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民仆：2014年养猪业面临四大挑战

　　对很多生猪规模化养殖企业来说，2014年充满了危机，而他们还不自知。

　　2011年，中国生猪规模化养殖如火如荼，猪价持续飙升达到了一个最高点。那是生猪养殖十分景气的一年。从2012年开始，市场行情开始持续走低。记者第一次采访姚民仆先生时，他提出，规模化养殖最大的阻碍就是物流瓶颈，高昂的物流成本严重制约了全产业链全国性布局的速度。在北京长安大厦正大中国区总部，再次面对记者，姚民仆感叹2013年行业的煎熬。他坚持生猪规模化养殖趋势不可逆，并坦言2014年不会比过去的一年更差，但也未见得更好多少。特别是对很多生猪规模化养殖企业来说，2014年充满了危机，而他们还不自知。言语中，他对新的一年充满了不乐观。

　　记者：2013年无论家禽还是生猪养殖都面临较大损失。随着环境和土地等因素的制约，规模化生猪养殖是否开始减速?

　　姚民仆：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发展是否减速，要从整体的大环境去看。的确，现在行业处于煎熬期，质疑的声音会出现。总体来说，2013年生猪养殖比肉鸡养殖要好一些。中国目前风险最大的是肉鸡养殖。肉鸡市场是无序竞争，没有全局的统筹规划，各自为战，比较盲目，所以产能严重过剩。2013年，肉种鸡进口了15万套，比过去增加了4万套，就是说增加了30%的量，生猪存栏的情况没有这么严重。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中国肉类产量的整体规模已经连续23年世界第一。2012年肉类产量是8384万吨。禽蛋大约是2861万吨，连续28年世界第一。所以，根据国内发展趋势，再结合国际上的一些规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未来中国的动物农业有5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一是人均口粮下降和肉类消费比例增长不可逆。动物农业是养殖业的一个新叫法，和种植业相对应。可以很明显看出，1978年，中国人均的粮食消费是225公斤，2009年下降到139公斤。人均肉类消费则从1978年的1.2公斤增长到2009年的26.6公斤。

　　二是规模化养殖是畜牧业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这个趋势在中国也是不可逆的，虽然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出现了很多挑战。

　　三是生态绿色的有机畜产品需求不断增强。国外已经越来越重视有机畜产品的研发生产。欧盟2007年开始就投入2.27亿欧元专门研发有机养殖。有机畜牧业及其产品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四是畜牧业产业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从世界畜牧业发展历史和各国发展情况看，从生产到加工销售相结合是共同趋势，这样可以有效解决农户小规模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最后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就是发展低碳畜牧业。目前，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是畜牧业养殖面临的最大挑战。2006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8%。发展低碳经济是人类的一个共识。

　　记者：生猪规模化养殖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生猪养殖行情并不乐观，您觉得这个局面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

　　姚民仆：2013年可谓困难重重，无论生猪还是家禽业都备受煎熬。“药残鸡”、“速生鸡”、“H7N9流感”、“黄浦江漂流病死猪”、日益恶化的环境等等，这些都是造成当前市场低迷的助推剂，但也都不是最要害的问题。

　　最要害的是供求关系。当市场的供应量远大于需求，一定会造成价格在低谷徘徊，尤其是在全球经济遭受重创还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目前，欧洲经济已经走出低谷正在复苏，美国经济也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而中国恰恰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经济增长有四个驱动要素：劳动力成本的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中国正处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阶段。

　　具体到生猪市场周期，应该是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消费结构主要是城乡接合部的消费趋大，但整体需求在减少。产能过剩，农民工回流，城市肉类的消费就减少了，另外，中央限制公款消费也对终端消费起到了抑制作用。所以，供求影响消费，这才是根本，那些食品安全事件只是表象。这些因素也将影响2014年畜产品的价格走势。我个人判断，今年不会比2013年差，但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尤其是肉鸡价格，风险很大。

　　记者：虽然目前生猪市场处于低谷，但不少生猪产业的龙头企业并没有放缓扩张的步伐。2013 年，包括双汇国际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等事件，是否也是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必然化的一个阶段性标志?

