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元常委建言献策 全面关注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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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网讯 3月6日上午，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的媒体见面会吸引了近30家中外媒体的关注。刘汉元先生分别就 “全民发放消费券 有效拉动当前和近期内需”、“将光伏产业纳入扩大内需政策范畴”、“加大政策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度过当前金融危机”、“在新农村建设中推行可控盈利保障体系”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刘汉元先生回答记者的提问   

    一、全民发放消费券 有效拉动当前和近期内需

    刘汉元常委谈到，自从去年11月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启动以来，由于投资计划更多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这些项目从立项到建设再到拉动经济，至少需要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由此就会错过当前的时机，难以在半年、一年的较短时间拉动内需，带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当前和今后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老百姓的观望心态难以缓解，企业生产过剩、民众消费低迷可能对市场信心、未来经济发展预期产生消极影响。从近几个月的一些关键指标和经济数据来看，目前信心尚未恢复，亟需继续加大踩油门的力度，继续出台一批重大经济刺激计划，采取果断措施，避免我国经济继续下行而步入通货紧缩。

媒体见面会现场

    他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给出口、就业等方面造成的压力已经影响到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并由此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意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消费者信心指数自2008年1月以来持续下降，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60%的公众认为收入水平是其2009年消费的瓶颈。随着国内企业当前生产效益的不断下滑，如果没有充足的市场消费需求，必然影响企业进行投资、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和意愿，并由此造成供应减少、物价上升，最终又使得消费进一步萎缩，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只有解决好当前和今后半年到一年内的消费低迷问题，扩大国内消费，才能令4万亿投资具有可持续性，使其发挥最大的乘数效应。

    为此，刘汉元常委建议，借鉴新加坡、日本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现有经验，全民发放消费券，有效拉动当前和近期内需。从而立竿见影地直接刺激和带动国内消费市场。通过发放消费券，将有效提振民众当前消费信心，并使其成为弥补半年乃至一年内消费信心不足的主要措施。同时，作为资金来源渠道之一，适当的印钞，让人民币适当的贬值，也是抵消通货紧缩、维持消费信心、提升消费水平的有效手段之一，有利于我国经济稳定与发展。消费券可按中国公民每人、每次1000元的统一标准发放，发放时间可视情况灵活掌握，初步安排在2009年三月底、五一、十一及明年春节前后四次，消费券限定在发放后一个月内消费完毕，并根据发放后的经济形势、消费信心恢复程度等阶段性效果灵活选择，或只发三月底这一次，或五一发一次，或国庆发一次，或2010年春节再发一次，任何不需要的时候，可随时决定停止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的发放。

    他说，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国内生产能力总体过剩，尤其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生活用品等，我国几乎是全世界生产能力最大的国家。生产能力和产品广泛存在，存在大量潜在需求，只是由于消费信心不足，购买力不足，大家购买愿望不强，从而出现了一边企业产能过剩、大量工厂停产，而另一边老百姓大量想买而没有钱买的现实状况，从而导致大批企业设备闲置、亏损严重，被迫关门停产，尤其是春节后出现全国2000多万农民工、几百万大学毕业生无法就业的严峻形势。因此，通过发放消费券的形式，可让想消费的人有钱消费，快速将消费愿望转化为购买行为，加速消费信心的恢复和消费能力的提升，立竿见影地拉动内需。尤其是产品生产和加工的企业，将由此获得更多收入和更大利润，从而有能力、有意愿、自觉地进行再投入和扩大再生产，直接带动就业和税收增长，并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使我国经济重回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二、将光伏产业纳入扩大内需政策范畴

