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全球农产品价格飞涨重新引发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担忧。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本轮农产品价格集体上涨应该是金融危机压抑后的价值回归,全球农产品尤其是中国长期受到耕地、人口增长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长期支持粮价高企的根本动力。
一、耕地资源趋于饱和
1.全球耕地增长潜力有限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发展经济和农业最重要的资源。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耕地面积和谷物播种面积增长缓慢,世界耕地面积由1961年的12.7亿公顷增加到2008年的13.8亿公顷,仅增加了7.96%。面积增长率更是从1988年就开始缓慢下滑,尤其是在1992年达到14.02亿公顷的峰值之后,全球耕地面积开始不增反降。1988年之前,世界耕地总面积呈现较快增长态势,1988年之后虽然仍在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根据FAO统计数据,在1989—2008年的20年间,世界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长,还下降了1.4%。
目前除巴西耕地面积尚有增长潜力之外,世界其他农业生产大国,如美国、阿根廷的耕地面积增长潜力非常有限,发展中的中国耕地面积扩大的可能性也很小。另外,尽管巴西有较多土地资源能够开发用于耕种,但若大规模开垦很可能会破坏其热带雨林环境,对全球气候环境产生不良影响。耕地是提供粮食的保证,耕地面积趋于饱和甚至减少,无疑为粮食生产埋下隐患。保护现有耕地不受侵占是保证世界粮食供应的基础,而要提高世界粮食产量还需要增加新的耕地,但就目前状况来看,世界各粮食主产国有人耕种的耕地面积趋于饱和,通过提高耕地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的潜力较小。
2.我国耕地面积受多因素限制
中国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略大于美国,但当前人口数量高达13.4亿,相当于俄罗斯的近10倍、美国的4倍以上和加拿大的40倍。不仅如此,我国土地资源环境以及耕地资源都不尽如人意,其中可耕种地面积仅占全部国土面积的12.5%左右。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建国后我国耕地面积在1957年达到峰值,随后出现了第一次大幅下降,第二次大的滑坡发生在1965—1977年,第三次减少集中在1980—1988年,第四次耕地面积缩小始于1992年。“十五”期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9240万亩,年均减少1848万亩,人均耕地面积减少15%。从1996年到2005年,全国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减少到18.31亿亩,至2010年年末中国耕地面积仅为18.26亿亩,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1.58亩减少到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还有2.5亩。当下全国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666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警戒线。2008年10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其中提出全国耕地保有量2010年和2020年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当前数字已越来越接近这一红线,耕地形势严峻。在国家严格控制下,尽管我国耕地面积保持在18亿亩之上,但城市化等多种因素交织仍严重影响着我国耕地安全。
(1)近年来城市化程度大幅提高,城市迅速扩张占用大量耕地
我国城市化水平自建国后大幅提升,城市个数由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市化率由1949年的7.3%提高到2010年的47.6%。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快速发展之后,我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在1992年至2010年的19年间城市化水平提高2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维持1.1个百分点的增速。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加大了推进城市化的措施力度,以保证经济增长持续有力。因此,城市化率在2010—2015年间应该呈现逐年稳定增长的态势,2010年为1个百分点,2011—2012年为每年增加1.1个百分点,而2013—2015年则为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
2010年9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报告指出,我国将从“十二五”开始,用20年时间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达到65%,这就意味着每年将有2000万农村居民进行城市化转变。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用地,尤其是各大城市周边的土地。自古以来,城市均建在肥沃富饶的土地之上,城市化进程中首先被占用的便是城市周边最适合耕种的土地。
目前,我国大中城市人均综合用地已超过120平方米,对照一些国际大都市,如东京人均综合用地为78平方米,香港仅37平方米。从1980年到2005年,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急剧扩张时期,经济每增长1%,就会占用30万亩左右农业用地。与日本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我国GDP每单位占用耕地量约为日本的8倍。由于城市化建设加快,“十一五”以来,全国每年建设用地需求在1200万亩以上,原来的城市郊区目前随处可见的是新城区、工业园以及大学城等。仅2008年一年,国家就批准了84个城市建设用地28816.97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21642.85公顷,农用地转用20215.28公顷,占用耕地14539.72公顷。另外,2008年全国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达12310万亩,人均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远远高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2)“十二五”规划确定将大规模建设高铁,挤占耕地
按照中长期路网规划,未来5年内,我国高速铁路建设都将维持大规模投入,投资额将保持在每年7000亿元左右,共计3.5万亿元左右。规划到2020年,中国铁路营运里程将达到12万公里以上,其中新建高速铁路将达到1.6万公里以上,加上高铁站点的建设以及施工禁入区,耕地占用面积将非常可观。
(3)宅基地大量兴建,占用耕地
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达24798万亩,统计公布的7.13亿农村人口加上1.5亿进城务工人口,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仍高达214平方米,远超150平方米的国标上限。
