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时担纲国际农业战略主角

    这是一个令中国人十分感慨的话题。一个具有七千年农耕文明的大国，为何在国际农业科研的舞台上缺少发言权？也就是说，说话的份量不够。11月初，本报记者在设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采访时，亲眼所见一些值得思考的事。

    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相当于世界农业科学院)下属的15个研究所(中心)之一，在这个组织所属科研机构的100多个中层以上的领导职位中，只有一个中国人，在国际水稻研究所担任所级领导职务。其余大多为欧美日本籍人士所占据。这使许多来此作博士后或访问学者的中国人感到不平。无论它与农业大国的地位，还是中国走向国际化战略的目标都不相称。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是二战后，由世界银行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发起、主导的全球性农业科学研究组织，也是“绿色革命”的发祥地。它围绕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贫困人口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开展研究，其成果免费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建立了渗透力很强的农业技术研究协作网络体系，仅在中国就设立了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研究等7个办事处。然而，我国对它的投入太少，甚至远低于印度、哥伦比亚、巴西、埃及、韩国等。以国际水稻研究所获得各国捐赠为例，韩国对它每年捐资60万美元，而我国捐赠额不及韩国的1/4。分析家认为，在倡导和制订农业研究议程和主攻方向的国际舞台上，中国缺少发言权也在意料之中。

    记者在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见到担任副所长的唯一中国人———王韧博士，今年49岁。1985年毕业于美国弗吉利亚州立大学，获博士学位。他在国内时，曾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主管国际合作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其后，多次在国际研究机构竞聘中胜出。先后在英国担任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副所长、在秘鲁的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理事会担任副主席，还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组成员等国际领导职务。2000年1月至今，他连续两届受聘国际水稻研究所主管业务的副所长，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农业科技管理工作经验。他的才华和业绩，得到世界银行副行长兼国际农业研究组织主席沃尔芬森的高度评价。为此，他在国际农业科技领域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实我倒算不了什么。”王韧说，“有才华和管理经验的将才帅才，国内有的是，他们不比外国人差!可我们的人才在世界科研机构却英雄无用武之地，这的确值得思考。”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得到飞速发展，取得一大批像超级水稻、水稻全基因组测序、三系转基因抗虫杂交棉、矮败小麦、双低油菜、禽流感工程疫苗、淡水养鱼等国际领先的重大成果，为我国乃至世界农业科研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际研究机构理应有中国人的多席之位才是，扩大、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和地位也就水到渠成。”说此话时，王博士在热带火辣刺人的阳光照射下，显得自信和激动。

    他认为，“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和地位”不应是一句口号。当务之急是抓住机遇，尽快组织实施农业国际化战略。以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有关21世纪全球农业科技议程为突破口，依托中国农业科技在诸多领域的优势，利用国际农业研究组织在全球已有的网络渠道，通过技术输出和人员交流，实施农业国际化战略，扩大中国在国际农业科技领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进而掌握在国际农业科技交流和经贸领域的主动权，真正实现中国的国际化战略目标。

    王韧说，当中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经济全球化和在WTO框架下的高技术含量竞争、农产品市场竞争、人口持续增长对粮食增产的刚性需求，及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需求等挑战时，我们有必要前瞻性地在农业科技储备和政策研究上，从国际化层面上加以考虑和部署。这样才能占领制高点，才能在10年或20年后的市场较量中稳操胜券。

    王博士分析了我国以前对国际农业科技议程的制订在战略上认识不足、参与不够，未能有效利用这些国际资源为国家的战略利益服务的现象和原因后说，“结果是，我们在事关国际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很难有机会和条件表达中国的主张和影响。”比如，国际上《转基因作物研究和安全性评价规程》的制定，基本是建立在欧洲的观点上。“是人家说了算。”直接影响了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步伐，使中国的相关政策制订往往陷于被动。

    他举出的另一例证更能说明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研究议程和公约》的制订，欧美发达国家的出发点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同，但目前的研究重点及评价标准基本被发达国家所左右，这对未来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极其不利。

    王博士说，国际水稻研究所在主要产稻国建立了灌溉稻国际协作网。我们完全可以用极少量的投入作为引导，利用这个现成的国际网络，在世界各国推广中国先进的超级稻生产技术、品种、农机具、化肥、农药等。以技术为先导来开拓市场，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借船出海”，增加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号召力、渗透力和信誉度。

    王韧建议：

    一是积极参与制定和影响21世纪农业科技议程，抢占制高点，扭转“目前国际农业科学研究基本按照发达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制定的局面”。他说，我们要像研制神舟六号飞船，开展南北极科学考察那样抢占制高点，参与国际农业科学研究重点、战略和评价规则的制定，争取在转基因作物风险评价规则制订、农业后备资源开发以及水稻、小麦等主要作物的科研攻关方向和目标等具有国际性和战略性方面，扮演导向性的主要角色。这对于未来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二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应逐年增加对国际农业研究组织的捐赠额，至少达到韩国等中等国家的水平，以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更大的战略利益。

    三是采取措施、创造条件，鼓励我国科学家、管理人员到国际农业研究组织中竞聘和担任领导职务。

    四是强化条件与能力建设。提升我国农业科研“国家队”的国际地位。王博士说，要取得在国际农业科技领域的发言权，首先自身的研究能力和成果要过得硬，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说话才有分量。目前，我国农业科研的综合实力和规模与国家需求、国际战略目标远不适应。一个千人规模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拥有试验地350公顷；总部在印度的国际半干旱研究中心的试验地2000公顷；设在尼日利亚的国际热带农业研究中心多达5000公顷。而身为“国家队”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海淀区的试验地却不足100公顷。

    这位在国际研究机构担任高层职务的中国科学家所提出的建议无疑带有紧迫性。他说，从长远考虑，通盘规划，在北京郊区建设至少1000公顷规模，以应用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发展为主的“中国农业科学城”，使其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创新中心、高级人才培养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为我国农业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国际农业科技舞台发挥导向和示范性作用奠定基础。

    其后，我们就王韧建议的具体细节调查采访了有关专家，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建议是可行的。对我国在新时期实施农业国际化战略有相当的价值。专家说：“是到了值得重视和落实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