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企业治理和企业竞争力论坛全部实录

    4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2005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政界、工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就亚洲的新角色和亚欧合作的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挑战、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展望、汇率政策和经济增长等议题展开讨论。以下是全体会议“企业治理和企业竞争力论坛”全部实录。

    白礼德：各位早上好，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请来四位嘉宾，他们会发表自己对于企业竞争力的见解。公司治理这已经是好话题了，中国正在致力于提高治理能力和透明度，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竞争优势。为此中国不断的颁布新的法规，国企和私营部门都在不断的制定这些新的规则，去年为了进一步提高治理机制又有新的法律法规公布。中国企业应该关注公司治理的问题，有人说中国现在非常繁荣，经济发展非常好，似乎公司治理不是这儿迫切的问题，不是非得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才能成功，才能在竞争当中获胜。其实这些人的意思是说有竞争力不一定要有非常好的治理机构，我认为这显然是短视，这是无益于中国企业在国内或者长远的国际化征程。说到治理需要有优秀的管理团队，优秀的董事会。公司治理的目的是引导一家企业走向成功。良好的治理意味着利益相关的企业要不断的继往开来，不仅只想公司的财务指标，应该有广阔的视野，具体的良好治理的模式是因各国而异，不能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的方法和模式是最好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有的人说公司治理的程序、机制、方法应该是西方企业的模式，但是90年代西方大旗也出现了一些丑闻，那么在亚洲公司治理也面临着很严重的挑战。如何有一个客观的公司治理的体系呢？一家企业怎么样很好的自律。因为一家企业总是会有一些利益相关者。比如说很多企业可能发现，尤其是中国他们的董事会不够独立，这确实会对公司治理带来比较大的危害。中国要回答的问题还很多，比如中国前进的模式是怎么样？我想尽管各个国家文化、商业环境有所不同，但是总是有一些普遍而正确的真理，也比如说一家企业一定要有企业文化和企业价值。企业文化就意味着管理层也好、员工也好、董事会也好、投资者也好都应该有一个焦点，既要关注企业近期的利益也要关注远期的利益。当然这些可能都是比较宽泛的话，所以我接下来请我们亲爱的嘉宾们具体的谈谈他们对于公司治理的看法，尤其是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第一位发言的是伟凯文先生，伟凯文先生是美林国际董事长，伟凯文已经在美林工作了20年，首先请伟凯文先生发言。

    伟凯文：谢谢，我想在今天的讨论当中讲一点儿哲理性的东西，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可能是大家都会同意的三个观点，我希望这样一种对话可以使得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讨论的议题。

    首先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公司治理和企业竞争力，根据我的观点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它不是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公司有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公司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是如果没有很好的公司结构，你肯定不会有很强的企业竞争力，所以公司治理是企业竞争力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大家都在辩论这个条件的重要程度多大，几个星期之前，欧洲的银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的评级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任何公司短期、长期来讲都会产生作用。另外我认为企业治理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的原因，很多学术研究都做过这方面的考察，当一家公司被认为有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时候，通常相对来说会有比较强的竞争能力，针对外国的西方的企业家进行的调查，他们认为我们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项成本而不是投资，很多人都这样认为，这个情况并不是出乎预料的，我们认为这里有很好的机会，ISS还有其他机构刚刚开始做一项调查研究，很多企业都开始考虑治理问题，有些机构开始收集实证数据，证明我刚才提出的观点公司治理结构是必要条件。

    我要讲的第二个话题是好的公司治理的原则是什么，特别是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在世界的不同司法辖区大家都有不同的观点，最近有很多争论，关于公司治理问题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不同的司法辖区里面公司治理会不会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在英国，最近有一个报告关于董事会的非执行董事的作用问题，有很多篇。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还有很多高级的独立董事，他们应该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现在在美国有很多公司把董事长和CEO分开的。但是很多公司的董事长和CEO是一个人，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情况。在不同的司法辖区当中会采取不同的做法，即使都是英美国家，但是他们的做法有时候也非常不一样。最近很多研究都开始集中于新的“萨宾斯法案”，自从出现了财务丑闻之后刚刚公布了。包括这些非执行董事的成本问题，以及他们起的作用问题都有了很多辩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觉得成本和收益的辩论是需要进行的，但是一些基本的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问责制度和透明是普遍的原则。详细的公司治理的具体想法，美国、英国、欧洲大陆都有不同的做法。上市公司是有股东的架构，有一个专业的管理人员，并不仅仅是用创业者自己管理，而是请职业经理人管理，这就引出了我第三个观点。

