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而达跟“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一个身份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作为农业领域的气象和温室气体减排专家，他参与了诸多适应气候变化及农林业固碳减排的科技支撑系统的建设过程。
1995年林而达提出的“中国农业系统是含碳温室气体弱汇”的结论，被中国代表团作为谈判的科学依据，至今仍然被广泛接受；1996年他提出的“采取适应对策的新增成本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困难”的结论，至今仍作为我国参加气候变化适应议题谈判的重要依据。
他曾多次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气候公约谈判、审议批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各种报告，还曾与国外同行一起执笔起草、修改IPCC十多个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方法指南，被选为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的小组召集人，在气候变化领域有较大的国际影响。
和其他气候专家一样，10月，也是林而达关注的时空维度。
届时，天津将引来一批特殊的客人。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第12次会议和《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进一步承诺特设工作组第14次会议将于10月中旬举行，近200个缔约方的4000多名的代表将首次在中国聚会磋商。
与此同时，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将举行，讨论“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相应，中国“十二五”节能和碳排放指标问题有望得到讨论。
对于目前举行的波恩气候谈判会议，以及接下来天津和墨西哥坎昆会议，究竟解决气候谈判多少问题，中国“十二五”节能减排形势如何？
10月天津会议：
真正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21世纪》：继去年哥本哈根气候会之后又连续开了几个谈判会，10月还有天津的会，年度的墨西哥坎昆会议，是不是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林而达：去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今年年底墨西哥坎昆会议是第十六次缔约方会，各方都希望在第十六次会中希望谈判有所进展，但是双方立场差距比较大，所以中间又增加了几次会议，主要是几个工作组要通过这几次磋商逐渐缩小、消除差异，争取在随后的会议上能有比较满意的谈判结果。经过八月一周的磋商，本次会议中公约和议定书两个特设工作组均形成了新的谈判文本，这样，10月份在中国天津举行的今年第四次谈判将进入逐条谈判阶段，以便为年底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大会做充分准备。
目前主要谈判的问题仍是哥本哈根会议问题的继续，发达国家承诺在2012年前三年每年出100亿美元，到2020年每年出1000亿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是这个钱怎么出，发达国家怎么分配，这些问题都没有实际操作的机制，所以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发达国家如何承诺在2020年第二个承诺期的大幅度减排目标，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从我了解国外的一些专家，及政府官员的看法，这个问题今年可能坎昆会议还不能完成谈判，我个人估计明年应该还会增加几次这样的谈判磋商会。到明年年底，希望能够在17次缔约方会议上通过有利于保护全球气候的结果。
《21世纪》：您怎样判断10月的天津会议？
林而达：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第12次会议和《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进一步承诺特设工作组第14次会议，是两个工作组的重要磋商会。从这次会议开始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才刚刚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真正开始了具体案文的谈判，这是达成最终协议所必须经历的重要阶段。
因为谈判就是把不同的观点逐渐变成相同的观点，这个过程是相当的艰苦。双方的观点差距很大，但所有缔约方大家谁也没有表示要退出，这说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仍是所有缔约方愿意通过国际合作解决的问题。矛盾只有通过谈判通过双方的妥协才能解决，美国等发达国家为此要做出表率。
碳减排还是应以依赖自己为主
《21世纪》：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节能减排技术比较落后，需要国际社会较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国家气候谈判时，我国如何能做到最大程度的双赢？
林而达：我觉得，还是要先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毕竟目前的谈判双方还基本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方。美国和欧盟希望把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单独列出来。中国目前碳排放总量很大，但是人均排放量仍很低，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所以下一步，中国应该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一个更为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空间，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行动更科学、更合理。
