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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压榨企业夹缝生存

  作者: 来源: 日期:2008-10-28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曾经盛极一时的民间压榨企业正遭遇各方面的挑战。“所谓的挑战其实将我们推向了一个四面楚歌的困境,走不下去也走不出去,只能跟着别人走。”一位从事了20多年的压榨行业的民间企业家如是说。

    在新疆当地的植物油原料收购企业中,除了益海(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规模一枝独秀外,活跃在乡村一级和县城一级的压榨市场的主要是过去粮油系统改制出来的一批民间企业。经历了计划经济松绑后的繁荣,在入世引来的外商“老师”面前,这些民间企业的状态堪称“夹缝生存”。然而,在夹缝中还能生存多久,民间企业家们似乎谁也不敢多想这个问题。

    不敢收了,一收就亏

    活跃于当地压榨行业的杨杰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每年都能在周围几个农业县收购到2万吨左右的油葵,但是今年他只从乡亲们手里收购了3000吨。

    记者在杨杰的压榨厂,一股浓香的“炒瓜子”香味扑鼻而来,厂房外面的1000多平方米的水泥坝子堆放着几堆油葵,已经用彩条布遮盖起来。三幢加工厂房只有一幢开工,发出隆隆地机械运转的声响。厂房外面则堆放着粕料(原料榨完油的剩余物),散发出一股油香味。

    杨杰说,去年这个时候已经收购了1万7000吨油葵,三套机器昼夜运转;今年才收了3000吨,只能停工部分机器。“因为油卖不出去。”

    杨杰口中所说的“油”其实就是压榨企业加工出来的散油,是指初榨、散装的、大包装植物油,通常提供给下一级加工或经销企业转变为小包装或进行调和成食用油,或者直接散装销售的植物油。这部分油比小包装食用油占据更广的市场,尤其是中小城市及以下的市场。

    据杨杰介绍,今年榨油厂之所以只收了3000吨油葵,主要在于“他不敢收油葵”。“榨油厂收不到订单,我们就不敢收购油葵,这是其一;其二,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油葵掉价太厉害了。在不到一个月内,从3元8一公斤收到现在的3元5分一公斤。开始收的油葵已经亏进去100多万元。”

    据了解,杨杰的榨油厂年处理油脂原料35000吨到40000吨,其中只有一成的清油供给当地市场,九成以上还是卖给外地大油商。“他们不要油,我们也不敢。一些农民或者经纪人把油葵一车一车拉到我面前说,你给价我就卖,但是我们不敢给价,说给3块1毛,马上就跌到3块5分。”

    就在采访过程中,杨杰接到电话说收购价掉到3元一公斤。早就无心收葵的杨杰当即决定暂停收购,打电话召回下到农村收购油葵的员工立即停止收购。“这不就是瞬息万变吗?不敢收了,一收就亏。”

    杨杰的客户之一上海佳格食品公司今年就没有收他一滴葵油。该公司内蒙古和新疆的代表陆先生印证了这一结果。“整个行业频现跌势,我们的下家也在撤离和减少订单,而且市场如此不稳定,不敢下手。”

    失去主导权 受制于人

    在老台乡粮站,在采访杨杰的过程中,油葵跌价的讯号都来自电话。这个电话为什么有如此力量,可以决定基层交易的进行?这个价格是怎么产生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追踪采访相关的业内人士。

    老台乡粮站的值班人员告诉记者,电话是从委托他们收购的企业打来的。“这个企业是本县的压榨厂,他们电话说调价就调价,我们只是代理收购,收点仓储费用”,昌吉市昌鼎工贸有限公司油脂公司总经理王学刚说:“行情变化快的主要原因在于定价权目前掌握在益海手上。我们当地所有大大小小的本地企业都看他们的价格,他们收购价格跌了,我们就得继续往下跌。”

    王学刚提到的“益海”,全称是益海(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下称益海),2004年9月初,美国ADM公司与新加坡丰益粮油公司组建的中国投资(益海)私人有限公司与上海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昌吉市康味缘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兴办了益海(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具备国内最先进的食品生产线,年处理植物油料25万到30万吨,年生产全精炼食用植物油12万吨,蛋白饲料18万到20万吨。产品除满足新疆的消费外,还大量销往内地,部分产品出口至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市场,目前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压榨企业。

