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安全面临严峻考验
和铁矿石问题如出一辙，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国在全球大豆市场上毫无讨价还价的权利。
从目前看，中国的大豆对外依存度一直很高。从去年来看，中国进口大豆占整个市场大豆供应量的85%，在国内流通市场上，90%以上的大豆油原料均为进口大豆。
有专家称，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四大国际粮商已控制了中国80%以上的大豆进口货源。而在世界大豆生产量总体下降的情况下，中国若增加进口量势必引起国际大豆交易价格的攀升，对中国大豆进口产生不利影响，并对大豆加工业和国家食用油及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早在2008年11月，海关总署就曾发出预警，指出外资企业在中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正在加强，尤其跨国投资企业丰益国际，斥资30亿美元进驻东北，企图垄断国内非转基因大豆市场。
不给力的国产大豆
中央1号文件已经开始重视国内大豆问题，根据2014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的要求，近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发布了2014年大豆目标价格，为每吨4800元。
这样的消息显然来的有些迟。
事实上，早在2008年10月，因为进口大豆占据了定价话语权，中国政府曾经做出过一定的“抗争”，但效果甚微。当时中国出台了临时大豆收储价格政策，这也是我国大豆产业争夺定价权的“第一战”，目的是保护豆农利益，缩短自主大豆产业受国际大豆价格冲击的时间周期和幅度。但是，临时收储价格客观上也会受到国际大豆价格影响，作用会受到一定稀释。
而且，临时收储政策也未能有效稳定住主产区的大豆种植面积。黑龙江省是中国最大的大豆产区，产量占国产大豆1/3强，但因为比价关系及进口大豆的影响，黑龙江省大豆播种面积连年下滑，产量逐年下降。
数据显示，作为主产区的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在过去四年里犹如坐过山车一样骤减，从2010年的6735万亩缩减到了2011年的5193万亩，再到2012年的3899万亩，再到2013年的3105万亩，总共缩减了一半以上。对农民而言，种植大豆利润不高的难题仍未解决。
当地官员称，豆农生产积极性削弱，本地加工企业发展停滞。这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了巨大隐患。遏制黑龙江省大豆生产下滑趋势，维持与保有一定的国有大豆产量和必要的战略储备，对于促进大豆产业健康发展、维持国家粮食价格持续稳定运行、确保国家粮油安全至关重要。
有专家认为，在更多细则出台以前，国际大豆企业可能会采取一定的对应措施，例如国际企业或许会利用政策出台前的空档期大量提高对华大豆的输出量，造成国内大豆价格下跌，从而导致国内大豆种植量进一步减少。
大豆话语权美国说了算
2013年，全球大豆的消费量是2.694亿吨，中国为7557万吨，占全球消费量的28%，这一数字并没有让中国在大豆市场上谋得任何话语权。在大豆市场上，美国是占据话语权的。
在业内人士看来，出现大豆违约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在大豆方面缺乏定价话语权。虽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却毫无讨价还价的权利，美国才是全球大豆名副其实的定价中心，美国农业部定期发布的产量报告成为全球大豆期货价格运行的风向标。而价格的剧烈波动最终将危及我国的食品产业安全。
业内人士表示，传统结价方式就是大豆进口商参照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期货价格，选择一个相应价格加上升贴水价格,从而得出大豆的进口价格.也就是说进口商只能有一次选择的机会。随着中国大豆的进口数量的大幅增加,定价期限的不断延长,国内大豆进口商渐渐发现一次性的结价方式的极大局限性.所以才渐渐引入多次结价的定价方式.多次定价方式就是外商可以允许进口商在相对长的点价期限内,可以先行点价,行情上涨后再行洗单,累积你的价差成本,最终确定成本构成,但同时也等于放大了行情的价格波动风险.。
有分析师称：“CBOT市场以美国为中心反映市场，国内大豆基本面变化情况在这里被‘选择性’忽视。美豆库存紧张且中国油厂大豆未点价，基金多单大举进入，目的是逼中国油厂高价点豆。”长江期货分析师韦蕾分析称。
永安期货方面认为，国内大豆进口除个别大型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之外，大多数企业直接或间接通过国际粮商进口(2011年通过国际粮商的进口量占70%左右)，在国内企业缺乏议价能力的情况下，造成进口数量越多、进口依存度越高、国际大豆价格对国内大豆价格影响力越强的局面。
同时，目前国内期货公司尚未走出去，中国买家普遍通过在国际粮商在CBOT进行期货头寸点价，国际粮商可以轻易掌握中国买家的已点价头寸和未点价头寸情况，使海外资金有天然优势进行逼仓。