    刘汉元常委谈到，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加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而太阳能作为当前及未来最经济、最清洁、最环保的可再生能源，国家有必要借此机会，进一步加大对光伏产业的扶持力度，将光伏产业纳入国家扩大内需政策扶持的范畴，从国家规划的4万亿投资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鼓励、扶持光伏产业的发展，既能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更能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带动太阳能应用终端、输变电设备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并提供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从而作为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重要手段，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刘汉元常委指出，人类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使地球上超过50亿年积累的能源，将在几十、上百年间耗尽，能源危机正逐渐蔓延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不仅羁绊了全球经济发展，也成为全球政治、军事冲突的重要因素。所以，无论从国内还是世界来看，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已非常突出。与此同时，燃烧这些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释放出的大量二氧化碳，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导致的温室效应，可能在这些能源被耗光之前，就已经把地球环境破坏到人类无法居住的程度，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300亿吨，如不加控制，这一数字将在2030年达到400亿吨，其中我国将占据1/4的比例。同时，我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不同程度污染，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 的10%左右。

    他说，我国的光伏产业取得迅猛发展。2002—2007年间，我国光伏产业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91.3%；2007年我国的太阳能电池产量已达1088MW，成为了世界太阳能电池的第一大生产国。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从“多晶硅——硅锭/硅片——电池/组件”的产业群。无论从解决就业、增加税收，还是从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拉动内需等各方面来看，光伏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且前景不可限量。虽然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迅速，但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其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方面由于光伏产品及光伏发电成本还处于高位，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尚未出台鼓励光伏产业的具体政策，从而导致我国光伏产业一直处于上游“硅料生产”及下游“光伏产品应用或光伏发电”两头均在国外的尴尬局面。长此以往，势必将严重影响我国光伏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为此，他指出，每一次经济萧条后的复苏，都需要有新技术、新产业、新突破，然后带动社会发展，带动经济走向繁荣。从此意义上讲，当前的金融危机并非只是金融领域的问题，其根源在于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经济增长周期已过去，因此必须有新的技术创新和新产业的发展，牵引经济发展走出衰退。而新能源产业无疑是下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核心，光伏产业在替代传统能源的过程中，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制造机会、建设机会，是一个现有的、成熟的、功在千秋的产业拉动和新的增长点。

    刘汉元常委建议，有必要借鉴欧洲国家行之有效的作法，包括借鉴我国已实施多年的对风电的鼓励性作法，强制性要求国家电网对光伏发电按补贴性的“上网电价”全额收购。根据现阶段光伏发电的成本，宜将初期的补贴性“上网电价”确定为1.5—2元人民币/千瓦时，今后随着产业的规模化、成熟度上升，规模效应逐步显现，每隔三年或五年对价格进行一次调整，最终将随着传统能源价格的上升、人们对环保的重视以及环境治理成本的上升，两者趋于平衡，再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即可。同时，积极支持太阳能光伏产业研发推广，特别是对进行太阳能级硅材料制备以及太阳能光伏应用研发、推广的单位，应当从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并动员社会力量在太阳能资源丰富的沙漠和偏远地区建立独立或并网光伏发电系统，从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此外，还可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行百万或千万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计划，对参与该计划的家庭，除了按补贴性的价格收购上网电力外，还可向他们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以资助其购置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三、加大政策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度过当前金融危机

    刘汉元常委谈到，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据统计，截至2008年9月，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643.28万户，注册资金达到11.26万亿元；2008年，民营经济占我国GDP比重已超过65%，占出口总额的68%，民营企业已占中国法人企业的60%以上；我国经济增量的70—80%来自民营经济；在税收贡献方面，2000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税收连年保持40%以上的高增长，根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数据，2008年民营企业纳税占我国税收总额近60%；从上世纪末开始，国有企业已不再是吸纳就业人口的主体，民营中小企业成为就业主力军。数据显示，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创造了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不仅吸纳1亿多农民工，也成为每年上百万大学生就业的重要选择。另据统计，民营经济提供了我国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2008年，民营企业在克服自身发展困难的同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汶川特大地震中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据全国工商联对上报的8000多家会员企业的不完全统计，累计捐赠款物近70亿元。