    据了解,由于实力悬殊,杨杰、王学刚等当地民间企业的收购价格要比益海低5分到1毛钱,以维持一定的利润空间,否则将无利可图,由于成本高于益海还将迅速地在当地市场中被淘汰。

    杨杰、王学刚等人认为,益海进驻当地压榨市场从技术和管理模式上提高了整个行业的经营水平,但是由于其强大的资金后盾和团队化的运作模式,三年下来,六七成的市场已经收进囊中,植物油的原料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益海手中,市场的定价权也随之旁落。“失去了主导权,收购市场的行情我们只能跟随益海走。”

    原来,民间压榨企业的价格是跟随益海的收购价格走的。一般来说,益海更新收购价后,当地的压榨企业随即调整价格,通过电话往下传,随时做出调整。老台乡粮站是一个最末端的收购方,而杨杰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也是通过这个价格来决策。

    那么益海的收购价格又是怎么出台的呢?益海(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刚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有整套行情测算团队,他们盯在CBOT(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大连期货交易的大盘上,根据期货和现货的价格来测算原料的收购价格。”

    有点“单刀赴会”的悲凉

    虽然王学刚等人知道压榨企业和国际国内期货市场挂钩,但是他们并没有确切的金融知识和技术去支撑对已经纳入全球化市场的把握。拿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外商大企业的控制下,他们只能凭借“地头优势”来经营,处在于一种受挤压的“夹缝状态”中。然而,此轮行情下的民间压榨企业已经觉得“暮霭沉沉”。未来还能走多远,他们不敢多想。

    “除开乡村小作坊,稍微大一点成规模的压榨厂已经不到20家,而在(上世纪)90年代这里可是活跃着上百家的压榨厂,随着自身的优胜劣汰逐渐减少,益海入疆后,这种行业整合迅速提速,很快就没几家幸存。”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存下来的大多都是过去老粮油系统下的人,有背景有关系,可以从外商垄断的市场里拾得一些牙慧。”

    即便如此,行业管理部门认为,持续反复的原料战会进一步拖垮本地民间企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局购销处处长刘学明说:“原料价格的大幅波动,几轮下来中小企业就将被拖垮。由于油脂市场压榨企业实行全面放开的政策,政府过多干预又会招致非议,面临困难。”

    一位研究东西部经济的专家认为:民营经济发展受到的限制不仅来自于外商,归根结底是来自国家的政策。国家对外资的青睐和为稳定社会缩小贫富差距而限制民营经济发展,合力效应下形成现在的局面,“钱都让外国人吃了,哪有民营经济的份儿。”

    没有谁给出了民间压榨企业出局的时间表,但是作为企业经营者自身,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就拿此轮油葵的行情来看。当行情大幅下跌时,本地的压榨企业积极向政府相关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反映求助,但始终没有结果。

    “农民卖不出去油葵,我们又不敢买,当时大家就希望能不能政府出面收购一些原料,一方面保证农民收入和种植积极性,一方面作为市场应急储备,以便将来调节市场为物价。但是一直未果。”杨杰告诉记者,后来自治区发改委出台了国营粮食企业可以收购23000吨油葵,但是没有收购保护价,面对几十万吨产量的市场,这个决定对市场基本没有利好影响。“在与实力雄厚的外资大企业的竞争中,我们有点单刀赴会的悲凉,只能随波逐流以求自保。”

    成本高涨 行情惨淡 葵农“腹背受敌”

    天山以北地区,阳光充足、环境无污染,适宜上乘油葵生长。在北疆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块油葵田,一到花期,金黄的向日葵在蓝天雪山的映衬下,分外美丽。然而,受国际油料市场波动和国内压榨市场垄断影响,美丽的田园风光背后却是葵农遭受成本追高和市场滞销双重痛切的现实。

    “有的农民哭着求我收油葵”

    祁居爱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老台乡西地村农民。祁家今年种植90亩油葵,临到收获季节,虽然指望着用卖油葵的钱修葺破败的羊圈,但是3元一公斤的收购价格还抵不了种植成本。

    祁居爱打算将修羊圈的事搁到明年开春,将剩下的10吨油葵拉回家不卖了。“3元一公斤,连成本都捞不回来。”包括吉木萨尔县在内的昌吉回族自治州东三县今年种植油葵40多万亩,由于遭遇自1974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油葵单产较去年下降约20%,而“跌跌不休”的收购价格让葵农保本的最后希望破灭。

    记者在老台乡粮站采访,前后不都半个小时油葵的收购价格从3元5分跌到3元。三台乡农民刘金明刚拉了一拖拉机油葵进粮站大门,正准备开始卸货。粮站值班室接到电话说:“跌了5分钱,你还卖不卖?”

