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尴尬
北大搞活动，茅于轼老师7分钟提了7个经济学问题，难倒了不少北大师生。 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从简单劳动如餐馆里洗碗，到复杂劳动如外科手术，几乎一切行业中，中国的从业人员所得到的待遇远远比不上美国同行的待遇。
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工人使用的工具先进，所以同样劳动产出的价值较多。可是拿洗碗、理发等服务业来说，工具的先进并不起多大作用。再说，中国也有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在那里的工人的待遇仍不能和美国工人相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劳动是财富惟一的源泉，质量和数量相同的劳动应该创造出相同的价值。但教科书该如何解释“富国和穷国同工不同酬”呢？
显然，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此力不从心，所以也就日趋衰微。
效用工资论重释报酬
但是，按现代经济学占主流的效用工资理论，“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的问题却迎刃而解。在效用工资理论中，并没有“价值”的立足之处，而是直接导出了价格理论。按这一理论，决定工资的并非价值，而是劳动者所提供的产品或劳务对于消费者产生的边际效用。富国的人有钱，他的时间价值更高，因此对于洗碗、理发等寻常的工作，其效用评价就更高，其获得的工资当然也就比穷国更高了。
边际效用决定报酬
仅仅因为效用评价不同而出现“同工不同酬”现象，事实上不仅发生于穷国和富国，也完全可以发生在一国的不同“境况”之中。好比说，在北京，坐黑车是可以讲价的。但讲价的情况明显因人而异。司机如果碰到一个囊中羞涩者，讨价还价通常会比较激烈，价格也难谈上去。司机要碰到一个大款，他就很有可能赚取高价。另外，即使同样收入者，因天气不同，司机对其索价也可以有差异。这说明价格的决定确是取决于人在不同情况下的效用评价。
而效用的一大特点就是主观性。因主观性，也就有了难以测度的性质——谁能知道对方脑子里的想法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便应运而生。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物品，除非市场出现，否则你无法事先确定其价值。从经济学角度，一栋大楼值多少钱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原因在于并没有一个所谓大楼的“客观价值”存在，不同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情况下对这栋楼的效用评价可能是完全不一致的。
在香港考察，我印象颇深的是维多利亚湾。此地高楼从海平面处拔地而起，直延伸到太平山顶，一派繁华盛世的都市景象。这样的地方按理应该价值连城。其实，此地楼群的价格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天差地别。
原来，在效用的评价主导下，不仅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穷国和富国甚至可以同楼不同酬。而且，同样一国，其资产和人力的价格，也会因面对不同消费者不同的效用评价而起伏。
赢取财富的秘密
效用，既然是主观产物，那么赢取财富的一个秘密，就是尽量去寻找对同样商品和劳务的效用评价最高的人，这或许可以叫市场定位战略吧。产品出口富国、农村人往城市迁移、房地产在“一线城市”发展、犹太人赚女人和孩子的钱、文人们纷纷投靠统治集团或者利益集团等等，抛开道德评价，其实都是合理的，无非都是为了寻找效用评价的最高买家而已。
走笔至此，不由想起一个与此有关的历史小故事。《庄子》谈到：宋国有个人家，世代以漂洗丝絮为业，为生计调制出了可让手不龟裂的药方。有人用百金购买其药方，转献与吴王，用于与越军水战，结果大败越军，得到吴王割地封赏。同样的产品，因效用评价差异带来的人物命运竟如此千差万别，岂不令人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