    同时，刘汉元常委也谈到，尽管民营经济创造了我国65%的GDP和70-80%的年度经济增量，但在各项资源的配置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和被忽视的角色，尤其是民企融资难，使得民企发展过程中无法获得稳定、持续、持久的金融支持，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严厉的银根紧缩和信贷控制，已导致目前全国80%以上的民营企业资金紧张，甚至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直接限制了他们扩大再生产的意愿和能力，总体规模不断萎缩、效益不断下滑、亏损不断加大，加上融资难，税制改革步伐缓慢，民企税赋沉重，市场进入困难、门槛高等问题愈加明显，导致2008年全国数十万家民企倒闭，甚至包括一些各地乃至全国的行业龙头。大量民企搬迁、减产、限产、停产或倒闭，使2000多万农民工、几百万大学毕业生无法就业，形势严峻。因此，银根太紧，税赋太重，是当前阻碍民营经济发展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

    他说，近十年来，我国税收每年的增幅是GDP增幅的2-3倍，目前全国税收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与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简税制，轻税负，宽税基，严征管”的税改原则不相适应，税制越来越多，税负几乎没减，甚至越来越高，税基仍然没变，严宽掌握不均，这仍然是当前税制改革的突出问题。加快财税改革，根本目的是减轻民营企业负担。国际上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藏富于民、留富于企是社会财富积累和使用最有效的方式。

    他指出，去年11月出台的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基本上由国有大中型企业垄断，而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却无法更多参与其中。从国家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国营经济占据4万亿投资份额近90%，而民企参与份额尚不足10%，虽然一定程度存在着民营经济如何承接投资这个现实问题，但前后比例明显失调，倾斜和缺失十分明显。如此区别对待，这不仅抑制了市场机制的充分、有效发挥，还有损市场公平竞争，必然长远地影响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为此，刘汉元常委建议，在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国家应该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有规模的重点民营企业，优先给予流动资金和项目贷款支持，为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服务，在融资、担保和资金运作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利率优惠，并逐年增加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投放规模和扶持力度。在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甚至可由银行划分一定比例的贷款份额，专门用于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以政府贴息贷款的方式对重点民企的自主科技创新、技术研发以及产品升级转型进行扶持。同时，国家应加速财税税制改革，留富于企，放水养鱼，通过财政退税、返税、减税等方式和手段，把钱留给企业，支持它们扩大再生产，从而带动消费，刺激经济，拉动内需。此外，民营企业无法更多参与4万亿投资的根本原因，是这些项目所在行业基本都是垄断行业，比如铁路、机场等，这些行业的参与者以及到国家发改委申请项目资金的，大多以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主，受政策限制，民间资本很难进入。为此，国家应在推出本轮4万亿财政投资的同时，借此时机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创造条件，降低门槛，加大扶持，让民营经济积极参与到4万亿投资的公平竞争之中，这不仅可以让民营企业分享国家财政投入的收益，而一旦激发民营经济的建设发展热情，将在本次拉动内需的过程中释放出惊人的生产力。

    四、在新农村建设中推行可控盈利保障体系

    刘汉元常委谈到生猪养殖作为我国传统养殖中的优势产业，是城乡居民肉食品的主要来源，在满足国民肉食品需求及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是农民增产增收致富、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2008年，全国生猪出栏5.2亿头，增长4.5%；猪肉产量超过4470万吨，猪肉占全国肉类总产量62.5%；生猪总产值达到6443.5亿元，占畜牧总产值的48.4%。据统计，全国出栏50头以上的规模养猪专业户和商品猪场共224.4万个，出栏肉猪占全国出栏总量的比例达到48.4%，其中年出栏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有1800多个，其中京、津、沪三市生猪生产基本实现集约化、规模化；城镇居民每年人均购买猪肉（不含户外消费量和肉制品）20.15公斤，占肉类购买量的62.4%；同时，生猪产品出口额达到9.08亿美元，占畜产品出口总额的22.4%，是畜产品中出口额最大的产品。