　　姚民仆：没错，这恰恰印证了我前面提到的五个不可逆转。双汇国际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就是一个具体体现。

　　其实，通过生猪行业一年多的动态，不难发现两个趋势及变化。其一就是高端产品的出现引发关注。品牌猪肉、生态猪肉等举着高端概念的猪肉开始更多地切入市场。目前，高端猪肉的市场销售还不成熟，但未来一定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消费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端猪肉的市场拓展，国人的消费习惯是喜欢吃新鲜猪肉，所以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北方是产粮大省而不是养殖大省。但养殖基地靠近消费市场也来了很多问题，随着规模化养殖的密集带来一系列土地环境恶化等因素，也将迫使我们在猪肉的消费结构上要做更多的改变。第二个趋势就是大手笔的资本运作和资源整合更加频繁。双汇收购了史密斯菲尔德，新希望早在几年前就并购了山东六和，致力于打通全产业链。正大在资本运作上也不遑多让。我们斥资 95 亿美元进驻平安保险，又投入 65 亿美元购买荷兰万客隆，主要就是从通路上进行考量。这些都会加速推动未来中国生猪产业格局的改变。双汇收购可能带来的变化之一是，低成本的美国猪肉会不会给中国市场带来影响?我认为一定会有影响。所谓低成本的概念就是，美国人不吃的部分投入到中国市场会卖出好价钱。因为猪头、猪蹄等部位是利润率较高的一部分，这一定会给中国同行业带来冲击，但这是好事情。

　　记者：养殖环境的制约，龙头企业全产业链整合的加速，是否会加速消费者转向冷鲜肉消费?

　　姚民仆：这个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目前，全国3561 家屠宰加工企业的销售总额是 1 万亿元，利润总额560 亿元。在这 1 万亿元中，双汇、雨润、大众食品等龙头企业只占 8% 多。相比之下，美国的大企业可占 50% 多的份额，荷兰是 74%，丹麦能达到 80%。由几家龙头企业主导，并达到国外先进国家的市场份额，还有很大的市场增长空间。我只能说，扶持并发展规模化龙头企业全产业链的发展是个大趋势，但在目前这个阶段，由于疾病及外部环境等多重风险，规模化企业也面临生存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全民养猪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记者：您的言外之意是 2014 年生猪养殖企业将面对的最大风险和最严峻考验是疾病风险和环境污染?

　　姚民仆：数量庞大的中小散户暂且不说，很多规模化猪场面临着生存危机，而他们自身却还没有更多地意识到。对规模化猪场而言，环保要求、粪污处理成本非常高。目前，中国 80% 的规模化猪场都没有达到基本的粪污排放标准，这恰恰是非常致命的。今年元旦开始施行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对规模化养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深了行业的挑战。

　　在中国养猪，其实主要是管人，必须重视管理。在整个生猪产业链里，“养”是最难的，最重要的“管理”，最关键的是”责任制”，而最致命的是疾病。生猪饲养环节，无非就是品种、营养、环境、管理这四个方面。其中，中国在生猪疫病的控制方面相当有问题。其实，参照 20 多年来生猪的市场价格，如果疫病控制得好，不应该会出现亏损。现在最关键的损失就体现在能繁母猪的疫病风险上。目前，中国平均断奶仔猪数是 16 头，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 20 几头的水平。产仔量低，加上育活率低，这使得养猪的成本大大增加。可以说，目前中国生猪养殖的疫病风险远大于市场风险。

　　那么，2014 年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疫病?有可能。随着养殖密度的不断增加，发生新疫病的风险也同时增加了，并严重危害到了公共卫生安全。其中，蓝耳病会不会大面积暴发，最让人担心。

　　记者：看来 2014 年，规模化企业要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到污染治理和疫病防控上来。

　　姚民仆：生猪养殖规模化的前景看好，但在这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前进是很痛苦的。这个周期至少要 5 年，整个过程还要有大量的资本投入。