目前先进的减排技术大都掌握在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手中，知识产权确实是个问题。但发达国家政府可以出钱把技术买过来，再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既要买技术，还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这样总投入可能不少。但比起他们百年来过度使用世界自然资源创造的财富来说，比起他们对世界环境的破坏来说，这仍然是个很小的数字。
之前有世界银行统计，发展中国家要适应气候变化，要实现自主节能减排的目标，一年需要花费数千亿美元的资金，但国际上能提供的总资金非常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所以我们的政策，还是要立足先把自己的事做好，而且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节能减排。
《21世纪》：今年上半年的单位GDP能耗又上升了0.09%，前四年是累计下降15.64%，还剩下半年的时间能完成节能20%的目标吗？
林而达：第一，我们的目标是“十一五”节能20%左右，如果能够达到18%就已经是基本达到目标了。第二，前四年完成的还算可以，今年年中国务院已经开会要求各地各部门下决心一定要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将会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我个人觉得达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们提出2020年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针对碳排放而言，如果从2005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能达到下降18%。第二个五年计划能达到下降16%。第三个五年计划下降14%，这样，我们通过三个五年就能达到2020年的碳减排目标。这期间，因为我们的GDP总量还要增大，每个五年的相对减排率逐步下降是正常的。
《21世纪》：谁来协调不同国家之间观点？现在中国的碳强度减排方案能为国际社会认可？
林而达：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主要还是由缔约方大会来做决定。任何决定，哪怕是接受一个重要的科学认识，也是不能超越缔约方大会的。国际上的惯例都是这样的。不可能由某一个超级大国或集团来领导。
我感觉对于中国提出的节能减排方案，国际上有识之士会认为中国采取了实际的行动，与多数人期待的目标一致。发展中国家本来没有减排义务，为了世界人民的福祉，我们是自主的提出了我们的相对减排目标。事实上，发展中的大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经济体总量比较大，提出这种相对目标是符合实际的，印度提出的也是强度指标。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
还未有专门数据
《21世纪》：目前工业、农业领域的减排目标还没有公布，这些领域的碳减排或能源强度怎么样？
林而达：现在全球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占到总排放14%左右，其中主要是甲烷和氧化亚氮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国家这个比率可能略高一点。农业需要也可能为温室气体减排做贡献。
农业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全面排放可能还没有专门的监测，所以还没有专门的数据。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方法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例如农业能源消费的问题，农业中种植、灌溉和收获都需要消耗化石燃料。按照过去国际通行的方法，这些排放都统一的算在能源消费当中。使用化肥，饲养动物也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化肥的利用率等是可以减少碳当量排放的，这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
目前看，农业的能源消费要减少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未来十年我国还需增产1000亿斤粮食，以满足人口增加的粮食需要，所以还不可避免要多使用化石燃料。
“十二五”是否将碳或碳当量排放分解到农业领域，即单位生产增加值碳排放下降多少，还不知道。但我认为农业的单位增加值碳减排目标，可以与单位GDP碳减排目标一致。即在全国单位GDP碳减排40%－45%（2020年比2005年）的计划中，在农业方面可以通过少使用化肥，多利用沼气，促成单位农业增加值碳当量减少排放40%－45%目标的实现。
《21世纪》：目前农村居住消费的碳排放占总比重越来越大。但具体的农业减排分类不够清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林而达：农业领域的减排，最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是增加农业碳汇，二是减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措施都有可以使农业领域的碳当量排放的绝对值下降的潜力。但因为农业的商品用能还不可避免的要增加，因此农业分担10%GDP的相对减排任务是合适的。
农村建筑用能，做饭用能是算到农业部分还是能源部分，是统计方法的问题。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农业温室气体的减排只算化肥的使用和种植水稻等产生的非二氧化碳的排放，没有计算农业生产之中的能源消费。乡镇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也应该算在农业增加值领域。
《21世纪》：种粮食的成本越来越高，农药化肥价格越来越高。这也算碳排放的增加吗？
林而达：农药化肥价格提高，应该能抑制农民使用，为低碳做贡献，但目前情况并非如此，价格和使用量仍旧在增加。
不过从消耗能源上来说，生产化肥的原料是化石燃料，化肥用得多，碳排放会增加，而且河流、近海的污染也会增加。如果我们能提高化肥使用效率30%，或者说，减少30%化肥的使用量，那就不但减少了相应的氧化亚氮排放，同时还可以减少生产这些化肥的能源消费。另外，目前散户养猪的越来越少，散户减少以后，户用沼气利用比率就会下降。利用沼气是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