    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不一定只适用于上市公司，私营企业、家族企业同样也需要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也是他们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家族企业老板同时又是制定决策的人的话，他完全控制整个公司的决策，这时候很少有人对他的决策提出挑战就容易导致决策的错误，当公司上市之后，决策的过程更加复杂、更加科学，当然这个过程有更大的成本，但是董事会关于公司决策的辩论对于一个公司的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无论私营企业还是家族企业都要实施公司治理的做法。

    这就是我的三个观点，谢谢大家！

    白礼德：非常感谢伟凯文，接下来介绍第二位发言人，是爱立信集团公司董事长泰斯库先生。

    泰斯库：非常感谢白礼德先生，我今天上午和大家一起讨论的是我自己关于公司治理的一些观点。在这次会议当中公司治理已经被反复提到，但是现在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公司治理，这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汇，但是我们如果只知道这个词而不知道它的含义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公司治理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公司治理能够使得利益相关方非常的放心。利益相关方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投资者，我们所有储蓄的人，个人投资者都是投资者，还有我们的员工，公众、客户，也包括我们的政治家，他们都是利益相关方，对于整个行业有监管职责的机构也是利益相关方，还有公众。我们所期待的就是在实施治理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在利益相关方当中形成一种信任和信心，我们期待着有一种真正的问责制，真正的责任，有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公司治理架构，然后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在公司治理过程中没有做假帐的行为。

    我经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我们在一个市场当中是不是了解当地文化，当地的惯例和法律框架，我们能不能信任我们要投资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的管理人员是否能够给投资者信心和信任。在这个公司所运营的国家或者地区当中，有没有其他因素影响这个公司。在美国在讨论“萨宾斯”法案，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规定，在西方国家，英美国家的体系当中，通常公司需要去解释怎么样遵守这样的法案，为什么没有能够遵守这样的法案等等。所以我们所运营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公司是建立在股东的基础上，以及股东大会的基础上，股东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在我的国家里面，股东事实上决定整个提名管理层的过程。股东也构成了提名委员会，谁作为公司的审计师，谁作为公司管理层的各个成员，谁是董事会的成员，谁是董事会的主席这都是股东决定的。另外包括独立董事和非执行董事怎么样选举产生，这都是由股东大会决定的，他们会明确的规定董事会的职能，作为董事会他们自己应该怎么样工作，他们会建立一系列的委员会决定公司的审计问题，所有这一系列规则就好象公司一部宪法，然后由谁担任公司CEO、各个管理层的职位，所有公司的政策、程序、一系列规章制度如何制定。还有风险管理怎么样进行，所有这些决策都必须在年度报告当中详细的披露，以非常公开透明的方式披露，让每个股东都了解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可以保证公司管理的高质量，使得公司的产品符合ISO国际质量的标准，所有这些都是好的公司治理的必要内容。谢谢大家！

    白礼德：非常感谢泰斯库，下面一位发言人是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麦伯良先生。

    麦伯良：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构建持续发展的企业治理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亚洲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正在成为亚洲经济的新动力。在实现亚洲共赢与举起的进程中，中国企业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中国企业代表之一，我很荣幸能够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与大家在亚洲寻求共赢的框架下，共同探讨企业致力于企业竞争力的话题。企业的发展，历史证明，科学的企业治理是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企业界、学术界、新闻界也对企业治理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和热情。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许多中国企业的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得到了迅速的成长，正在逐步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不少企业已经初步具备在全球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而具有浓厚国有背景的企业在全面激烈的国有企业，仍然面临如何完善企业治理的重大课题。中集集团是一个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起步于国际海运集装箱的制造业务，客户的全球化配置了国际化的视野与思维的基因。经过23年的实践，我们深刻的体会到，无论何种类型的企业治理都要遵循诚信和责任的理念，都要有利于企业的做实做强做大，都要有利于企业肌体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我想就构建可持续企业治理谈几点体会。第一点科学的治理结构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保障。以产权清晰、责任分明、利益共存为基本特征，以互信、共赢为基本原则，这种治理结构保障了企业的决策的科学性、监督机制的有效性、管理机制的灵活性，分配机制的合理性，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在股东、董事、经理人组成的相互制衡的利益共同体提升企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成为重要基础。股东利益、董事利益、经理人利益在相互作用达到协调，承担不同角色的投资者、经营者各自行使权利，履行责任、分享业绩。

