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自中储粮成立以来，储备粮代储体系不仅未能实现平抑市场粮价和防止谷贱伤农等政策目标，而粮价异动经常发生。同时中储粮托市收购使市场粮价失真，农业部门无法根据粮价变动而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导致近年来粮价上涨与谷贱伤农并存。
而如果在维系储备粮制度下，在政策性代储业务中引入中粮等与中储粮竞争，则反而使中粮、中纺等也变相成为了两栖作业之实体。这样的最终结果也会给市场造成了明显扭曲。殊不知，若中粮等国企也参与中央储备粮收购，那么表面上中央储备粮体系是政策性的，但实质却成为了享受财政补贴的中储粮和中粮等的商业化粮仓，尽管这对邦吉等外资粮油巨头的影响有限，但对诸多民企则构成实质性伤害——这些实力弱小的民企将更难与享受政策补贴的国企展开公平竞争。同时，这势将直接限制消费者的市场选择自由，一旦国内粮油市场出现有补贴的国企与拥有雄厚实力的外资之寡头竞争格局，给消费者带来的将是寡头粮价而非市场竞争粮价。
可见，外资在国内粮油市场地位并不是危及中国粮油市场乃至粮食安全的主因，任何在国内粮油市场具有影响力的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外企，滥用其市场影响力之行为才是危及粮食安全的根因。
若中储粮的商业化转型能成为促进粮食流通体系市场化改革、促使反思当前基于对粮食国际贸易缺乏自信的传统粮食安全观，那么这将不亚于联产承包制对农业和农村之影响。粮食流通体系的市场化，将意味着粮食生产部门可深层参与到利润丰厚的粮食交易环节，强化农业专业化社会分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