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迷时期话猪市———对话福建猪业老总

     　福建去年生猪出栏约2300万头，省际调出约300万头，是全国生猪规模养殖率较高的省份。自3月下旬以来，福建生猪价格开始在9.8元/公斤左右徘徊，一些养猪企业出现亏损，亏损额有大有小，一头商品猪亏损大多在50-120元之间。

    5月末至6月初，记者赴位列福建生猪调出大县第一的新罗区、第二的福清市、第三的延平区（三县调出约400万头）及闽侯县等地，采访10位年出栏1万头以上的养猪企业老总，就当前市场低迷原因、规模企业如何应对、如何实现生猪产业科学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

    低迷原因 市场调节的正常轨迹

    “当前市场低迷，是市场正常波动。只要是上规模的猪场，去年下半年开始，都有不同程度的思想准备。”1994年开始介入生猪养殖行业的福建光华农牧公司董事长林长光说。光华公司去年的生猪出栏数达到14万头，是福建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之一。为了论述自己的判断，林长光把存在手提电脑里的1994年到2009年3月的生猪价格、饲料价格、猪粮比例等曲线图演示给记者看。他说，15年间，大约有了5轮大波动。

    “一年挣钱，一年扯平，一年亏钱，基本上是三年一个周期。”有着31年养猪经验、今年58岁的南平市东顺畜牧公司老总罗永谋也认为，“经历了2007年、2008年两个挣钱年份后，今年相对低迷早在预料之中。”罗永谋1978年开始养猪，从年出栏300头起步，现在年出栏量在2万头左右。在延平区，罗永谋是第一代猪企业老总，以“稳健经营”出名。

    在低迷将持续多长时间问题上，10位老总看法不一，有的说要到今年底，有的说要到明年上半年，甚至是明年下半年。但在造成低迷的原因上，10位老总认识基本一致，老总们都认为是市场规律的正常反应，金融危机造成猪肉消费最大群体之一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数及外出农民工数量锐减，甲型H1N1曾短暂造成了消费者盲目恐慌，导致市场消费总量缩减，但这两个因素只是重要的诱因，加速了猪价下滑时间的到来，并不是主要原因。

    积极应对 低迷也是扩张的新商机

    “养猪企业的钱都是一分钱一角钱精打细算出来的，当前最紧要的是压缩企业成本，淘汰老病母猪。”记者见到余贞祺时，他正在注册资金达500万元的南平五福猪业合作社办公室和另两位老总商量对策，“合作社社员们饲料集中采购，可以降低成本。以玉米为例，集中采购一斤可以省一分钱，一吨就可以省20元，一头商品猪可以节省成本15元左右。”

    余贞祺是五福猪业合作社五个发起人的牵头人，他的福建一春农业发展公司去年出栏生猪约6万头，在延平区举足轻重。他说，低迷时期，合作社的作用更明显了，在销售方面，社员们的商品猪由于质量有保证，每公斤有时能比散户的高0.5元，并且由于和外地大买家们联系渠道通畅，能保证把社员们的猪销到厦门、浙江等地。

    “最担心的是目前这种小幅亏损持续时间太长。”合作社社员们表示，猪价没有大幅下滑，养殖户们都在观望和支撑，并没有大幅缩减的计划，时间久了，对大家都是个伤害。

    “去年出栏3万头，今年约2万头，明年计划出栏4万头。”龙岩市龙马畜牧公司的魏泉龙近期和几个股东投资约2亿人民币，在新罗区邻近的武平县租了1万亩丘陵山地扩大规模。“低迷意味着一部分企业将被淘汰，退出市场；也意味着有实力的企业新一轮兼并扩产绝佳时机的来临。”低迷时扩张，不仅魏泉龙，林长光也是这样干的。2001年和2006年，林长光分别收购、兼并位于永泰县、南安市的两个猪场，收益颇丰。

    政府扶持 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最应该在治污补贴和标准化养殖方面继续加大扶持力度，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公共财政的范畴。”林长光说。养猪业是低效益行业，完全由养猪企业自行承担高昂的污染治理费用，既不现实，也不科学。

    他认为，在生猪主产区，政府没有税收，积极性本来就不高，如果再承担治污支出，那更是难上加难。生猪主销区往往是一些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大城市，那里不生产猪，却在大量消费猪肉，应当适当承担治污费用，这个就必须通过省级以上的中央财政来实现地区调剂。

    福建丰泽农牧公司陈家钊则认为：“政府没有必要管得太多，最重要的是应该根据不同省份的地理条件，探索建立一种或几种无污染或少污染的养猪模式，再加以推广。”他认为，南方、北方、东部、西部差异很大，应有不同的养猪模式。在福建，当务之急，是应该完善和推广粪、尿经发酵处理后作为有机肥“上山”或“下田”的“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变废为宝、综合利用”模式。丰泽公司有母猪约2000头，以销售仔猪为主，去年出栏仔猪约46000头。在能繁母猪补贴政策上，陈家钊和几位老总都普遍认为，这一政策在2007年、2008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当前形势下，已经意义不大。养殖户不会因为每头100元的补贴而养，也不会因为没有100元而不养。即便增加到200元，在当前也没有吸引力。

    “生猪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生产企业，在用电上却以工业用电的标准来收费。”南平明发畜牧公司老总徐明有说。他的年出栏约3万头的猪场，一个月用电约3万元，一年约30多万元。如果能参照农业用电执行，能节省约60%的用电成本，一年就是近20万元。据记者了解，参照工业用电收费，不仅南平市，福州市、龙岩市等地也都一样。

    “矛盾最突出的还是用地问题。由于生猪养殖是低效益产业，企业根本无法承受有时高达十多万元一亩的工业用地征地费。”林长光说。养猪企业不得不以土地流转方式向村民或者镇、村集体租地，租地生产引发了一系列不利长远发展的因素。因为是租的地，就不可能有土地使用证，就没有厂房的产权证，猪舍等地上建筑物就多为临时建筑，多多少少都存在不合法性。基于这一点，由于缺乏抵押物，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扩大再生产。投资商们的权益得不到根本保障，往往就不愿意作长期投资，长远规划，多为短期行为。林长光呼吁：“要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应该结合产业特性，及时出台适合生猪养殖企业的用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