　　污染治理方面，没有任何捷径，必须按照标准化生产，达到污染治理的要求。这个投入不可省。疫病防控也必须标准化，按照发达国家的养猪管理经验，不断缩小差距，疫病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小。从目前情况看，2014 年饲料业、动保业和养殖业之间的配合速度将会加快，生猪养殖标准化的程度将会明显提高。在美国，2 个人可以管理两万头猪，靠的就是高度专业化的精细分工。例如，小猪运输、打防疫针、猪场清洗等环节，他们都有专门的一套队伍。养猪的关键是前期管理要做好，今后中国也将走合作组织这条道路。合作组织不同于现在的合作社概念，它是按照养殖环节所形成的专业化的合作组织。合作组织的专业化可以精细到有一支专业熟练的抓鸡队伍。国外有许多专业化的公司，这些专业化的队伍是独立的。只有这样，养殖管理才能实现最大化的高效。

　　记者：您认为 2014 年生猪养殖企业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姚民仆：2014 年，生猪养殖业将面临几个明显的挑战。其中，农村劳动力的短缺更加明显。而转型的内外部因素日益复杂，包括环保压力、土地流转压力都将困扰生猪养殖企业。

　　挑战之一是，猪养了以后市场在哪里?市场压力不言而喻。如果没有成熟的专业化组织，没有形成主流的“基地+ 终端”模式，那么广大的中小生猪养殖者仍将承担最大的市场风险。如果能加快实现“公司 + 农户”及“基地 + 终端”的全覆盖，市场风险就能相应化解。

　　其次是饲料粮的短缺，这也对动物农业形成了很大的挑战，特别是豆粕和鱼粉。现在我们的进口量已经超过了 70%，到 2020 年，饲料粮占粮食的总比重将达到45%~50%。

　　第三个挑战是资金，从事生猪养殖需要大规模资金。按照有关规定，畜牧业用地资金没有贷款的渠道，而农村集体土地上的附作物不能用作抵押贷款。贷款门槛高，导致规模化产业链的扩张所带来的资金压力更大。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重大的动物疫病风险。当前我们每年由疫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250 亿元。

　　记者：众多挑战中，生态环境的制约是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国外有没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姚民仆：生态环境对畜牧业的制约日益突出，这是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国遭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目前，国际上已经对集约化养猪进行限制。中国台湾地区是以提高税制来限制，而欧盟采取的方法是鼓励养殖用地和种植用地相结合。也就是说，养殖规模的大小，取决于你的种植业规模有多大。这个方法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例如，养 300 头猪，那么直接浇肥完全消化掉需要 600 亩土地，那就按这个种植土地的规模来申报养猪头数。所以，未来畜牧业发展可能需要统筹兼顾，可以借鉴欧洲国家的这些做法，在畜产品的数量安全、质量安全、产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 5 个方面进行统筹兼顾。只有这样，这个产业才能健康发展。

　　记者：针对内外环境的挑战，生猪养殖业可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和适应?

　　姚民仆：我觉得有几个方面需要明确改进。首先，推进畜牧业养殖方式的转变，在规模化养殖为主体的前提下，应该发展畜牧小区，促进散养户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减少散养。在养殖过程中，要促进经营管理制度的改进，并用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的装备提升畜牧业水平。对专业户一定要强制推进畜禽标准化生产，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

　　其次，要在市场主体上，变成新兴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品牌建设为核心，扶持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生产水平高的龙头企业，而不是鼓励散户去饲养。

　　第三，要引导规范专业的合作社的组织化发展，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合作组织的内涵。按照“民管，民受益”的原则，连带把畜牧兽医站、批发市场组织起来。目前，广东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良好的经验。

　　第四，构建和完善监管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做到了以上几点，我估计未来几年，中国的肉类消费还会持续增长，其中农村消费市场将会持续扩大。现在每年有近千万的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每年可增加 120 万 ~150万吨的肉类消费。目前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人均肉类消费量，将是我们 5 年以后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