    职业化的经营团队是企业可耻需发展的组织保障。企业的发展战略更需要一个治理管理、更需要质量化的管理团队贯彻和执行。科学的治理结构和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为企业创造一个长期发展的事业平台。一支和谐的事业化管理团队以精诚团结的基本理念为特征，保证企业中长期战略规划执行的有效性，也能够提高企业的灵活应变能力。

    诚信和责任的治理理念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保障。要成为一个拥有远大力量和持续经营的企业就树立诚信和责任的价值导向，并使之成为企业的核心内涵。诚信和责任这一基本的企业观念构建企业治理的基石，否则即使拥有再完善的公司治理完善模式也难免爆出丑闻。诚信和价值理念要求企业关注可持续发展，不但为客户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价值，也为社会创造价值。坦诚的沟通与规范的运作，就是构建一个健康、透明和谐的治理机制的根本基础。纵观发达国家企业发展史，科学企业治理与一个企业的发展历史、公司文化、经营环境、业务特点紧密联系。作为上市公司，中集集团按照上述目标和原则，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治理模式，以推进全球交通运输装备现代化的进程。我们期待更多中国企业能够不断完善企业治理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企业的发展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亚洲的繁荣息息相关，丰富的世界、多彩的亚洲，留给了我们广阔的合作空间，在经济全球化熠熠发展的今天，中国企业更应海纳百川与海内外朋友真诚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我们愿意和大家携起手共同投身到共同繁荣亚洲经济的伟大事业当中去，谢谢大家。

    白礼德：最后一位发言人是美国Sybase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守宗先生。

    程守宗：首先祝贺组委会，祝贺你们这次论坛取得成功，并且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研讨会。在邀请函当中主办方列出三个问题，希望我在发言当中回答这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公司治理机制和企业的表现之间是否有密切关系，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对企业竞争力有好的影响。第二个问题就是亚洲的作用是什么？在公司治理方面，亚洲的位置是什么，以及我有哪些建议，使亚洲公司改善它的公司治理机制。第三个问题在过去几年当中，美国公司非常繁忙，这是因为有安然丑闻发生，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作为美国的公司面临着我们周边的背景，我们必须提高我们公司的治理机制。

    首先公司治理机制是否会给我们带来好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公司治理机制这个问题，有很多组织也在讨论公司治理机制的问题，比如美国的证监会也出台了会计准则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相关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发言人已经讲到过关于公司治理机制是非常好的，而且国际会计准则也是非常好的。要使一个公司有很好的治理机构这个公司的财务绩效就会有好的表现，这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首先是LE指标，最好的公司的LE比例是一般的高9%，还有一个就是净利润，如果好有公司治理机制他们的净利润远远高于平均的净利润，如果我们改善了公司治理是否对公司的绩效带来好的表现，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

    两三年前安然和MCI公司在美国失败了，我们非常关注审计的问题，审计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董事会也要对公司的表现负责，我们看到在董事的赔偿方面也有很多的改进，比如说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前主席，他也说过要加强公司治理机构。我们全世界都在跟踪企业的表现，而且他们对公司治理有不同的解释。

    下面我们看一下亚洲的情况，亚洲的国家以及亚洲的股票交易所，他们都非常关注公司治理机制，他们仿效了美国的做法，不希望出现安然这样的情况。亚洲市场在未来10年当中将不断的发展，我们知道有一个亚洲公司治理协会，他们每年都会发表一些著名的报告。在公司治理机制当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是马来西亚，他们落实了一些审计规则。新加坡表现的也比较好，但是印度是表现最差的一个国家，这是亚洲基本的环境。

