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点”到“面”治理农业污染

来源:    作者:    时间: 2005-02-02
——2月1日,记者专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课题组中方组长、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朱兆良院士

  危害

  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会导致“立体污染”

  记者:“农业面源污染”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个有些陌生的词。

  朱兆良:面源污染是相对于点源污染来说的。农业产生的污染主要来自于农作物种植过程中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和规模化养殖产生的畜禽粪便。前者污染源广泛分散、没有明确位置,就是所谓面源污染;后者污染源明确,称为点源污染。控制农作物种植导致的面源污染要比控制规模化养殖业导致的点源污染更困难。

  记者:那么,危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朱兆良:过量施用化肥、农药会形成从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到空气的“立体污染”,对环境质量、气候变化和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危害。首先,会造成河流、湖泊的污染及对生态系统的损害。农田化肥、农药通过排水沟渠流失到河流、湖泊中,导致水体富营养化藻类过量繁殖,水中氧气减少,鱼类数量减少甚至全部死亡。我国将近一半的湖泊处于严重的富营养化状态,这些区域的农业面源污染和人畜粪尿的排放是其主要原因。其次,化肥尤其是氮肥的过量施用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氮肥会以氧化亚氮气体形式逸失,对气候变化有较大的影响,并破坏平流层的臭氧,增加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强度。

  此外,农业面源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据我们调查,累积于饮用水源特别是井水中的化肥氮磷和农药对至少13个省份、数以百万计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

  记者: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具体底数,我们弄清楚了吗?

  朱兆良:有专家估算,目前我国水体氮磷污染物中来自工业、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的大约各占1/3,但这只是很粗略的估计。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最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记者:实际上,化肥、农药对农民来说也是柄“双刃剑”———超过合理用量后患无穷。

  朱兆良:确实如此。这把“双刃剑”用得过度,也会对农民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成因

  粮食安全保障的压力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等

  记者:既然化肥、农药是柄可能伤及自身的“双刃剑”,为什么我们还用这么多?

  朱兆良:化肥、农药过度施用造成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成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粮食安全保障的压力大。怎么以世界10%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只有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很多地方追求“高产、再高产”,化肥、农药的投入比较大。这些年,农业取得很大成绩,同时也带来面源污染等严重环境问题,尤其是在东部等粮食高产地区最为突出。当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千家万户点多面广,环保知识和农业技术宣传推广起来也就更难;化肥、农药施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很快,等等,也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趋重的因素。

  记者:这么看来,我们不能一味责怪农民缺乏环境保护意识。

  朱兆良:是的,不能把责任推到农民身上。我们课题组在农村进行的调查发现,在最近20年间,只有不到15%的家庭接受过施肥培训。很多农民对农药带来的污染和危害有所了解,但不知道化肥也会造成污染。我们有很多该做、能做的工作都还没有做。举一个例子,根据我们课题组的调查,有90%的农民所购买的化肥的包装上没有施肥指导说明;不少化肥和杀虫剂包装上的说明不充分、不恰当。做到这一点难道很难吗?

  实际上,如果采用农户参与式培训和推广人员积极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明显减少化肥、农药投入,同时保证粮食的稳产和增产。大量实验表明,在某些高产地区,即使将农民的施肥水平减少10%—30%,水稻产量仍然能保持原来的水平,甚至还会更高一些。

  记者:在196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寂静的春天》中,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尔逊曾经描写了农药等化学品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危害。农业面源污染其实是很多国家都遇到过或者正在面对的一个难题。

  朱兆良:农业面源污染是个普遍现象,其解决在世界范围内都属难题。但由于国情不同,我们的难度比人家大得多。一些人少地多的发达国家没有我们这样大的农业生产压力,可以通过限制化肥、农药的施用量等措施把产量降低一点,面源污染问题也就相对好解决一些。可以说,摆在中国政府和科学家面前的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任务,比发达国家要艰巨得多!我们是既要发展农业生产并力争高产,又不能破坏环境,必须双赢,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对策

  从政策、立法、技术体系三个层面推动治理

  记者: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我们并非没有认识到。并且为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我国近年来还采取了不少措施。

  朱兆良:随着农业面源污染危害的凸显,我国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只是目前还大多停留在“点”上,停留在局部地区———有些地方发展了生态农业、有机农业,进行了农业循环经济的尝试。但“绿色农业”之路还很长。怎样总结经验,推动污染治理由“点”到“面”成为当务之急。

  记者:破解这一难题有无良方?

  朱兆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缺少政策框架和配套制度,同时缺乏相应的机构向农民宣传面源污染的成因和防治方法,并鼓励农民采用有效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课题组的建议是:政策方面可以考虑从宏观上调整各区域粮食基地建设规划和农业产业结构;加强农民专业技术组织或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引导农民增强公众环保意识;加强宣传,增强政府公务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环境意识等。立法方面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一些发达国家对化肥和农药施用、控制有机废弃物排放、促进有机废弃物循环利用、控制农药污染等,都制定了明确的法律法规,我们可以借鉴。技术体系方面应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对农技推广人员进行培训和资格认证;建立、完善监测体系,监测农田环境质量;尽快开展全国范围的面源污染现状调查,为制定政策提供可靠信息;积极推广成熟的高效施肥、施药技术,等等。

  记者: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既要大力发展农业、保障粮食安全,又要控制污染,谈何容易!

  朱兆良: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思想认识,说到底是一个科学发展观在农业生产上、粮食生产上怎么落实的问题。实际上,农业发展与控制污染二者并不矛盾。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确定适宜的产量目标才能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农业才能可持续发展,才能做到农业生产发展、农民增收和环境保护“三赢”。

  记者:您如何看待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前景?

  朱兆良:今后,我国的人口还在增加,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改善,农业面源污染矛盾只会更加突出,我们惟有及早应对,未雨绸缪———噢,现在不是“未雨”,是已经下雨了,而且如不加注意的话,还可能下更大的雨!这个问题要高度重视。

  农业面源污染涉及千家万户,问题复杂,控制起来难度很大。不过,这个任务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最近,《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正式对中国生效,目前国内还在生产和使用的滴滴涕、六氯苯、氯丹和灭蚁灵等农药将逐步被削减。这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也是个好消息,表明了中国政府控制污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决心。

  链接

  朱兆良,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科院院士。长期从事土壤植物营养研究,历任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国际氮素启动项目专家组成员,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要农田生态系统氮素行为与氮肥高效利用的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本报记者 刘毅)   《人民日报》 (2005年02月02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