弱者”或者说是一个“挑战者”而言,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竞争策略呢?看看张良是怎么回答刘邦的吧。
张良告诉刘邦:“可以帮助您打败项羽的人,共有三个,九江王英布是项羽最勇健的猛将,现在同项羽已生隔阂;彭越在梁地反楚,已成气候。这两个人马上可以去联络。汉王麾下诸将,只有韩信可托付大事,是独挡一面的统帅之才。您把土地分封给这三人,一定可以消灭项羽!”
于是韩信被封了齐王,后改封楚王;彭越被封为梁王;英布被封为淮南王;之后,三人会师垓下,霸王别姬之后,自刎乌江。如果说,当年秦军的“制军爵”是一种面对普通员工即时奖励分配的激励机制的话,那么刘邦玩的是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对核心人员的长期回报方案。因为对刘邦这样的一个“后进者”来说,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则是整个天下。于是他更注重“筑台拜将”与“分封疆土”。因为他知道,人才对于一个“弱者”、一个“挑战者”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他也知道,对于“强者”来说,需要的是严明与规范,而对于所谓“弱者”而言,更需要的是目标与包容。
据我了解,所谓的“制军爵”制度并没有在汉朝被废弃掉,武帝时期,当汉家的铁骑横扫大漠南北的时候,斩敌与俘获人畜的数量是“军功觅侯”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