尽管城镇人口比例不断增加,但由于绝对数量庞大,农村人口基数也在不断增加,而“半城市化”问题在当前中国较为突出,即农民已经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这就造成农民工一面需要在城市租住住房,一面还需要在农村拥有宅基地作为自住房。而以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随着打工收入的增加,外流务工人员回农村盖房或为父母添置房产的现象在随后几年内会日趋普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耕地占用。
3.从农作物争地中看耕地现状
(1)黑龙江地区的大豆与谷物
黑龙江是我国最北端的种植大省,耕地面积2亿余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1%,是我国最大的粮仓。其农作物品种以粮食为主,主要包括玉米、水稻和小麦等谷物以及油料作物大豆等四个品种。近年来,黑龙江的种植结构呈现增玉米、水稻、小麦,降大豆的局面。2010年全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21375.6万亩,比上年增加569万亩,其中全省粮食播种面积为20323.3万亩,比上年增加623.9万亩,增长3.2%。在粮食播种面积中,玉米播种面积7847.8万亩,比上年增加567.5万亩,增长7.8%;大豆播种面积6718.4万亩,比上年减少575.6万亩,下降7.9%。
尽管大豆收购价同样突飞猛进,但谷物却更胜一筹。2010年黑龙江地区大豆收购价达到1.9元/斤,而玉米收购价在1元/斤附近。比较玉米和大豆的收益情况可知,大豆亩产约0.175吨,大豆种植成本450—500元/亩,而玉米亩产为0.5吨左右,种植成本需700多元/亩。2010年种植大豆的亩收益约为215元,而种植玉米的亩收益约为300元,远高于大豆。同样,水稻和小麦与玉米同属谷物,存在齐涨齐跌效应,因此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进一步下降。
在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增加的背景下,玉米消费量也不断增加,库存不断下降,预计2010/2011年度玉米产需将首次出现较大缺口。目前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80%—90%,国内大豆早已处于严重缺乏状态,由于耕地匮乏,扩大谷物种植就需减少大豆的面积,在单产没有实现大幅度提高之前,所有品种对耕地的需求都很难得到满足。
(2)广西地区的甘蔗与其他作物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大陆最南端的农业大省,主要种植经济作物以及水稻、玉米,是我国食糖生产量最大的省份,2009/2010榨季白糖产量约占全国的66%。广西区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白糖产业的发展,通过多种鼓励措施以扩大甘蔗种植面积。2009/2010榨季广西甘蔗种植面积达1520万亩,约占全区耕地面积的1/4,而水稻种植略多于甘蔗,为2200万亩左右。由于水稻种植于水田中,该土地类型不适合甘蔗生长,因此与甘蔗之间争地效应较小。在广西与甘蔗主要争地的品种为木薯、玉米、香蕉、蚕桑等。
近年来,尽管广西各级政府以及各大糖业集团均给予甘蔗种植巨大的扶持,但除2000余万亩水田外,广西可用于耕种的土地面积仅剩余4000万亩左右,其中接近40%已用于甘蔗种植,而主要争地品种木薯、玉米的价格也大幅上涨,只是由于2010/2011榨季甘蔗收购价受益于糖价维持高位,才使得甘蔗在争地过程中重新占有较大优势。
2010/2011榨季广西甘蔗收购价由350元/吨上涨至接近500元/吨,涨幅达43%,不过木薯价格也由原来的400—600元/吨大幅上涨至600—800元/吨,涨幅也在30%—50%之间。据了解,当前种植甘蔗的亩收益达到1500—2000元,而种植木薯和玉米的亩收益分别为1500元和1200元左右,香蕉的亩收益达2000元,亩收益最高的是蚕桑,平均每亩能产生5000元左右的利润。当前的情况是,所有农产品价格同时上涨,过去的争地效应已经不那么明显,按历史经验,所有的品种都将大面积扩种,但在耕地有限的情况下,各品种不可能同时扩种。因此,才会出现大豆涨价但面积下降,而糖价几乎翻番甘蔗种植面积却仅有小幅增加的局面。
二、人口基数与人均农产品消费量同增
1.全球人口持续增长
当今全球都面临耕地面积减少的威胁,而世界人口却持续快速增长,由此导致对耕地的需求越来越大。截至2010年年末,全球人口总数约为68.29亿,其中人口数量最多的三个国家为中国、印度以及美国,这三个人口大国的人口增长具有代表性。截至2010年,美国人口总数达到3.087亿,较2000年时的2.81亿增长9.7%;中国人口则由2000年的12.67亿增至2010年的13.4亿,人口增长率控制在了5.76%;印度的人口增长最为迅速,2000年时印度人口才突破10亿大关,2010年时就增长到了11.8亿,10年间增幅达到18%。
目前全球粮食消费需求大致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食用需求,二是牲畜的饲料需求,三是生物能源需求,从前到后此三类需求刚性逐渐减弱。除非收入降到无法购买的水平,否则由于人口增加,第一类需求通常都呈现刚性上升态势。当收入增加时,尤其是低收入者工资水平提升,吃饱穿暖是其首先要满足的需求,因此,猪羊牛肉等肉类食品消费会迅速增加,从而带动粮食的饲料需求大增。当收入进一步上涨,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者将开始有能力消费汽车等耗能产品,进而推动石油价格飙升。当前,国际原油价格在金融危机过后重新步入上升通道,目前纽约原油期价重新突破100美元/桶大关,而随着人口基数不断增加,对能源的需求也十分巨大。美国等农业大国的生物能源战略重新抬头,这也大幅增加了农产品的消耗。
总之,在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基数持续增加,使得全球农产品产量渐渐无法满足需求,产需缺口长期存在,库存不断被消耗,全球粮食安全面临压力。
2.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带来对粮食的巨大需求
研究表明,国家经济水平处于不同阶段,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量是不同的。尤其是人均国民收入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再到突破3000美元的时候,粮食需求弹性非常大。金融危机过后,诸多新兴经济体表现出强劲活力,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目前,“金砖四国”中、俄、印、巴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根据报告,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于2041年超过美国,印度将于2035年超过日本。2010年四国一致同意南非加入“金砖国”行列,使得“金砖四国”增至五国,该五国人口占据全球人口的43%。新兴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同时对粮食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中、俄、印、巴以及南非在过去数年里经济快速增长,国民收入迅速增加,消费能力不断强劲,加上五国人口众多,整体国民对粮食需求不断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对牛羊猪鸡等肉食的需求增长会更为强劲,所以肉食已成为今天世界争夺的重点商品之一。需求量急增,供应量自然要增加,而饲养禽畜所需的饲料需求亦要大增,从而导致粮食消费增速提高。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粮食需求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粮食总需求量为5.25亿吨,其中30%被用作饲料。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预测,到2020年和2030年,中国粮食需求总量将先后达到5.8亿吨和7.20亿吨,其中38%—43%和50%将用作饲料粮。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的膳食营养结构将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接近亚洲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膳食营养结构和水平:人均每日供给热能基本维持在2600大卡,人均每日供给蛋白质80克,其中优质蛋白质接近50%,人均每日供给脂肪78克,动物性脂肪占35%。
