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患上了“物价上涨焦虑症”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的一项调查显示，上海8成市民认为物价水平偏高，消费信心大幅下降。二季度，82.1%被访者认为当前市场物价水平偏高，比一季度上升20.2个百分点。尽管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的官员表示，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是有限和暂时的，但猪肉、鲜鱼、蔬菜、大米，即所谓“菜篮子、米袋子工程”，关乎国计民生，直系社会稳定，当涨价的水滴连绵而来，任何指数都无法遮蔽民生的集体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失范的价格异动。当我们对方便面大谈价格联盟、对垄断国企大谈价格压力的时候，《价格法》已然成了扭转不了扭曲的市场价格信号的弹簧。当一个市场积聚了更多的破坏性的力量，面对成本收益“不能说”的资源性产品垄断价格，方便面涨价就正义得不的了了，在这个市场逻辑里，攀比的不是市场秩序、而是价格破坏力——好比一个杀人犯被宽恕了，那么，放火的、打劫的又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二是失衡的薪资水平。这个古老的话题从市场成熟起来之时就被我们警醒着。涨价本来可以不焦虑，当薪资水平在成本之外原地踏步的时候，生存成本、消费信心都成了现实的疑问。工资不涨背景下的物价上涨，折射的就是生存质量的打折现状。三是滞后的社会保障。一两毛的涨价压力最先抬高的，是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门槛，如果不能以兜底的制度设计确保底层民众的钱更值钱，涨价就可能异化为一种权益的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