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集团凌龙:3份内刊与25年青春

来源:    作者:    时间: 2009-03-02
     凌龙,男,1962年出生于陕西宝鸡。先后毕业于陕西省农业学校畜牧专业、西北大学党政专业、西部经理学院EMBA总裁班、四川大学EMBA高管班。先后创办了《宝鸡饲料报》、《陕西饲料报》和《希望集团报》,历任宝鸡市饲料公司生产技术科科长兼《宝鸡饲料报》主编,陕西省饲料厂宣传部部长兼《陕西饲料报》主编,新希望集团宣传部部长助理、东方希望集团宣传部副部长、华西希望集团宣传部部长,《希望集团报》编辑部主任、常务副总编、总编,其所创办并主编的《希望集团报》连续荣获“全国企业报刊突出贡献奖”。《希望集团报》现有四个版本,对开彩印,并实行内部市场化发行,自创办以来,已出版400多期,发行总量已超过1亿份,单期最高发行量曾达80万份,刷新了多项企业报纪录。

    先后发表过有关企业管理、科学普及、文学艺术方面的文章上千篇,并出版过7本相关方面的书籍。

    一、歪打正着

    1984年夏天,我怀揣学校发的派遣证,踌躇满志地到宝鸡市粮食局报到,一展雄风的念头在心中燃烧得像火一般红亮。没想到,第三天,我就被分配到其下属的饲料厂工作。一进门,破旧的办公楼、粗黑的劳动服,还有刺耳的电锯声、浓烈的油漆味,一下子让人喘不起气来。

    原来,这是一个由老旧的粮油加工厂改造的饲料厂,几十个职工,都是从原来的面粉厂退下来的。

    我就要在这儿工作了么?

    住在一间墙壁晃动的房间,用着一张中间有洞的桌子,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在这里当起了技术员。

    享受着半价或平价的原料政策,但每个月的销量却吓死人--如果按市场价格计算,全部销售收入不够用来发放工资,只是由于享受着半价或平价补贴,才勉强维持着苟延残喘的日子,因为大家都把这个饲料厂当作面粉厂、油脂厂之外的第三种国有粮食企业,并且还是一个拾遗补缺的角儿--处理下脚料罢了。没有人跑销售,研究技术成为笑话,工厂开业几年了,马路对对面的人居然不知道这里还有个饲料厂。

    老实说,那时的人老实,没有更多的想法。由于读书是国家出的钱,我下决心在这里为国家做点贡献,还在心里说:没有困难,国家培养你做什么?于是,我除了设计配方,就背起“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绿色挎包,骑着新买的一辆三手自行车,到农户家中做示范、搞培训、跑销售。由于以前的基数小,几个月下来,饲料销量居然成倍地上升。

    销量上升了,需要培训的人更多了,除了养殖户,更需要培训是员工,我觉得,人们的观念才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由于要讲的内容多数是重复的,于是就印成资料,用完了就再印,印数越来越大。刚刚进入工作状态的我,只是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一切,根本没有多想。有一次,我的一位叫王松的领导突然对我说:“小凌,你不如办一张报吧,就叫《宝鸡饲料报》!”一句话吓了我一跳,也让我兴奋不已。当时也没有多想,我就拿出在学校

    办黑板报的底子,与当时公司的团委书记张宝文、饲料分析室主任杨兰萍一起办起了《宝鸡饲料报》。我记得,第一期为16开,铅印,只花了90元钱,却印了1000份。

    报纸发下去之后,企业内外反响不错。就连当时商业部主管饲料工业的领导都知道宝鸡有个《宝鸡饲料报》。当时商业部要在全国办8个样板饲料厂,其中一个就放在了宝鸡,而《宝鸡饲料报》居然成为其决定投资的理由之一。

    受到方方面面的鼓励,我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编采稿件上,两个月一期,我一直坚持了下来。

    二、出乎意料

    1988年开年的一天,在坚持办了3年多《宝鸡饲料报》之后,我意外地被陕西省饲料公司招到了西安,原来陕西省饲料公司、西安市饲料公司打算与宝鸡市饲料公司一起,合办一份《陕西饲料报》,他们邀我来作主编。