    刘金明看了看一车油葵,笑着说:“刚不是3元5分吗?我已经进门啦。”“这个价格一天跌几次,我3元5分要了你的,谁要我的啊?你还卖不卖?”“卖。车都拉来了,能拉回去不成,还指着这车油葵还贷款呢。”值班室内说:“今天最后一拨,明天就不收了。这个跌法谁敢收啊!”

    在阜康市粮油工农有限责任公司的油葵压榨厂内,一群农民经纪人正在讨论今年的油葵行情。农民经纪人其实就是油葵收购的一道贩子,他们走村串户到偏远的农村收购了油葵,然后再交售到压榨厂,赚取其中的差价。

    农民经纪人雷春明告诉记者,他们一群人正商量今年暂时不收油葵了。“一天之中价格就要跌好几次,3元1角收上来,还没拉到油厂,就说跌到3元5分了,不算油钱运费,我们自己还得亏5分钱。这生意今年做不了。”

    雷春明说,“底下的农民多是贷款种地,这么低的价格,卖吧,亏得勒紧肚子;不卖吧,得还贷款,坏了在银行的信用就别想再借钱。我收购量有限,有的农民都哭着求我收油葵。”

    种植成本上涨 保本无望

    祁居爱向记者算了一笔成本账:一亩油葵的肥料成本(包括农家肥)在140元左右,其中尿素、美国二胺、钾肥等价格连年上涨,今年的涨幅达到30%到40%;一亩地水利费100元,机耕费100元,由于燃油涨价,这两笔费用比去年增加了20%;由于去年油葵效益非常好,今年种子价格大幅上涨,涨了一半左右;肉涨价,劳务费也跟着上涨,这两块的费用将近150元。一亩地算下来成本要490元。

    按照亩产150公斤到160公斤折算,生产一公斤油葵的成本为3.2元左右。而祁居爱的成本算法和大多数农民一样并没有将自家的劳力成本算进去。而且,不少农民还是承包土地种庄稼,土地承包费在当地根据土地情况一亩地一年100元到250元不等。

    而目前的行情是每公斤油葵3元,在偏远的交通不便的村子,一公斤油葵只有2.8元到2.9元的价格。在成本高涨和行情惨淡的双重打击下,农民腹背受敌保本无望。一部分经济条件稍微好点的农民选择惜售,经济困难指着油葵的钱办事的农民则四处找买家贱卖油葵。

    据了解,吉木萨尔及周边地区因为缺水,基本上只能种油葵,小麦用水多,隔几年倒茬才种。当地农民都指着油葵的收入过日子,奇台县西地镇桥子村农民吐尔逊家,一排阴暗的小平房内堆了300贷油葵放着。“2元9一公斤不敢卖,一年里吃的面、用的家什、来年的种子化肥都得靠这个钱去买,不敢随便卖了。”

    据了解,当地油葵也有“企业+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去年油葵价高,买到7元、8元一公斤。今年年初一些企业和农民签订种植购销合同,以每公斤4元、4.2元的价格收购油葵,但是价格“跌跌不休”的行情下,白纸黑字的合同最后成为一纸空文。一些企业抱怨说:“企业一公斤卖3元1角,会4元一公斤去买农民手中的油葵吗?”市场面前,企业和农民一样孤苦无依。

    “农民是跑不赢市场的”

    在老台乡粮站,卸完油葵的农民刘金明正在清点手中一沓子百元大钞,而他的脸上分明看不到一丝高兴的神情。当记者问他明年种什么时,刘金明露出无奈:“能种什么?还敢种什么?农民是跑不赢市场的,见什么挣钱,农民一种就不挣钱了。总之就是种啥啥不挣钱!我也不知道种什么。”

    刘金明的态度代表了不少农民的困惑。明年种什么,依然困扰农民。过去按照传统的种植习惯春播秋收,越来越脱离市场需求,农民从地里要增收越来越难;后来根据市场行情和政府指导来种,大量的经济作物一度给农民致富希望。但是这两年市场行情变化越来越快,市场的指导作用开始滞后。反而出现“见什么挣钱,一种就不挣钱”的现象。