印度拥有亚洲面积最大的耕地,气候条件优越。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一直为本国能够自给自足和拥有丰厚的粮食储备而骄傲。但是现在,这个以软件制造业闻名于世的国度,为了解决国民的吃饭问题,开始花费大量资金来购买粮食。印度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随着经济的崛起,城市化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脱贫,对温饱的需求、对高蛋白食物的需求在快速增加。
综上所述,无论是发达经济体的缓慢复苏还是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带来的粮食乃至所有农产品的需求增量都是巨大的,其中以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增加更为突出。
三、劳动力资源紧张且成本不断上升
1.我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
2010年以来,我国有30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多在10％左右,一些甚至达到25％以上。今年,一些省市再启最低工资的上调计划,其中吉林省计划将最低工资标准再次上调20％,达到960元;山东也于3月1日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6％,最高档工资标准为每月1100元;广东也在同一天开始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广州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8.2％,增至1300元,中国就此再度迎来低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年。
在我国农业大批量机械化生产未普及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在粮食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较高。2010年我国农民的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为2.56亩,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在我国农产品价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人工成本,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几乎都是依靠人海战术,低端收入人群工资水平大幅上调,将迅速反映到生产农产品的人工成本中,进而推动价格上涨。
我国农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欧美相比,劳动生产率相差甚远。国内的农产品价格本来就很低,农产品价格属于价值洼地,近25年来,农产品价格只增长了6倍。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远远大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必然进一步压缩农民本就不多的利润,甚至无法收回成本。一方面,若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将出现倒挂现象,这种生产模式无法长久维持;另一方面,如今城乡贫富差距已经达到警戒线水平,这种现象必须得到控制,因此在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将持续上涨,最终达到全社会均衡状态。
2.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严重
人工成本快速增长打击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城乡人均收入剪刀差受益于2010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而有所回落,但依然处于高位。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巨大,2009年城乡人均收入剪刀差达到3.33高点,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十一五”末,我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为1.53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3%。这使得一些地区的农村生产力明显不足,导致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下滑,市场供给减少。
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同时,农产品涨价速度若没有跟上,将导致农业生产的人均产值无法提高。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近年来许多沿海省份依然出现民工荒现象,说明市场对劳动力需求巨大。抽样调查显示,2010年农民工每月工资约为1800元。2009年我国农垦经济实现生产总值约2650亿元,人均年收入约为7245元,仍低于进城农民工工资水平。
四、结论
尽管2010年以来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幅上扬,但其背后的推动力量依旧在发挥作用,除非单产大幅提高,否则耕地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人口仍在刚性增长,新兴经济体发展速度举世瞩目;在规模化作业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使粮食生产承压严重。缓解这一压力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如水利设施建设、土地肥力改造等,鼓励农业方面的研究工作,使现有土地的单产能够大幅度提高;其次,提高规模化生产水平,加速农村土地流转,尽快实现机械化作业,这一方面能够缓解劳动力外流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幅提高单产;最后,给予更多的惠农政策,直接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吸引农民回流农业生产,并实现合理的分配制度,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剪刀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