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农牧业上市公司投资活动回顾（下篇）——饲料企业引领的四百亿养猪时代

　　六、养殖类投资：养猪北上，饲企领航

　　（一）养猪类投资

　　2016年，农牧业上市公司的养殖类投资项目呈现井喷态势。养殖类投资额合计达到490.73亿元，与2015年的49.57亿元相比，投资规模上涨了约9倍！

　　这井喷的动力又主要来自于养猪类投资的爆发，投资额度与项目个数大增，覆盖区域扩大。2016年，养猪类项目投资合计414.43亿元，约占养殖类投资额的84.45%，相比2015年也上涨了9.2倍。153个养猪项目覆盖了国内22个省份及海外的越南，而2015年共有38个养猪项目覆盖了国内15个省份，2014年则只有22个养猪项目覆盖了国内12个省份及海外的法国。而根据部分公布的产能信息汇总，这些项目完全投产后，每年将贡献超过2,700万头的出栏生猪。

　　尽管项目数、投资额及产能的骤增看上去有些“疯狂”，并且这些巨额投资都发生在这一轮猪价开始上涨之后，让不少投资者疑虑是否“踩错了时点”，但从农牧企业自身长期经营的角度看，结论可能并非如此简单。随着限制性环保政策持续加码、养猪群体老化、规模化程度快速提升、养猪资源稀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企业在今天布局养猪业务如果慢一步，将很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全面陷入被动。也许日后回顾起来，2016年这些养猪投资的顺利实施与建设，将成为决定未来中国企业养猪格局和位序的关键一年。

　　从区域看，养猪北上态势明显。在按投资额占比排序的前十个省份中，南北方省份恰好各有5个，但北方五省（内蒙古、河南、黑龙江、山东、河北）的投资额占比合计达到了59%，南方五省（安徽、湖南、广西、湖北、四川）的投资额占比合计只有27%，还比不上北方第一的内蒙古所占的31%。而这种区域转移的趋势，也与农业部2015年底发布的《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以及2016年上半年发布的《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的四类分区划分基本一致。还需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在上篇已经提到过的“饲料南下”与“养猪北上”的反差。“饲料南下”其实只是纯饲料类投资的南下，并不意味着饲料总体的南下。北方之所以再很少见到纯饲料类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企业的“养猪北上”项目自带了内部饲料配套。即使按照目前部分公布的2,700万头生猪计算，这些项目完全投产后，每年也将在北方市场带来约900多万吨的猪料增量。但这些增量中的大部分可能是由投资企业自给自足，少部分才释放给市场上的单纯饲料企业。这一点变化是值得后者格外注意的。

　　从养殖模式看，“公司+农户/家庭农场”模式占主流。在前两年的回顾中，我们在养殖类投资这一大类下就已经把猪育种与商品猪养殖做了区分。由于2016年养猪类项目非常多，使我们有足够的数据再来细分一下商品猪养殖的不同模式。其中，“公司+农户/家庭农场”模式的投资额合计约327.41亿元，占养猪类投资的79.00%，根据公布的产能数据，该模式下生猪出栏规模合计超过2,266万头。“全程自繁自养”模式的投资额合计约64.49亿元，占养猪类投资的15.56%，根据公布的产能数据，该模式下生猪出栏规模合计超过402万头。“租赁/托管”等其他模式的投资合计约2.25亿元，约占养猪类投资的0.54%。此外，一些过去就相对专注于种猪繁育环节的企业如大北农、唐人神、金新农等，在2016年仍在继续加强种猪领域的布局，合计投资20.28亿元，约占养猪类投资的4.89%。可以看出，“公司+农户/家庭农场”模式是当前农牧企业参与养猪的主流。一方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经验，相对轻资产的“公司+农户/家庭农场”模式更容易实现规模扩张，也自然会在养猪产量贡献上占据更大比例；另一方面，这种比例也与本轮养猪投资的主导企业类型有关。

　　从投资企业类型看，2016年的养猪投资是由饲料企业在主导。在2015年，养猪投资还是由养殖企业在唱主角的，饲料企业与养殖企业各自贡献的投资额占比分别是35%和50%。到了2016年，形势陡然逆转，养猪类投资几乎成了饲料企业的专场，饲料企业与养殖企业各自贡献的投资额占比变成了83%和16%。从单个企业层面看也是如此，在养猪类投资中按投资额排名前五位的企业，有四家都是饲料企业（大北农、新希望、天邦股份、金新农），只有一家养殖企业牧原股份。此种局面，已经不能说是养殖企业走得太慢，他们在2016年的养猪投资额也有2倍以上的增长；只能说是饲料企业跑得太快，他们在2016年的养猪投资额增长了2,200倍以上。所以，理解这种变化的原因更多还应从饲料企业的角度来看。