此外，国际上ADM、Cargill、Bunge、达夫等国际粮商垄断了全球的大豆贸易，这些企业普遍具有强大的研究团队和数据搜集整理能力，也有着完善数据整理体系和悠久的数据搜集整理历史，在大豆价格涨跌的时间点上控制的很好，中国企业几乎占不到便宜。
畸形产业链：中国企业深受其害
进口越多，中国企业越没有话语权，这种悖论在大豆行业中确实存在。2004年那场危机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对大豆月度供需报告作出重大调整，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低点。于是，CBOT大豆价格从2003年8月时的最低点约540美分，一路涨至2004年4月初的约1060美分，创下近30年来新高。
2004年初，一些国内大豆企业高调进行百万吨大豆大采购，而更多中国压榨企业在担心价格继续上涨的恐慌心理作用下，纷纷加大采购力度。2004年初，在美国“抢购”了800多万吨大豆，折合平均价格在人民币4300元/吨的高价。
但随后，2004年4月开始，国际大豆价格快速回落，跌幅近50%。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由原先的赢利变为全行业亏损，无奈采取了违约行为。
在2004年大豆危机中，国内压榨企业损失惨重，大量企业停产甚至倒闭。而四大跨国粮商ADM、Cargill、Bunge、达夫等则趁机进场收购或参股了我国70%以上的停工或倒闭企业，一举完成了对中国内地市场的布局，2006年4月，外商独资或参股企业占中国60%左右的大豆实际压榨量。
2014年，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而与2004年不同的是，当时国内大豆压榨企业采用的都是“一口价”定价模式，即签订采购合约时便确定交易价格，这种模式下，大豆价格上涨后回落将导致高位接货的企业陷入亏损境地。
而近年来，“一口价”定价模式逐步为美国粮商主导的‘期货价格+升贴水’的基差定价模式所取代，也即进口商在签订大豆进口合同时，并不直接确定大豆价格，而是与出口贸易商确定将CBOT某月大豆合约作为标的合约，约定未来以该合约的期货价格为合同基础价格，然后加上一个升贴水价格，在装运货物前确定标的合约计价日期进行“点价”结算。
这种模式下，对进口方最为不利的局面就是豆价先跌后涨，如果进口方在低位没有点价或不反向进行期货套保锁定成本，最后会被迫在高位点价结算。和十年前不同的是，在定价模式改变的背景下，此次美豆价格从先涨后跌改为先跌后涨。
有企业认为，同时进口企业通过多次结价一方面增加了降低采购成本的机会,另一方面的确还要面临洗单亏损的实际情况.一旦采购成本居高,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内粮油价格的被动推高,物价上涨,进口商马上会转嫁风险到国内压榨饲料养殖市场.同时国家还要多付出美元外汇。
大豆产业链崩溃的风险让不少业内人士疾呼，加大对大豆产业的保护和扶持。他们担心，大豆产业的今天会不会变成玉米、小麦产业的明天。
“目前这种情况再严重下去，中国大豆产业将变成为外商打工者，中国的粮食市场也将由外资说了算。”有企业人士表示。
国家应多轮驱动挽救危局
在企业界人士看来，拥有大豆定价权更有利于维护国内的粮食安全。包括向大豆进口商提供补贴，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加强国内企业的联合和建立自己的大豆期货交易机构、抱团争夺大豆定价权等。
该人士表示，此前国家在进口环节提供象征性补贴，但他希望能够提高补贴或减税的力度，以提高国内大豆贸易商的竞争力。同时，他建议在上海自贸区或国内其他地区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机构，以竞争大豆的定价权。
与此相对应的是，有期货业内人士建议，企业应充分利用国内期货市场进行全面风险管理，锁定成本，提高竞争力，不要让价格的涨跌影响正常经营，同时减少在国外市场上被国际基金”狩猎“的可能。这样，企业才不会被动地接受国外市场决定的价格。更重要的是，应当筹建与纽约、芝加哥和伦敦等交易中心竞争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要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巨大市场需求的战略资源作用，逐步形成全球大宗农产品定价话语权。这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战略。
在补贴方面，有专家认为，如果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实施后能稳住种植面积，原料供应就会逐渐充足起来，相关部门或将针对市场采取进一步手段，以推进加工企业开工生产，如此一来面对国际企业的冲击，或许就不会束手无策。
最理想的扶持政策，应该是一套从种植到加工，再从加工到流通的全产业链的“组合拳”。
有些国外的经验也应该被汲取，有专家表示，中国要借鉴美国大豆协会的经验，设立大豆产业发展基金，从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各方面引导主产区大豆加工企业的联合，构建以农户为基础，以合作社为纽带，以加工企业为龙头的现代大豆产业体系，增强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