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卫东：“别像SARS那样受气了”

     　我们之所以国庆站那么多人，走那么整齐，不就是让别人看，我行，我行，我行。对不对？而我们作为高科技企业，就是要用我们的科技，用我们的结果，去向世界宣称，我们行。

    美国3亿人口人家要6亿支疫苗，一人两支保护，这才是实力。而在中国，我们所有能生产甲流疫苗的企业加起来的产量也远远覆盖不了中国13亿人口。产量太少了嘛！仅仅第一是不够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中国疫苗产业到了一个转型期。这个转型体现在公众从来没有如此空前地认识到疫苗对疾病的作用。

    6年前的那场疫情至今让人心有余悸。源于中国的SARS病毒感染了世界，5327人被确定为SARS或疑似患者，349人因此死亡。

    6年之后，发端于墨西哥、美国的甲型H1N1流感来袭，中国与其它国家一起，成了“受害者”。但这一次，中国政府和企业表现出了让世界震惊的力量：9月3日，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盼尔来福．1”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颁发的药品批准文号，成为全球首支获得生产批号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

    从6月8日获得WHO疫苗生产毒株，到9月2日获得生产批准，北京科兴只用了短短的87天。

    消息传出，这家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大涨。一个多月后，总经理尹卫东前往美国，一周时间，八十多个机构投资者蜂拥而来，他们尊重的目光，投资的冲动令他吃惊。“其实我们应该感谢SARS，”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尹卫东说，“正是SARS教育了政府，教育了行业，教育了公众，大家才开始对传染病应急方面做出了比较大的投入。”

    在与甲流疫情赛跑的比赛中，这家填补了中国甲肝疫苗、甲乙肝联合疫苗、SARS灭活疫苗、人用禽流感疫苗空白的中关村企业，无意中抢到了第一的位置，并因此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们率先提出，甲流疫苗只用打一针，并且不用加佐剂，就能达到保护效果。这得到WHO的肯定，并成为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然而，这并没有给尹带来过多的骄傲。摆在中国疫苗生产者面前的，是一个严峻的现实：疫苗极其短缺。而这背后，则是整个产业的弱势。“在甲型流感上，甚至在流感的大流行这个问题上，中国依然任重而道远。”尹说。

    为什么能拿全球第一？

    南方周末：据我们所知，也就是在SARS、禽流感期间，中国企业，也就是你们北京科兴，才第一次在《柳叶刀》这样的国际权威临床杂志上发表论文。这次在面对一场在西方国家大规模流行的甲流疫情时，又是北京科兴，率先拿出了甲流疫苗的结果：打一针，而不是像禽流感疫苗那样的两针，不加佐剂，就有保护效果。而且这个结果得到业界普遍认可。这是不是可以说，在疫苗研发和临床这个领域，第一次展示了中国力量？

    尹卫东：SARS流行期间我就很生气。一百多个国家向我们关闭国门，中国人不许出去，被限制旅游。国家元首出访要先宣布自我隔离几天然后坐飞机走，这不是荣耀的事儿。那个时候我就想，这要是疫区在别处，而我们国家有疫苗，接种了疫苗我就可以去那儿了。这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个实力问题。大国地位不就是这样扮演的吗？

    中国政府承诺要“以人为本”。流感大流行咱们靠什么？最初靠围追堵截，来了就隔离。我们的同胞从美国回来没法见父母妻儿，要隔离他，这牺牲了多少人性化的东西，牺牲了多少人民生活中应该享受的自由和快乐！为什么？为了减缓传播，为了保护更多的人，我们的海关、卫生检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冒了最大的风险，那些被隔离的人住到酒店里，吃着方便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后面都是巨大的社会成本。为此我们一定要快点把甲流疫苗研发出来，早一天出来就可以早一天释放和减少这个压力啊。

    还有，我们的60年国庆是13亿人的大事，我们的人民多希望有一个祥和的环境。

    全球第一意味着什么？SARS时我们传给别的国家，别人关起国门来不让我们进；甲流来了，传得我们哪儿都是。我们赶紧关，你就挤兑我们，说我们关得严。管你呢，我们知道我13亿人缺什么少什么，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怕！那这是政府的力量，百姓的配合，当然更重要的还有更好的科技来支撑。