　　在2016年养猪类投资额排名第一的大北农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2016年以前，大北农即使有投资涉足养猪，也只是专注于种猪领域的布局；同时还通过参股各区域较大规模的自繁自养猪场，采取提供金融扶持、猪场财务管理和互联网服务，以及设立生猪交易平台等方式，间接掌控商品猪养殖，这样的上下游“合围”不可谓不严密。但在2016年，大北农在多地开始通过生猪放养、合作租赁等方式直接参与到商品猪养殖之中，并积极争取各地政府的精准扶贫项目，其在商品猪养殖业务的布局明显加速，特别是在内蒙古乌兰察投资的年出栏600万头养猪一体化项目，总投资额高达120亿元，成为本年度养猪投资最大手笔。从前几年的种猪繁育、金融与信息服务、生猪交易，到2016年的生猪放养，这种转变的动因，我们认为除了直接的养猪收益之外，更多的还在于后者相比前者能对养殖环节的饲料需求形成更强有力的掌控。

　　饲料企业主导养猪投资，也极大地促进了“公司+农户/家庭农场”成为主流养殖模式。在饲料企业的养猪投资中，“公司+农户/家庭农场”项目的投资额占到了86%，“自繁自养”项目的投资额仅占9%；而在养殖企业的养猪投资中，这两个占比分别为48%和52%。这进一步表明，相比在从育种到育肥的完整养猪环节上获取收益，饲料企业可能更在意让育肥环节更快地扩张规模来与自己的猪料业务形成更好的结合。

　　注：因部分企业的部分项目没有对外公告生猪出栏规模，因此图中生猪出栏量为不完全统计。

表10 “公司+农户/家庭农场”模式养猪项目投资情况

　　表11 自繁自养模式养猪项目投资情况

　　表12 租赁等其他模式养猪项目投资情况

　　表13 种猪繁育类养猪项目投资情况

　　（二）其他养殖类投资

　　2016年农牧业上市公司在禽类、水产、及肉牛养殖领域的投资也大幅增加。即使扣除掉通威股份多个“渔光一体”项目上的56.40亿元投资（因为严格意义上这些项目更偏光伏业务而非水产养殖），在上述养殖领域的投资额合计也达到19.90亿元，约为2015年投资额的2.5倍。相比之下，2015年的非猪类养殖投资比2014年甚至还同比有所下降。所以，对于非猪类养殖投资而言，2016年也算是一个爆发之年。

　　在禽养殖投资方面，更多还是养殖企业在主导。华英农业以6.59亿元、仙坛股份以5.25亿元的投资额分别排在前两位。但饲料企业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希望以3亿元、禾丰牧业以2.5亿元的投资额紧随其后。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一直以猪料闻名的大北农，在2016年也有合计1亿元的资金分别投向了蛋鸡养殖和鱼苗养殖领域。看起来，在非猪类养殖中，饲料企业与养殖企业的错位竞争仍将继续上演。

　　肉牛养殖在2015年火热了一阵之后，在2016年却有所遇冷。尽管有福成五丰继续在其澳大利亚的项目上追加投资，但投资额相比2015年已经有所下降。国内的肉牛养殖投资则更为凄凉，不仅没有任何新增投资，连2015年在国内收购多个肉牛养殖场的上海梅林，也于2016年12月把这些肉牛场股权转让给兄弟企业上海牛奶集团，交易完成后，作为上市公司的上海梅林将不再在国内从事肉牛养殖业务。原因很明显，一方面肉牛养殖的国内外成本差远比养猪、养禽的成本差更大，另一方面国内牛肉消费量也远不及猪肉、禽肉消费量。对于中国农牧企业而言，牛肉产业投资在很长时间里可能还是应以国外养殖为主。

　　表14 其他养殖类项目投资情况

　　七、国际化投资：参与者与项目数稳定，投资额下降

　　2016年农牧业上市公司的国际化投资总体而言是收缩的。参与者与项目数与2015年一样，都是6家，13个项目也仅比2015年多出2个，但29.76亿元的合计投资额，相比2015年却下降了约18%。尽管在2016年存在人民币贬值、汇率震荡、外汇管制等抑制对外投资的因素，但如果对比中国整体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度同比增长53.7%（按人民币计）的情况，我们认为2016年农牧业上市公司国际化投资的减少，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对国内外市场做出的一种阶段性取舍——相比到海外去探索陌生市场，企业更愿意把钱花在争夺国内养殖市场份额上面。

　　从海外投资区域看，印尼是唯一一个最近三年都有投资的国家。此外，近三年来中国农牧业上市公司对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和埃及的投资也相对集中。印尼在东南亚GDP与人口都是第一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是全球肉牛与奶牛养殖最发达的区域，美国的资源、市场与技术优势更不用多废话，埃及在非洲GDP与人口都是第二大。归根结底，还是市场说了算。国际化投资并不是一种需要赶的时髦，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都是企业市场组合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应该通盘比较与选择在哪个时点应该进入或强化哪个市场，这样才能实现健康持续的增长。

