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与老牛基金会:捐股还是弃股

　　最近，牛根生捐出股份的举动颇为让人费解。

　　他在蒙牛里的股份是9.9%，据他自己的说法是：从2003年起，经过一年多操作，目前已把股份全部捐出来，成立了一个“老牛基金会”。在他去世之后，股份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家人不能继承，妻子儿女每人只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

　　捐股一事甫出，社会一片赞扬之声，说老牛此举是拒绝问题公司，体现了当代经理人的职业情操云云，不过，在现今商业社会唯股唯大的氛围里，牛根生的“免俗”确实有让人费解和猜疑的地方，具体说来，理由有三：

　　第一，这种做法缺乏承继的可能，也就没有什么现实的可操作性。

　　老牛的高尚情操在这次捐股的举动中一展无遗，他对于财富和家人的态度，确实可以使很多的中国MBO富豪汗如雨下。不过，老牛应该没有忘记这可是一个人性“饿”的商业社会，他老人家百年以后怎么办？这是最关键的，老牛的方法是：明天谁当董事长，就把这百分之九点几的股份给谁。

　　好，如何操作？是只给这个9.9%的表决权？还是把表决权连带所有权包括分红权一起给？如果只给表决权，老牛认为他的继任者会只接受这样的一个空壳股份？如果是把所有权交给后来人，你估计他还会不会再交出来？还给这个什么“老牛基金会”吗？

　　对于操作的方式和利益的分配以及限制，老牛想到的好像只是不给家里，关键的部分，怎样给后来的总经理以达到激励和享受利益的双重效果？不知道老牛有没有想过？

　　第二，捐股暗示的并非一种健康的公司发展趋势。

　　后任为什么要靠捐助才拿得到股份？这是我们面对蒙牛所想到的又一个问题。

　　老牛难道担心蒙牛未来的总经理们再没有继续持股的可能？蒙牛如果不是猛牛，效益一路滑坡，那就有这个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前提是蒙牛再也不能增资扩股，股权结构铁板一块到此为止，这样才需要他把这仅有的9.9%捐出来。

　　可以这样说，无论牛根生的本意和初衷如何，他的做法暗示的就不是一种健康的趋势。

　　第三，老牛捐出的是全部股份，还是部分股份？

　　从第二个问题引申出来的一个新的问题是：以后老牛还会捐股份吗？如果资方不再给他股权了，他捐出的就是全部股份。牛根生生于1954年，还可以为蒙牛工作最少10年，这10年期间，如果老牛再也拿不到股权，应该是公司的机制有问题，如果他拿到而不再捐赠，那就是老牛有问题——最少，他不是一个彻底的高尚情操者。

　　“其实在国内股份制公司中间，我的股份恐怕是最少的。”老牛的这句话，如果单独抽出来看，恐怕就有点意味了，感觉他是嫌股份太少。那么，事实是老牛觉得股份太多呢，还是太少？

　　伊利事发后，颐合财经副总裁王吉舟对伊利和蒙牛的分析结果是：蒙牛乳业根本不是牛根生的，也不可能是牛根生的，牛根生只是个傀儡，他背后有个强大的外国资本控制力量，名字叫做摩根斯坦利。大摩对于经理层的控股有绝对苛刻的条件限制，简直就是皮鞭加胡萝卜。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小小的胡萝卜就要忍受如此的鞭打，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牛会怎么想。

　　如果有机会，请牛根生出来谈谈他对于股份的作用和价值的理解，一定很精彩，因为他在中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领到的股份的性质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股份的实用价值取决于持有人之间博弈的结果，目前，内地经理人最期望博弈的对象是地方政府，最好走的一条道路就是MBO。MBO值得去奋斗的价值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个人能不断扩大股份，增加控制公司的力度，最后，把公司完全私有化，美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另一个前提条件是：在完成私有化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还不能太大，步骤不可以太快，一切要以经理人为主导，风险要由企业来承担。如果不是这样，MBO就不是一个如此受到欢迎的游戏。

　　一句话，股份体现的是利益的驱使和平衡，蒙牛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按照中国潜原则进行游戏的公司，无论是政府，还是操盘的经理人，对它的影响，远远无法达到左右股权的地步，内地MBO的两大优势，在蒙牛都无法实现。牛根生既无法随意不断扩大他的股份以致控制蒙牛，也无法轻松地操纵公司的盈亏，他实实在在是蒙牛里的一头牛。

　　蒙牛2004年6月在香港上市，而牛根生在2003年已经筹备着捐股的事宜，对于前途的明了，使他看到了一个有限的未来，在我们看来，也许，他的捐股举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老牛用他的业绩和弃股，在向他背后的资本力量，暗示着更多未明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