    那时一切都不规范,你做了你便是规范。于是,我壮着胆子,将报纸扩大为四开,并由铅印改为胶印。工作关系依然在宝鸡,原来的工资不变,原来的身份不变(几年之后,我的工作关系后来转到了一家研究所),只是每期报纸出版后,公司会多发5元钱的奖金给我。当时工作的热情主要源于责任和热爱,这点额外的奖金,当然也令我充满自豪。

    后来,由于机制和观念的原因,隶属于粮食系统的饲料企业日渐衰落,而农牧系统、乡镇系统、个体私营系统的饲料企业却异军突起。几年下来,原来一枝独秀的粮食系统饲料企业多数一蹶不振,《陕西饲料报》的主办单位也因此变成了陕西省饲料工业协会、陕西省饲料工业办公室和陕西省饲料厂。因此,我随后应当时的陕西省饲料厂厂长王清喜之邀,从宝鸡市饲料公司“停薪留职”,转到了陕西省饲料厂,担任宣传部长,同时兼任《陕西饲料报》主编,这一干又是两年整。

    《陕西饲料报》是当时全国省级饲料管理部门唯一的一张行业报,中国饲料工业协会成立十周年时,要举办一场全国性的饲料知识大赛,当时指定在全国五大饲料刊物上刊登试题,其中其他四个都是全国发行的公开刊物,省级饲料行业报刊中唯一被指定刊登试题的就是《陕西饲料报》。为了打进陕西饲料市场,除了全国各地的兽药和饲料添加剂企业之外,就连当时日本的味之素也要求在《陕西饲料报》上做宣传。不少饲料用户与生产厂家发生纠纷,也来找我们报道和说理,把我们当成了“党报”。

    更为重要的是,我和我的同事王辉华、刘宁一起,还探索出了一条行业报刊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路子。我们将全省的饲料骨干企业作为编委会成员,每家企业每年出一定的资金,作为我们的基本经费,我们也努力为他们提供宣传和服务。几年下来,我们不但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还有了一份不小的资产。这样双赢的机制保证了《陕西饲料报》的健康持续发展。之后,《广东饲料》、《山东饲料》等省级饲料行业内刊也纷纷采用了这一方式。

    应当说,《陕西饲料报》为陕西饲料工业的振兴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全国饲料行业先进工作者”称号。

    三、追随“希望”

    1992年春节过罢,记得是上班第二天,我所在的研究所就组织传达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虽然还是念文件,但这次我却听得酣畅淋漓。当时我才28岁,听完后只感到热血沸腾,想冲出去搏一搏的念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有一天,我在与一个同学聊天时得知,他刚刚从四川出差回来,

    并听他无意间谈起“成都新津四个大学生辞职回乡办企业”的故事,正在瞪大眼睛寻找新机会的我眼前为之一亮,立即向同学要了详细地址,当晚便像写情书般地向希望事业创始人(当时为成都希望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育新写了一封自荐书。写了撕,撕了又写,到最后只写了不到一页,工整而简单。不是写不多,而是怕写多了人家没有时间看。

    自荐书寄出一周之后,我收到了回音,信中希望我前去成都面试。我在与最知心的朋友商量之后,便向领导称病,并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悄悄地踏上了南下成都的火车,到成都参加面试。

    面试我的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刘永好总裁。他要我用十分钟时间做自我介绍,由于四川人讲话,“10”与“4”发声相似,由于我是为数不多的外地应聘者,他还怕我听不明白,专门用双手的食指做交叉状。由于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面试,我不知说什么好,三分钟便说完了。他翻了翻我的小说手稿、科普作品和获奖证书,又抬头看看我,确认我发表作品的笔名和我本人是一个人之后,简短地面试便结束了:我被录用了!