　　表15 海外项目投资情况

　　总结：站在四百亿风口，饲料企业第二次改变历史的时刻已经到来

　　毫无疑问，2016年是属于中国生猪养殖业的一年。这一年，温氏股份以约120亿元的净利润笑傲创业板；这一年，牧原和雏鹰的生猪销量同比增速超过了50%，正邦和天邦的同比增速也在40%左右；这一年，155个生猪养殖类投资项目对外公告，投资额超过400亿元。与此同时，单纯的饲料类投资却在迅速萎缩。饲料企业没有守着自己的主业，却大举投入340多亿元养猪，占了养猪总投资的83%以上。是饲料企业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吗？是饲料企业在“不务正业”吗？或许还不能轻易下此结论。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中国饲料行业近40年来在整个中国肉食供应体系里的角色转变，让历史告诉未来。

　　1979年，泰国正大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也把现代化饲料生产和白羽肉鸡养殖的理念与模式带入国内。随后，中国民营饲料企业从模仿正大开始快速成长壮大。有了工业化饲料量产作为保障，各种畜禽的规模化、专业化养殖也得以迅速发展，中国各种肉类产量开始加速增长，国人的肉类消费渐渐从稀缺到充足。因此，可以说是中国饲料企业改变了中国肉食供应的历史。

　　在这一过程中，以白羽肉鸡、肉鸭为代表的禽养殖，由于养殖周期短、料肉比低、固定资产投入和养殖技术难度也较低，在规模化、专业化的道路上更早、更快地发展起来，并与饲料企业紧密结合，形成了许多“饲料-养禽-屠宰”的产业链或一体化企业。相比之下，生猪养殖由于周期长、料肉比高、固定资产投入和养殖技术难度也较高，在很长时间里都以传统小农经营为主，规模化、专业化的进度落后于禽养殖。但在此时，单靠着市场料的增长、禽产业的进步，饲料行业仍然能保持着高速增长，所以谁也不会太多关注饲料与养猪的结合。

　　多年的高速增长推动着中国饲料产量在2011年一举跃升为全球第一，但同时也造成了产能严重过剩与市场供过于求，在2013年出现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首次产量下滑，随后几年也都只有很低迷的增长，饲料行业也承受着巨大的盈利压力。如果只是简单数字上的产能过剩、供过于求，那似乎压缩产能、减少产量就能解决的。但我们听到行业里的声音，还包括“养殖户都被经销商把控”“我们的能力已不足以服务大型养殖户”“有经验的养殖户更愿意买预混料或浓缩料来自己配”“环保禁养让我们损失了很多养殖户”这样一些问题。似乎，饲料的问题也不能只站在饲料范围内来看。

　　对于这样的问题，著名的管理学家，动态能力理论的创始人大卫•蒂斯就曾指出：企业要想从技术创新中获得经济效益，必须拥有能够将创新引入市场的额外资产。创新的商业化需要创新的专业知识与其他能力或资产一起使用——这样的资产，蒂斯称其为“互补性资产”。

　　站在行业的角度看，工业饲料作为一种并不算新的技术创新，只有当其完全与规模化、专业化养殖相结合，才算是真正发挥了它的经济效益。对于饲料企业而言，种畜禽、动保兽药、技术与金融服务都算是互补性资产，但养殖本身无疑也是重要的互补性资产。近几年，当饲料行业增长陷入停滞的同时，中国生猪养殖业的各种条件，如劳动力成本、养殖群体心理、政策、资源、资本、管理水平等等，已经渐渐成熟。雏鹰、牧原、温氏等大型养猪企业的先后上市，也表明规模化、专业化的生猪养殖已经得到了挑剔的资本市场的认可。最终，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飙升的猪价完成了临门一脚，促使众多饲料企业下定决心在生猪养殖行业“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于是就催生了2016年这超过400亿的养猪投资。

　　因此，让我们不要再纠结饲料企业的“好日子”或“不务正业”。饲料企业在2016年大举进军养猪，既有外部天时地利的催动，也是自身为了寻求工业饲料的价值最大化，而与下游互补性资产的主动结合。这也将是饲料企业第二次改变中国肉食供应历史的时刻。所以，尽管习惯于短期导向的资本市场，由于担心短时间大举投入导致供求逆转、猪价下跌，而对2016年才大举投资养猪的上市公司不再青睐。但对企业自身长期发展负责的经营者们，为了在未来中国企业养猪格局和位序中争夺优势地位，仍然坚定不移地大步向前。

　　作者：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王晓悦 白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