    他指出，近年来，由于政府对养殖业大力扶持，生猪养殖开始由分散养殖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快速转变，并对养殖的安全、环保、销售、资金需求、技术管理以及盈利控制等方面都有了全新标准和要求，但从目前国内生猪规模化养殖总体发展情况看，还存在诸多制约。首先，由于缺乏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生猪养殖产业化程度不高。养殖基地、种源、农户、屠宰加工、销售等各方关系松散，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各环节利益分配矛盾突出，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和上下游产业链没有形成，产销信息服务网络不完善，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形势下生猪养殖发展的需要。其次，集约化生猪养殖带来的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和严重，大大增加了规模养殖疫病防治的难度，重大动物疫情时有发生，对生猪生产构成严重威胁，进而影响生猪加工产品的安全。第三，养殖户养殖成本明显加大，且养殖户无法从银行借贷，阻碍了其进一步扩大生猪养殖规模，不利于生猪养殖产业的升级换代。

    为此，刘汉元常委建议，通过在新农村建设中推行和实施“可控盈利保障体系”，充分发挥该体系的综合优势，提高我国生猪的市场竞争力，既可稳定市场供给，也能确保我国生猪养殖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有益探索。所谓“可控盈利保障体系”，是通过猪场选址、猪舍场地建设、优良种源、饲料、疫情防治、保健、环保、饲喂管理、人工授精和生猪销售等十个子体系，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核心，将种源供给、猪场建设、饲料投入品、养殖户和肉食品加工各方结成紧密的产业联盟，并实现各方利益的合理分配。由第三方投资建立大规模的标准化养殖小区，为生猪养殖创造良好自然环境，然后由龙头企业和第三方签订包租合同，吸引养殖户租舍养殖，龙头企业统一按市场价供给种猪、商品猪；养殖小区内的饲料、防疫、消毒和饲喂管理等工作由龙头企业进行统一辅导，依靠科学技术，加强饲喂管理，健全良种繁育机制，强化猪群免疫监测，及时淘汰病弱猪只，提高生产水平和饲料转化效率等，提升生猪养殖产业水平，增强养猪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对出栏生猪，直接由龙头企业联合下游肉食品加工企业，以略高于市场价进行收购，解决养殖户普遍担心的生猪后期销售价格波动问题，由此确保整个体系中从种源、饲喂、生物安全、环保、后续销售等各个环节均可控制，各方利益得到合理分配。

    在这个体系内，通过对母猪的单独精确饲喂和营建无应激饲喂环境，可以将母猪的贡献率，即每年产存活猪仔数量由目前的不到16头提升到22头。根据今年1月份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6部委发布的《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要确保我国能繁母猪存栏不低于4100万头，按此计算，通过对“可控盈利保障体系”的成功推行和实施，可减少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约1100万头，按目前每头母猪每年的饲喂成本4000元计算，可一举减少440亿元的养殖成本，或在能繁母猪存栏量不变的前提下，按照每头母猪每年多产6头存活猪仔计算，每年可多向市场提供2.46亿头的猪仔来源；而对于商品猪养殖，通过“可控盈利保障体系”的成功推行和实施，采用高度智能化、现代化的饲喂设备，精准饲养，可以节约20%的饲料，按此计算，一般育成一头商品猪，在其生存期间，需要消耗250公斤饲料，按去年全国生猪出栏总数5.2亿头计算，由此可节约2600万吨饲料，按照饲料和粮食1：2的消耗比计算，则可节约粮食5000万吨以上，相当于200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5.1亿吨的10%，数额巨大。

    在新农村建设中推行“可控盈利保障体系”，在确保生猪养殖上下环节完全可控，以及各方利益合理分配的同时，将节约大量的养殖成本和粮食消耗，符合当前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规划，并将为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中做出有效探索，发挥积极作用，为此建议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找部分有实力、有技术、有优势的龙头企业以点带面，在政策上充分给予支持，逐步形成立足于今天，满足明天农村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试点示范区，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逐渐在全国推广，逐步完成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