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此前将2010年全年CPI的控制目标定为3%左右。王建认为，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主要还是依靠信贷和政府投资的拉动。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依然不足的情况下，控制通胀不应优先于经济增长。
王建指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和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胀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通胀压力。二者共同从成本端推高价格。在这种局面下，加息不仅难以遏制通胀，还会让面临成本上升压力的企业雪上加霜。
不过，自今年2月中国进入负利率状态以来，加息的声音从未停息。
如果粗略地把一年期存款利率与月度CPI同比涨幅之差作为实际利率的衡量，中国目前已经连续7个月出现负利率。而市场预测，9月份的CPI可能居高不下。
王建指出，世界经济很可能会在2011年继续探底。美联储在美国经济还保持复苏时，就开始考虑量化宽松，正是基于这方面担忧。因此，中国当前也应将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同时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
王建表示，虽然翘尾因素正在消失，但粮食价格等新涨价因素或让内地CPI在11月份触及5%。不过全年来看，CPI应能控制在3.5%左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指出，“十二五”会更加在“好”字上下功夫，经济增速可能会略有回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不需要较快增长，也不意味着没有较快增长的空间和条件。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空间就在城镇化的推动。”张立群分析说，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大大滞后于工业化进程，非农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已经超过60％，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46．6％。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使农民变成市民，将释放出巨大的内需空间。
据发展改革委预计和测算，“十二五”期间，中国每年将新增1000多万城镇人口。若达到目前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每年可带动消费需求增加1000亿元以上。近年来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可以带动至少1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十二五”期间可以带动数以万亿元计的固定资产投资。
长期以来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巨大活力的改革任务仍未完成，进入攻坚阶段的改革将继续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虽然改革攻坚难度很大，但是必须下决心向前推进。
“收入分配领域和垄断行业的改革，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都能为‘十二五’经济发展释放更大的空间，创造更好的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指出，要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通过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激发民间投资；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为企业发展和居民创业创造良好的环境。
此外，“十一五”期间制定并开始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人才发展、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为“十二五”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夯实科技和人力资源支撑。 专家们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有各方面的基础性保障，中国经济的增速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必须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新的动力，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新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经济必须抢占新的“制高点”。
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初，中国就作出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今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明确选择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产业作为加快推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刘树成认为，在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为主线的背景下，“十二五”期间中国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至10％，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可把握在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