    这其间的深层原因在于即便地处偏远边陲的农村、传统而落后的种植习惯也未能幸免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巨轮。上海佳格食品公司在新疆的代表陆先生分析,去年食用油价格上涨一来因为国际期货炒家做大盘面抬高价格,二来领涨行情下各级商贩大量囤积原料原油造成供不应求。今年情况相反,国内外期货均在下跌,市场没有价格上涨预期,各方也不敢囤积货物。

    这位业内人士说,目前市场上不小的一部分是在消化去年囤货,所以终端产品价格下跌,利润缩减最终传导至原料市场,“风险一层一层往下脱手,最后一层就是农民;所以今天农民种什么不能单看某个地域内的市场情况,而要看全球的经济势态。既要看是实业发展,也要看资本市场的行情,农民要有有这样的意识,因为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也许你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一环。”

    

    外资压榨企业:控制原料就是制胜法宝

    几轮采访下来,新疆油脂市场的核心地带逐渐显露。纵观益海粮油在新疆的谋篇布局,不难发现他们深谙因地制宜的中国哲学,所投资的领域和产业无不是当地的优势资源。无论是葵油、豆油还是棉籽油,生产和经营的着力点都在原料上。产业链游戏玩得炉火纯青的外资企业走的正是原料至上的道路,通过对原料的控制掌握原料及下游产品的定价权。

    和杨杰的压榨厂相比,益海位于昌吉市火车站西侧占地330亩的厂区显得大气而完备。但是,这个西北最大的油脂压榨厂却没有想象的那样繁忙。

    厂区大门有严格的进出登记制度,几辆农民的机动三轮车停在大门外。进大门的右边是一幢三层楼的办公大楼和小包装生产线厂房。由于用于仓储的水泥地面广场非常广阔使得远处的几套压榨机组显得异常渺小。几十个长约25米宽约10米高约7米的房屋状的“原料堆”用军绿色的防水布盖得严严实实,不明就里的人也许会认为是神秘的军事基地。

    偶尔,一辆两辆拉着原料的拖拉机经过;远处工人们正通过两层楼高的传送机将装满原料的编织袋一袋一袋传上原料堆的顶继续堆高。远远望过去,一堆一堆“原料堆”一排排整齐地堆放,俨然一个庞大的仓储基地。旁边的压榨机组却处于停工状态。当问及停工原因,随行的厂方人员说:“现在市场相当不景气,不敢生产。”

    封闭的、卫生条件相当不错的全不锈钢小包装生产线上,没有一个工人,因为光线阴暗,不锈钢散发出冷光,让人觉得一阵寒意。随行人员说生产线停工了,所以操作间也断电了。“如果运行起来,一片繁忙是相当壮观的。”虽然生产线停产了,但是办公楼依然繁忙,并没什么人清闲着,接受采访的公司副总经理向记者抱怨:“外界和舆论紧抓我们外资身份不放,但是事实上,我们全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在经营、管理和做业务,而且绝大部分工人都聘用本地农民或者下岗工人。”采访中了解到,这个有些低调的公司高管就是地地道道的当地人,曾经是当地政府官员,后来到益海做高管,协调企业与当地各界的关系。

    据李刚介绍,收购原料是工厂运转所需,至于大量收购那是因为益海与当地部分农民签订了种植购销合同以及益海在当地的实力和信誉,让农民愿意将原料交售给益海。于是,拥有雄厚资金实力后拥有了大半原料市场,从而拥有了原料的定价权。国内有专家认为,跨国企业正是凭借其对产业链的精密布局而无往不胜,而原料就是他们制胜法宝。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学博士生祝伟认为:“在小范围的垄断竞争市场内,原料分散在农民手中时没有丝毫防御风险的能力;一旦集中在垄断企业手中,那么原料就有了强大的市场主导力。在垄断竞争中,原料是最初级的武器也是最重要的武器。”

    新疆当地一业内人士描述,民间小企业不敢要原料,所有经销商不再压库存,大型加工企业停工消化现货,后继市场有多“恐怖”,人们尽可能地想象,“那些堆积如山的原料停工搁置,引发来年植物油市场价格大震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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