    下面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件在发生，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看看最近公司治理机制协会的一个报告，这里介绍了中国公司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的表现，现在有四个领域中国或者其他邻国应该关注，这样才能改善自己公司治理的表现。首先是合规报告的问题以及合规报告的时间性问题，我在香港有很多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在香港有很严格的合规标准，在美国合规标准也是非常严格的。当然信息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提供，那么过时的信息就没有用了，所以必须向监管当局和投资局提供必要的信息，信息披露在安然事件后得到了加强，另外独立董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独立董事需要得到培训，这是中国和其他邻国都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在美国有很多的独立董事的培训，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在学校设立这样的课程，对独立董事进行培训，我想独立董事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股东的权利问题在10年已经提及了，现在我们落实了更多公司治理机制的规则，能够保证股东的权益。另外股票市场负责执行这些规则。

    我们看一些第三个领域就是“斯宾瑟”法案，现在在美国有很多讨论。每一个美国公司大概要花500万美元用于合规报告方面，即使如此有一些公司无法及时提供他们的年报，现在美国有8000个上市公司，其中一半他们的收入不到500万美元，这对回报率会造成什么影响呢？降低到5%吗。我们现在看到审计费用翻了一番，我们花了很多钱进行内部的审计还有外部的审计，带来很多成本。许多人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对于高科技公司有很多合并的事情发生，比如IBM和微软，他们的收入是有限的，为什么他们要花大量的钱进行外部和内部审计呢。

    最后我想和大家说一点，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我们必须遵守这些规定，作为一个国际上的规定，我们想要在美国开发业务，并且在美国上市就必须得到合规的百准。我们需要两年的时间从开始到完全合规才能完成。谢谢大家！

    白礼德：如果听众当中有什么疑问可以提出来。

    提问：我非常愿意回应程先生刚才提到的，合规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成本压力，会降低公司的赢利能力，不知道其他发言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每个季度都要提供报告，这是非常繁重的汇报成本，在发展中国家监管当局所带来的合规标准，每个季度都要提交报表的监管标准是否会给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美国人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一个企业要取得成功，改善每一季度的表现，我们需要20年才能实现。但是他提到另外一点，我们的经济如果能够得到改善的话，如果我们的会计报表的做法能够得到改善，我们的利润就会得到提高，我们必须有严格的会计报表的方法，同时非常必要的是，我们必须遵守一个公司治理机制的原则，这个原则非常重要，能够使人们满足市场对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要求。

    白礼德：关于可持续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提问：昨天周小川行长讲到了公司治理的内容，包括OECD的白皮书，比如亚洲国家，国家的传统和国家文化是和公司治理机制有一定矛盾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是否确实有一个国际标准呢？希望四位发言人评论一下。

    白礼德：我想请伟凯文先生一下，因为他在亚洲和美国都有很多经验。

    伟凯文：我刚才已经讲到过关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国际标准，一些基本原则是这样的，全球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有明确的分工，有信心，有透明度，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原则。前面一个问题已经提到过这些都是高层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遵守这些原则的话，我们就会过多的关注细节，会迷失在细节当中，所以我认为在全球层面上这些原则都是一致的，都是可以适用的，但是如何适用这些原则，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之间是有区别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之间他们的问责制度是不一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上市公司他们如何在世界各地适应这些原则，这关系到他们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问责制度，在日本和瑞典这样的国家和美国的表现是不一致的，所以问责制和在决策过程当中的透明度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化的不同可能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

    最后我想说一点，事实上有一些全资公司中央集中管理可能过渡评价了这种管理的影响。他们可能在发展过程当中，在会计制度上的一些改变最终还是会产生一些积极的效果，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是如此。

    泰斯库：我们都在寻找国际上通行的原则，但是我都这点不是特别乐观，事实上一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就国际会计原则达成共识，不同国家之间都有不同的制度，每个人都在保护他们自己国家的制度。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找到一个统一的体制。

    另外一点，比如说每个股票交易所都有自己的规则，即使在美国纽约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之间就有一些区别，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达成一个全球通行的准则，但是我们最终会走到这一步的，如果不朝这个方向走，可能不符合全球化的规则。说到每个季度的评估，我非常同意大家的意见，因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很不幸我们有点身陷其中了，我们找不到出路，包括在金融市场长期来看大家希望每个时期都有很多的更节，但是对于管理者来说，我们地决是身陷其中。

    提问：我们看到每个季度的评估，在美国CEO和董事长都是同一个人，但是在很多亚洲国家CEO和董事长是分开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评价呢。

