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古老的大豆原产地国家之一，1995年前，我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2000年，我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5年的时间，从大豆净出口国到进口大国，其中固然有我国农民减少种植大豆的原因，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是国家高级政府部门又何尝没有责任呢？回想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看重的只是GDP，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是盲目地去发展地方经济，致使我国可种植的耕地面积人为减少，致使我国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耕地面积的减少，再加上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导致农作物产量锐减，农民种植农作物的积极性自然提高不起来。要不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研究出了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我国的农作物可以说没有哪一种不在减产的行列。
如果说我国从2000年开始注意到大豆减产的问题，并采取措施进行补救，我国不至于对大豆的定价权没有发言权，但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上级政府部门在这么多年来都做了一些什么呢？尤其是2004年，当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获知“中国大豆采购团”来了，大豆期货价格剧烈攀升，达到每吨4300元人民币。而当中国企业“满载而归”，不到一个月，豆价大跌50%！那一役，大多数中国本土大豆压榨企业陷入巨额亏损。他们知道被“暗算”了，但没有证据。随后，跨国粮商“雪中送炭”(有些跨国粮商不排除是地方政府靠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进来的)，展开大规模并购，本土榨油企业全面溃败。数据显示，至今中国70%油脂加工厂是外资或合资企业，80%大豆压榨能力为跨国粮食企业控制。一个没有大豆话语权的国家，而且自己种出来的大豆定价权还掌握在跨国粮食企业的手上，我国的大豆市场怎么能不遭受大难？我国的政府部门在这场大豆的“国际玩笑”发生时的2004年怎么就没有想到要补救呢？
“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9月3日，国家发改委针对我国大豆产业普遍出现的不景气现象出台的《指导意见》，虽然已经错过了2004年的最佳补救时间，但倘若我国能从现在采取措施对大豆市场进行补救，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但问题是，不该请进来的跨国粮食企业都请进来了，我国不该倒闭的大豆企业都倒闭了，而且我国自己产的大豆定价权都在跨国粮食企业的手上，自产的大豆都不能自己作主，再出扶持政策鼓励我国的大豆企业走出去，何其难也？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我国不仅没有吸取大豆“沦陷”的教训，在粮食加工方面，又给跨国粮食企业以实惠，降低门槛欢迎跨国粮商进入。据《半月谈》消息，从今年开始，WTO关于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粮食流通领域的过渡期已结束，跨国公司开始悄然进军，在我国建立小麦、大米等加工企业。
豆子虽小，事关重大。但相对于小麦、大米来说，小麦、大米的事情更大。因为即便我国确实不能将请进来的外国大豆商再请出去，即使我国确实不能控制自产大豆的定价权，大豆价格高了，国人可以选择吃其它的制品来代替豆制品；豆油价格高了，我国的民众可以在炒菜时少放一滴油来应付。而一旦我国小麦、大米的定价权再落入跨国粮商的手上，那可不是节约就能够渡过难关的问题，国人面对的是长年累月要受饥荒困扰的问题。如果因为跨国粮商的进入而导致我国的小麦、大米价格暴涨，甚至是引发我国的粮食危机，我国才出台政策来控制的话，其面临的困难将比控制大豆的难度更大。因此，笔者建议我国要吸取大豆“沦陷”的教训，在设法提高我国农民种粮积极性，严保我国耕地面积再不被蚕食的同时，在督促我国本土粮食企业做好储备工作的同时，坚决把好粮食关，将那些打我国粮食主意的跨国粮商拒之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