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燃料vs道德风险，孰轻孰重？

     道德风险是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的概念，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或者说是：从事经济活动者一方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所采取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在经济活动中，道德风险问题相当普遍。

    在粮价屡创新高的大背景下，由生物燃油引发的道德风险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据新华社报道，世行高级经济学家唐·米切尔编写的一份报告指出：生物燃料导致粮食危机。从2002年至今年2月，研究中一揽子粮食价格涨幅达到140%。其中，美国与欧盟大力开发的生物燃料对粮价上涨的“贡献”最大，相当于推动粮价在同期上涨了75%；相比之下，能源与肥料价格的上涨只让粮价上涨了15%。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表示，大量使用粮食制造生物燃料加剧了粮食危机，已成为一个真正的“伦理”问题，应当考虑暂缓推广生物燃料。而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让·齐格勒更为尖锐，他认为，大量使用粮食制造生物燃料已构成了“反人类罪”。

    尽管叱责之声日益强大，但生物燃料的发展却仍在加速，美国与欧盟都没有停步的意思。原因在于利益：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中大豆产量占全世界的42.7%，玉米产量占34.4%，小麦产量占11.6%，出口量占据全球粮食出口的半壁江山，粮价上涨它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而生物燃料正是粮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另一方面，粮价上涨，以美国为主的国际投机资金将获取丰厚利润。著名国际地缘政治与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粮食危机）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希望粮食价格继续上涨。”

    生物燃料引发的道德风险，使得以粮食为工具的改变全球财富分配格局的隐忧浮出水面。春秋时期，齐国国王命令大臣们必须穿丝制衣服，但国内只准种粮食而不准种桑树。齐国丝需求量大，价格上涨，邻近的鲁、梁等小国纷纷停止种粮改种桑树。几年后，齐王又命只准穿布衣，且不准卖粮食给其他小国。结果，鲁、梁等小国因饥荒而大乱，不战而亡，齐国渔翁得利，坐享其成，使疆土得以扩张。

    近年来，美国、欧洲各国在将大量能耗严重的产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的同时，大力补贴农业。1998年以后，美国对农业的补贴一直稳定在每年至少2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现在，整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农业的补贴高达3000多亿美元。同时，欧美发达国家投资研发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实现了两大转型：一是从传统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二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型。在全球贸易自由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大背景下，欧美等国唯独在农业补贴问题上始终不肯妥协，许多人不解原因，当那些农业补贴低的国家因无力与欧美农业竞争纷纷减少粮食生产投入，而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粮食时（犹如春秋时的鲁、梁等小国纷纷停止种粮改种桑树），那些悄然发展起来的农业大国就有了操纵世界的能力——这或许正是前述问题的答案。

    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以远远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行倾销，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常的农业生产，而这正是粮食危机首先在发展中国家引发社会动荡的根源，遗憾的是，许多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欧美等发展国家大力补贴农业背后的深意。

    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容易忽略道德风险的，指望其承担其道德责任是靠不住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否则，鲁、梁等小国不种粮而亡就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