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财商》就此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
粮价异动
《财商》：您认为今年粮价出现异常波动的原因是什么？
程国强：农产品价格波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的周期性波动，由农产品供需关系决定；另一种是异常波动，也就是这种价格波动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是其他因素，如突发性自然灾害、政府调控政策、投机炒作、不当舆论推波助澜等。
如今年玉米价格上涨，并非供给短缺引起的合理上涨，而是在全国玉米总供给充裕背景下的异常波动。
《财商》：粮价波动会带来什么不利影响？
程国强：在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大多数居民对粮食价格仍然十分敏感，人们的承受能力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承受能力比较弱，粮价波动具有较强的传导性、同步性和放大效应。
一种粮食价格上涨，有可能形成对整个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预期，带动其他农产品价格在短期内全面上涨。根据我们的研究，猪肉价格，受玉米、豆粕等饲料价格影响较大。玉米价格每上涨10%，就会使猪肉价格上涨5.3%。因此，玉米价格异常波动有可能引发粮价乃至整个食品价格的全面上涨。
今年上半年我国猪价持续下跌，部分地区猪粮比价已连续数月跌破6：1的盈亏平衡点，生猪生产出现全面亏损。玉米价格持续上涨，将进一步增加养殖成本，打击农民养猪积极性。如此的结果是，3～5个月后，猪肉价格可能再度暴涨，由此推动新一轮食品价格全面上涨，拉动CPI大幅上升。
今年7月份以来生猪价格的走势，已经初步验证了我们的判断。若国内玉米价格持续上涨，国外玉米大规模进口就有可能变为现实，如此将直接冲击国内玉米市场，进一步增加粮食调控的复杂性。
调控建议
《财商》：您在调控措施方面有什么建议？
程国强：从政府调控来看，为防止粮食囤积投机，今年5月18日国家有关部门修订了玉米竞拍细则，规定限制贸易企业和深加工企业购买国家拍卖粮。但我国玉米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是：70%的玉米储备在北方，30%在南方，但玉米需求主要在南方。
该政策只允许北方的饲料企业和养殖企业参与北方的拍卖粮，限制南方企业到北方参与拍卖，拍卖粮大部分投放在华北地区，真正需要玉米的南方地区投放较少，强化了玉米供需结构性矛盾，因此粮食调控措施亟待调整。
今年后期国家粮食调控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既要托市，保持粮食合理价格，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同时也要维护粮食市场稳定，促进实现管理好通胀预期、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目标。今年秋粮即将上市，应尽快明确收购政策，稳定市场预期。对玉米新粮收购而言，建议今年暂不实施临时收储措施，取消收购运输补贴政策，同时调整多元主体托市方式，建立托市-调控一体化机制。
今年，粮食托市收购主体在原来中储粮一家的基础上多了4家大型央企。目前对多元托市机制的理解存在一些误区。托市主体的多元化，并不会减少市场扭曲，反而有可能由于收购行为的异化而增加市场垄断，增强农民和下游企业的不稳定预期。
今年多元主体参与托市收购，竞相争购粮食，但其中部分企业囤积粮食，待价而沽，造成收购价格不断提高，增加了政策执行的难度。建议今后继续实行以中储粮公司为执行主体的临时收储措施，进一步完善政策的启动和退出规程，形成托市收购与平抑价格互为一体的调控机制。
《财商》：应该如何看待发展生物燃料和粮食工业用途增加对农产品价格产生的影响？
程国强：欧美国家发展生物能源改变了世界对粮食需求的预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粮食供求的格局，就是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在需求方面，机器和人争粮食，导致了粮食供需预期的失衡。
目前，我国也在搞玉米乙醇，国家提供1375元/吨的财政补贴，每年拿出13.5亿元来支持四家燃料乙醇厂，生产100万吨乙醇，耗费350万吨玉米。
这个问题，从利益博弈的角度看，乙醇燃料企业是既得利益者，而地方政府也支持该行业，因为可以带来GDP、就业和财政收入，并支撑粮价高位运行有利于玉米产业的发展。所以，生物燃料发展到现在，支持的不在少数；但饲料企业、养殖企业和粮食加工企业却会因此面对成本的不断上涨。从道义角度上讲，我们没有发展消耗粮食的生物燃料的本钱，更不能鼓励机器与人争夺粮食。
另外，粮食深加工的发展也在推动粮价的上涨。我国玉米总消费量为1.5亿吨/年，其中食用和饲料每年保持平稳低位增长，但是，本世纪以来，玉米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在20%以上，目前，玉米深加工用量在3500万~4000万吨，占玉米消费比例高达20%~25%，对玉米价格产生的影响也很大。其中，柠檬酸和淀粉属于高污染、高能耗行业，这类深加工企业是否还值得国家支持亦值得商榷。