    一个月之后,我在克服了来自单位上上下下、家庭里里外外的重重阻力之后,就像一个下决心与人私奔的女子,不顾一切地再次来到四川,来到新津,来到希望集团当时唯一的一家工厂--新津希望饲料厂,来寻找梦想,来追随希望。

    从陕西来到四川,从繁华的城市来到县城的郊区,口音、饮食的不适应且不去说,这样做是对还是错的斗争依然在心里打架。

    由于面试时出示的那篇发表在《饲料研究》杂志上面的文章--《原料准用证制度》,我被分派到了原料部工作。先是被派到收货组学着识别各种饲料原料,一周之后才被调回原料部工作。老实说,我要是在做生意方面的天赋稍微好一点,就会一直留在那里,做一个平庸的原料员。但跑了几次生意下来,不要说别人,我对自己已经没有了信心。对那些饲料原料,还有琢磨不定的价格,我看见了直犯头痛。

    当时的原料部每年的出入量达10多万吨,经手的资金更是高达数亿元,而原料部总共连我这个新来的实习者在内只有4个人。要知道,在每月只销几百吨饲料的国有企业,原料部起码也有7、8个人,这让我初步见识了私营企业的不同之处。由于商誉特别好,这里的原料都是供货商源源不断地送上门的,而且价格并不高,而国有企业是到处去采购,价格还高得离谱,其中的区别可想而知。

    闲话少说,我们言归正传。

    失去继续干下去的信心以后,我就在考虑如何是好了。记得来之前爱人曾说:“去干不成,回来你也就死心了,要不然,你老是不甘心!”但毕竟还是下不了再回去的决心,出来了,这样回去不是我的性格。就这样,我在矛盾之中一天天地煎熬着。

    有一天,我偶尔在桌子上看到一本希望饲料的宣传册,信手一翻,里边错漏不少。由于习惯于搞文字工作,就顺手拿起笔修改了起来,我用彩笔在上面划出了几十个问题。就在我快修改完毕时,陈育新总经理来到我们办公室。我虽然知道他就是当时已经名震大西南的陈育新总经理,但并没有正面接触过。只是我发现,他虽然已经是大富翁了,却时常坐三轮车来上班,有时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又抱着双手在厂内巡视,遇到有疑问的地方,还喜欢穷根究底。认真、务实、精明、严肃是我对他的初步印象。他看见我在修改东西,顺手拿起来翻看了一会儿。翻着翻着,我发现他眉头锁了起来,然后他又问了问我个人的一些情况,便将修改过的宣传册拿到隔壁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但第二天,原料部经理却莫名其妙地让我给几个原料供应商写回信。对我来说,这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我连草稿都没有打,不过半个多小时,几封回信就搞定了。写完后我要去邮寄,他说不用了,却只见他拿着我写好的信去了隔壁陈育新总经理的办公室。第三天,我被调到了陈育新总经理的办公室工作。

    从此,新津希望饲料厂的院子里就多了一个让外人看来挺神秘的黑脸(我皮肤较黑)男性秘书。再后来,我提议创办《希望饲料报》(《希望集团报》的前身),陈育新总经理第三天就同意了。在他的信任和鼓励下,我和另外一名同事一起,只用了两周时间就办出了第一期《希望饲料报》。当我在工作当中找到了位置、找到了快乐的时候,我也便找到了事业的起点。

    如今,18年过去了,伴随着希望集团由几百人到几万人、公司由一个到几百个的发展,《希望集团报》也已经出版400多期,发行总量超过一亿份,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版面最多(下辖4个编辑部)的企业报了,在整个集团的企业经营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切都让我始料未及。

    我曾经修改过无数的稿子,但这一次却“修改”了我的人生道路,从此竟与希望集团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一干就是18年,从《希望饲料报》编辑部主任做起,一直做到《希望集团报》执行主编、常务副总编、总编,其间有无数的故事可以回味,酸辣苦甜咸五味俱全,有因做出一期精彩的报纸而自豪得难以自持的喜悦,有因错掉一个关键字而烧掉10万份报纸的痛彻心扉,有因要赶领导出席会议而彻夜守候在印刷机旁的辛苦,有因一个人搬运一卡车报纸的劳累……

    至今我还是陈育新总经理的企业文化与新闻中心主任,并且依然主管着《希望集团报》及其子报,而且乐此不疲。

    如今,企业报刊已经成为传媒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虽然当初的许多同事和朋友已经成了亿万富豪,但我却从来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这里苦中有乐、失中有得,这也算是我对自己25年青春一个无悔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