    程守宗：我本身就是既是CEO又是董事长。问责制和责任的分别的确是存在的，监管和评估管理主要是由董事长来操作。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想关于公司治理的问题，维持评估的持续性是很重要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GE公司，如果它有一个标准的评估，并且持续下去的话，那么情况可能会不同，大家可能会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公司治理的典范。

    白礼德：麦先生我知道你们在过去20年当中把一个国内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公司，你们认为在这方面你们的公司经历了什么大的变化呢？

    麦伯良：中集是CEO和董事长是分开的，目前全世界还没有绝对最好的治理机构和治理模式，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它会随着你所处的环境、政治、经济还有社会的结构而逐步变化。我是赞同有一些标准全世界应该是统一的，责任、诚信、透明这些标准必须统一。以中集经验来看，我们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管理层的责任都是有具体规则的，我们都是互相尊重，按照规则去做。再有一点，我刚刚说到职业化团队也是很重要，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很多企业一股独大的时候会把公司里面的钱挪用了，如果有了职业化的团队就会按照有关规则运行，而不是大股东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有了规则，规则不允许，谁也不能做。

    提问：如果使在亚洲和美国上市的公司如何找到出路维持他们的上市公司地位。

    泰斯库：大家很清楚在欧洲有一些公司在寻找一些可能性，解决他们上市公司的地位，我想总会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我认为在未来一年这些公司可能会调整自己的位置面对现实。我不认为有人会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寻求到合适的方法或者法律法规来遵循一个公司必须自己找到自己如何适应环境的方法，我想在提升公司治理结构的同时，我们也要更好的遵守法规，在美国和欧洲就是这样，不知道亚洲是什么样的情况，在欧洲我们这个公司能够进行自我治理，自我控制。

    白礼德：在美国有一些法律的确是非常严格，可能合规的成本的确是非常高，因为法律的问题，对于美国运营的公司来说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们会面临这些问题。

    提问：提到公司治理的规则，菲曼说这些原则在95年就有人提出来，当然这不是通行的规则，这是关于合规和法规。很多亚洲公司都希望遵循“安格鲁萨宾斯”的标准，那么这些公司就必须去纽约上市，并不是认为他们的决定更加正确，或者是别的情况，而是他们认为必须要遵守这些规则，在印度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我想问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出一些方法统一我们的想法，统一我们的概念，对于亚洲来说符合我们成本效率最大化的原则，找到一种方法进行调整。如果我们同意，我们要不要就这些原则进行谈判，进行讨论，对这些原则有没有争议，因为这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我们要上市的话，我们要符合这些规则，如果是私有公司，我们推荐这些公司能够遵循规则，在一些地区可能有自己独特的要求，比如在美国就是如此。

    泰斯库：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其实那些会计标准也好，准则也好，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都有一套公认的准则。其实市场也好、消费者也好他们才是最终的裁判，如果公司治理不善的话你怎么能够吸引到投资者吗，消费者接触到网络都知道你们公司很糟糕就不会买你的产品了，一切是顺其自然，会找到解决办法的，不要搞的太复杂了。

    提问：既然建立企业的治理结构这个问题这么重要，而且国际上在共性方面也有一定标准，为什么中国在建立治理结构方面有这么多障碍，请问麦先生、程先生你们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障碍有哪些、如何解决？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参加或者不参加董事会的利弊是什么？

    白礼德：其实大家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程守宗：我觉得在中国甚至在亚洲来说，家族企业这个概念或者是国有企业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家族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很能够决定，你能不能快速的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构，比如私有制，私有制当然是非常简单的概念，比如说在私有公司，我们知道就没有什么少数股东可言，所以首先要看一个企业的所有制度。又比如说在美国和欧洲，为什么他们对“萨澳”法案达成一致意见呢？就是因为那些企业都要获得资金。企业如果想获得资金，所以他们必须遵守遵循公司治理的原则。我说一个企业一定要有问责制，这对于上市公司是必不可少的。最近美国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就是一些上市企业的独立董事，现在要为公司的决策担负起个人的责任，在美国最近还有一些很有名的案例，不管怎么样说，现在在美国董事会的成员都要实行问责制，承担自己的责任。