《财商》：今年，我国从玉米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您认为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农产品进口问题？
程国强：目前，市场担心玉米进口的潘多拉魔盒是否已经被打开，并会步大豆进口的后尘。但事实上，今年的玉米进口量只有160万吨，和1.5亿吨的消费量相比是杯水车薪。
农产品进口问题，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时候已经有了非常充分和缜密的考虑，开放前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证国内的产业安全，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到冲击。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排除对国际资源的利用，大豆的进口就是利用国际资源的一种选择。理性地看，如果国内市场的小麦、水稻能够得到稳定的增长，能够保证基本的供应，那么我们整个粮食的安全稳定格局不会被动摇。
目前来看，农业的发展处在安全、健康范围中，还没有看到哪个行业因为进口的冲击到了崩溃的边缘。我觉得对大豆的议论可能过于感性，或者没有从国内的情况出发研究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代表了部门利益、地区利益、行业利益。
特点与挑战
《财商》：中国的粮食问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程国强：首先，我国正在高速发展中，在今后可预见的10年甚至是50年里，人口增长、城镇化、工业化将推动中国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趋势，但耕地减少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现在每年的粮食生产过了1万亿斤，到2020年，中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将达到790斤，需求总量将至少在11450亿斤。
第二，中国耕地、淡水等农业资源对粮食生产的约束增强，种粮比较效益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难度加大。按照2020年的粮食需求11450亿斤来测算，要保持自给率在95%以上，即总产要达到10878亿斤，每年粮食产量至少要增产72亿斤。假定播种面积保持不变，要求单产在2007年633斤的基础上，每年提高0.7%以上。但1998~2007年，粮食单产年均增长率只有0.6%，单产增幅呈递减趋势，单产进一步提高的难度加大。
第三，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1%，粮食产量和消费量均占世界的25%。目前世界每年的粮食贸易总量2.6亿吨左右，仅相当于我国粮食消费总量的50%。我国进口国内消费量的1%，就相当于世界贸易量的2%。特别是大米，世界年贸易量不到3000万吨，不足国内消费量的20%。这决定了中国粮食供给的内生性极强、外向性不足的特征，利用国际市场增加粮食供给的空间有限。寄希望于大量进口粮食，不仅靠不住，而且极易受制于人。
第四，中国粮食需求以口粮直接消费为主，占粮食总消费的50%，加工转化不到45%。而发达国家口粮直接消费只有22%，美国只有10%，因此粮食的弹性很大。直接消费比例越高，替代性就越差，我国老百姓大多数对粮食价格仍十分敏感，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承受能力比较弱。
第五，中国的粮价波动具有较强的传导性、同步性和放大效应。一种粮食价格上涨，有可能形成对整个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预期，带动其他农产品价格在短期内全面上涨。这对整个粮食稳定的打击是不可估量的，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是无法预见的。
《财商》：中国粮食问题未来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程国强：未来，继续保持粮食稳定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挑战越来越严峻。
一是粮食生产基础薄弱、后劲不足、科技支撑乏力等根本性问题仍然严重，呈继续恶化趋势，粮食连续六年增产后，长期积累形成的基础设施潜力已充分释放，在高起点上继续增产的空间已经很小。
二是由于农资价格上涨，粮食生产相对成本逐步上升，生产比较效益不断下降，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三是连年丰收后，一些地方的麻痹思想在滋长，有可能出现忽视和放松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倾向，粮食生产出现滑坡、周期波动拐点显现的可能性逐步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