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做土匪还是做绅士

    2005年，刘永好新希望集团连续经历了两次天灾人祸的冲击。这两次冲击，让刘永好开始审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刘永好坦言：“经历了抓机遇、做规模这两个发展阶段后，中国企业还应该补上社会责任这一课。”

    2005年6月，四川资阳、内江等地区传出猪链球菌病疫情，猪链球菌风波给刘永好上了很好一课，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的破坏性的突发事件，与其被动承受，不如主动地建立一个预警和防范机制，从而化“灾难”为“机遇”。为此，新希望集团成立了发展战略委员会，主要研究企业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如何与公众、环境建立起良好关系。

    事隔不久，禽流感再次给新希望集团带来重大冲击，这次，刘永好显得比较从容。

    禽流感发生前，新希望集团与大量农户签订了家禽购买协议。疫情发生，禽类加工产品销售量及销售价格大幅降低。按照合同，新希望集团可以免责取消购买协议，但这样将给农户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刘永好决定履行全部购买协议，并且新希望集团还将销售饲料让利1/3给养鸡的农民，帮助他们降低养殖成本，并派出5000多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农业技术人员，到农村去帮助农民防病治病，普及防禽流感的知识。这三项费用加起来接近1亿元。

    有人说，刘永好应对禽流感的一个亿付出，有作秀之嫌。如果不是因为新希望集团的财大气粗，企业早与农户解约以求自保。

    中国企业的两种选择

    这里可以引申出两个问题：第一，刘永好的一个亿付出是否理性，是否真是为了作秀？第二，换成一个小企业，它们同样会这样做吗？社会责任是否仅是大企业的事情？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里，有些中国企业比较类似于“土匪”，具有掠夺性、侵犯性。“土匪行为”不仅表现为恶意延长劳动力工时、恣意钻政策漏洞、违规操作，更大的成分还在于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普遍漠视。

    在深圳举行的《北大商业评论》2005年会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新春提出，“土匪行为”与“绅士行为”是中国企业面对社会责任的两种不同选择。而在中国的现实里，企业竞争并不完全靠的是公平合法的手段，同时，许多企业行为已经产生出越来越多的负的外部性，如环境污染等。承担社会责任，已经不是企业家单纯追求企业利润的外部效应，而是企业家必须正视甚至要求付出成本的企业行为。

    “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短期来看，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但从长期来看，企业也得到了社会的信任，培养了与客户的感情，加深了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从而提升了自己的持续竞争力。”

    刘永好坦言，目前，很多中国企业正在面临从“土匪行为”向“绅士行为”的“痛苦”转换。《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指出，中国企业早期的“土匪行为”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扭曲行为，在那种特殊的生存环境里，“土匪行为”相反帮助了企业的生存。“绅士”同样爱财，但取之有道。从长远来看，只有那些更绅士化、更人文化、更现代化的企业具备更强的后续竞争能力，企业越早思考并承担社会责任，越能成为长距离竞争的赢家。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夜暴富和90年代的超常扩张，今天，面对资源环境的约束，面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伦理拷问，中国企业家们开始思索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深沉而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