    南方周末：中国的生物医药科技总体比西方还是要落后，为什么这一次在甲流疫苗的研制方面中国可以领先？

    尹卫东：他们政府的行政效率不如我们的高，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次做甲流疫苗，我个人的感受是，政府、企业、专家从来没有过像这一次有这么高的共识。上到总理、部长，下到每一个研究人员、每一个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大家都是一致的。

    你比如，疫苗生产出来了后要进行检定，通常是企业自检合格后才送到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检定，但这次实行平行检定。就是说，疫苗生产出来后企业自检与中检所的检定同步进行。

    本来我检完了，他再检，正常情况下，至少要35个工作日才能出结果。现在同时出结果，节约了大量时间。

    还有，每一个环节和下一个环节都做到无缝衔接。毒株到首都机场按照正常情况下出关要两三天时间。但这次毒株什么时候到，部长们都知道，国家应对甲型H1N1流感联防联控保障组都提前协调好了。下午1：40抵达机场，晚上8点就用最快速度送到了公司实验室。实验室在之前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实验材料，毒株一到就开始接种。研究就这样一天也不耽误地进行着……

    在临床试验用疫苗检定结果出来的前一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志愿者的动员安排都已经做好了。疫苗检定合格后的第二天，1600多名志愿者就开始接种疫苗了，临床研究顺利进行。这次H1N1疫苗执行这种并行的研发策略，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其次，他们企业不如我们的好。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弱点，慢。他们没有像我们北京科兴团队这帮人这样加班加点干，几乎是连轴转。其实他们要是真像我们这样玩命干的话，也会有这个结果的。

    这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我跟我的团队讲，我们比人家小得多，弱得多，我们再不比人家更努力，今后就没我们的生存空间了。我们的国家人口比人家多得多，我们的疫苗再不快点做，今后疫情真的流行很严重，就对不起我们的人民了。

    南方周末：这句话其实也适用于中国整个的生物医药行业，对吗？

    尹卫东：全行业都如此。我们之所以国庆站那么多人，走那么整齐，不就是让别人看，我行，我行，我行。对不对？而我们作为高科技企业，就是要用我们的科技，用我们的研究结果，去向世界宣称：我们行！

    一件事不信，两件事不信，三件事就信了。再过几十年，我们多做几件让别人信的事，咱不就像美国一样先进了么？发生疫情是自然灾害，疫情传播有时也很难控制，但我们要十分努力地、科学地进行研究，搞出好疫苗来，别像SARS那样受气不就行了？

    只有国家埋单才能均衡公平

    南方周末：您第一个提出来甲流疫苗需要国家来埋单，免费接种。后来被国家采纳。作为一家生产企业，您为什么要这么建议？

    尹卫东：一旦传染病流行起来的时候疫苗不够用，非常紧缺，必然导致价格越炒越贵，谁有钱谁买，行吗？不行，你必须照顾、均衡公共利益的。谁主持公平啊？是国家是政府。

    所以我很早就说，在疫苗供应和疫苗价格上北京科兴没有谈判力，全听国家的。

    我这么说不是表白我自己有多好，而是因为我明白一个道理，疫苗不是一般的药物或高科技产品，它有很多特殊性。赚钱本来就是企业的主体，但是对一个疫苗研发企业来说，当面对可能的疫情流行时，减少国家灾难、保障人民健康就变成了企业更大的使命，必须放在第一位。那种只是想赚钱的企业是没有生命力的。当然，如果把保障人民健康的使命和任务执行好，国家又怎么会不让你企业赚钱呢？

    南方周末：您说到北京科兴是把社会责任放在首要地位，并且愿意放弃市场高价而建议国家平价采购，不过也许有人会想，如果是政府收储的话，价格上或许企业没有谈判力，但是量上是有绝对的保障。如果量足够大，企业或许还能挣到更多的钱。这样你们既做了好人，又赚了钱，何乐而不为呢？

    尹卫东：哈哈，这是你们南方周末一帮优秀年轻人典型的逆向思维。那我问你，中国需要多少甲流疫苗？13亿人，10%的接种率也是1.3亿！北京科兴年产量2000万，我使劲扩大产能也就到3000万，你说的那个问题存在吗？

    甲型H1N1流感疫苗始终是紧俏的！

    传染病流行的时候，谁是易感人群谁就应该接种疫苗。中国13亿人口，大约90%都是易感者，也就是说可能有十多亿人要接种疫苗。怎么可能出现你这个问题呢？如果让企业随便卖，早就卖光了。我们中国还不能说H1N1疫苗是产量大还是产量小的问题，而是疫苗远远不够的问题。正是因为远远不够，所以才要政府收储。