    白礼德：我记得上一周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你写的有关承担问责制的。

    麦伯良：我觉得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大家在企业治理结构的观念上要达成共识，现在是共识不够这样一个阶段。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中国现在很多企业，先要做实，不要做太多虚假的东西，做实才能做强，然后才能做大，所以大家还是在一些观念、理念方面，要树立比较健康、科学的治理机构还是任重道远。

    我的第二个看法认为管理层和董事会是不同的责任主题，所以管理层占董事会的比例应该是越少越好。但是情况也不一样，但是管理层在董事会里面有一小部分的重叠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刚才谈到效率、成本的问题。我们董事会七个人是不上班，有三个独立董事，就我一个董事在里面，这样我的责任就变成比较重，现在有一些规则还是要董事负责，不在这里上班，他要了解这个公司很深就很困难。所以重叠一点也是有好处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白礼德：伟凯文先生不知道你有没有补充意见呢。伟凯文先生你能不能说一说在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五六十年前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又是什么样的？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先当时的卡耐基标准比有什么变化了呢？

    伟凯文：谢谢你。如果去到美国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技术，有多少进入障碍和成本都是要考虑的。短期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这都是微观上的东西，还要关注宏观的问题，比如这些年来美国监管制度的变化，比如说现在对于上市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的准则都在不断变化，而且变的越来越细，这意味着上市公司要做很多具体的准备工作。很多时候要看监管制度的变化，以及监管层有没有足够的技术与方法控制住那些金融指标，所以不能说一个企业技术怎么样。

    说到“萨宾斯”法案，很显然因为有了这个法案成规会上升了，但是肯定会是有好处的，对于任何企业来说你要上市都要分析好成本效益比。而且任何企业想获得资金不一定只有上市这一条路，还有很多在国际上筹资的方法，比如有美林这样的投资银行，不一定到美国上市那些亚洲企业才能找到资金的来源。

    即使公司不上市，世界上还有很多私人资本，这些私人资本也是很愿意投资的，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私人资本也在寻找投资机会，现在公司上市成本上升了，很多人觉得不能上市了就寻找私人资本吧。所以我觉得一家企业想筹资的话应该考虑所有的途径和方式，最后你发现筹资的渠道很多，你应该选择最适合你的，最具有成本效益的，而且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我相信监管机制也会发生变化。正如美国市场的经验所展示的那样，各种各样的成本效益比都会发生变化，美国有一些法律法规是专门针对上市的外国企业，包括对欧洲和亚洲的企业，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美国总是有一种愿望，就是希望全世界的有志于到美国的企业经商。

    白礼德：对于他们的讲话以及他们的问答，大家可以很好的思考一下，确实公司治理往往涉及到独立性、公正性、客观性这样的标准，不管是美国系统还是欧洲的做法，还是亚洲的体系，对于刚才各位嘉宾的发言应该很好的综合起来看，中国确实要找到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的方法，有中国特色问责制的方法，这样可能就会有美国模式、亚洲模式，不久的将来这几种模式还会整合趋向成单一的模式。

    谢谢各位亲爱的嘉宾，接下来请龙永图秘书长。

    龙永图：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们今天的讨论是非常成功，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这几位嘉宾。我们这一次有关公司治理讨论嘉宾的阵容是最好的，大家知道中国企业不像以前那样了，以前讲速度现在更讲质量与效益，而且所有中国的企业也都从铺摊子数量的扩张转向了高质量的有效率的扩张，为此公司治理就成了核心话题，是中国经济的热门话题。我认为公司治理会是一个永久的主题，不管是对博鳌论坛来说还是其他来说，今天这一场讨论是一个开端，我非常感谢嘉宾们为我们论坛献计献策。在昨天和今天我们听到了来自八个国家的领导人的精彩发言，他们的到来为我们增添了光彩，与此同时我在这里要强调，我们来自工商界的朋友也带来了同样的有价值的贡献，所以我要代表博鳌亚洲论坛也代表观众，再度对这几位优秀的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还要非常感谢美林公司的赞助，我们知道美林是世界上领先的投资银行之一。美林公司其实协助了很多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美林公司也帮助了很多中国国有企业建立一种公司治理的结构，而且是符合国际标准的治理结构，美林公司确实为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对伟凯文董事长表示我深深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