    当供需矛盾远远不平衡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谁有钱卖给谁，企业可以涨价多赚钱，但这就缺了公平。缺了公平，其实也不怕，你说五星级酒店他就不公平，谁有钱谁住没问题，但是就疫苗这件事来讲，如果你不把有限的疫苗，用到最该用的地区和人群，就不会起到最大的防治效果，社会危害度就会变大。因为你没有把传染源控制住，没有把最该保护的人群保护住，结果社会可能会造成大流行，公平就没了。好人做不好，又何乐而为之呢？

    中国疫苗产业到了一个转型期

    南方周末：虽然第一为北京科兴赚够了眼球，但好像您对这个第一有不同想法。

    尹卫东：美国3亿多人口人家可以提供6亿支疫苗，计划人人获得疫苗保护这才是实力。而在中国，我们国家所有能生产甲流疫苗的企业加起来的产量也远远满足不了中国13亿人口的需要。产量太少了嘛！所以我都不说第一，仅仅第一是不够的。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我们解决了科技问题，但这个产业的产能却是接下来的一个大问题。如何才能扩大产能，扩大产能的障碍在哪里？

    尹卫东：产量小的原因就是投入少，投入少的原因可能是政府不重视，公众不理解而导致市场小。

    但是现在我觉得，中国疫苗产业到了一个转型期。这个转型体现在公众从来没有如此空前地认识到一个疫苗对疾病的作用。因为过去的认识都在小孩子上，觉得小孩打了疫苗就没事了，然后长大了，就忘了打过多少疫苗，打过什么疫苗。

    像这次公众如此重视，我觉得是一个健康意识的提高。

    中国13亿人口，流感疫苗接种率不足2%，一年消耗的流感疫苗的量也就在3000万支左右。而美国3亿人口的国家，流感疫苗的接种率在27%-30%，一年消费的流感疫苗达到8000万，这不是一个政府的问题，这是公众问题啊。

    所以，这次甲流会极大地刺激和动员公众对于健康的认识。疫苗的保护效果是肯定的，这么多发达国家都已经证实，疫苗真的可以保证我们的人均寿命提高。

    公众如此空前的认识提高，势必会带来对未来的疫苗需求的大增。有了这样的市场刺激，才是真正的产业发展的基础。

    我们接下来的使命和任务就应该是把我们的投入加大，把我们的产业做大，公众也好，政府也好，大家的健康素质和对疾病的防范意识要提高，这个过程应该走得再快一点。

    南方周末：怎么加快？

    尹卫东：2007年中央政府宣布拿27亿元给公众买疫苗，而此前每年投入才2个多亿，还是由各级政府出，政府的投入一下就增加了十几倍。2年后的今天，国家承诺要给全部的甲流疫苗埋单，这可能也是数十亿的钱。政府在人民健康的投入方面没有丝毫的吝啬，这样也无形中会创造一个大的市场需求。

    假如H1N1继续流行，疫苗需求不断增加，我们就需要不断生产，扩建厂房、增加产量。这个就是政府投入增加了，保护公众利益了；企业投资增加了，社会经济效益也扩大了。于国有利，于民有利，于己有利，一定就加快发展了。

    南方周末：新医改对疫苗采购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尹卫东：我个人的理解，新医改与老医改都重在一个“改”字，为什么改？政府过去出钱少，要改为多出点钱，这是第一原则。第二原则是政府往哪儿出钱，不应该是只投到大城市大医院，也不应该是只投疑难杂症，更主要的是要惠及公共，惠及众人。因为这个钱是大家的。惠及公共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公共卫生去落实。而没有一个药比疫苗更有效地满足公共利益。

    我们国家一年在疫苗上的投入是27亿元，但是如果你除以一年一千七百万的新生儿，每个人才多少钱？

    这就是我们的挑战。我们北京科兴的目标是要“让中国儿童使用国际水平的疫苗，让世界儿童使用中国生产的疫苗”，用土话说就是要让中国孩子用的疫苗跟美国孩子用的一样，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把疫苗品质提升上去。

    疫苗是保障健康的基本需求产品，国家是十分重视的。新医改大方向是对的，8500亿，三年内的投入十分及时，十分必要。我希望它多往疫苗上投，多往公共卫生的事业上投，让公众更多地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