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国家提高了2008年生产的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并向社会公布了提高后的价格水平。当时稻谷最低收购价格调整为每50公斤早籼稻（三等，下同）75元、中晚籼稻76元、粳稻79元；小麦最低收购价格调整为白小麦75元、红小麦70元、混合麦70元。3月28日国家在此基础上再次提高2008年生产的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其中，每50公斤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77元、79元、82元，提高后的最低收购价格均比2007年高7元；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77元、72元、72元，提高后的最低收购价格比2007年分别高5元、3元、3元。同时，2008年生产的粳稻最低收购价执行范围由黑龙江、吉林两省扩大到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
一个多月时间，两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国家寄希望于通过提高价格促进粮食生产的意愿溢于言表。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上也表示，“2008年可能是经济工作最困难的一年”，因为要“两防”：防止经济由增长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结构性物价上涨转向明显通货膨胀，并且今年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更高，环境更加复杂。2008年乃至今后5年，抑制通货膨胀都是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一年多来，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农产品价格的持续快速上涨给物价上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一些人甚至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因。此时，暂且不论农产品价格上涨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还是表征，对于恩格尔系数还比较高、食品消费支出占有CPI统计中33%权重的中国而言，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显然是推高CPI的一个重要原因。既然要防止通货膨胀、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农产品价格包括粮食价格自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之列。
要想减缓粮食价格上涨速度，直观上理解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增加市场供给，另外一方面就是减少需求。粮食由于是生活必需品，需求具有刚性，国内需求显然难以压制，因此政府可以调节的只有外部需求，也就是说抑制粮食的出口，减少外部需求的同时增加国内的供给。国家从减少粮食的出口退税到进一步征收粮食出口关税，就是着眼于需求方面的体现。那么国家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则是从供给入手来治理粮价过快上涨问题。政府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意图向农民发出的信号便是，今年种粮是有利可图的。
但是一般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不又和抑制粮价上涨、防止通货膨胀相矛盾吗？当然二者之间表面看是有一定矛盾，但是应该有不同角度的认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政府今年不在春耕备播前发出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信号，基于比较效益的考虑，更多的农民就有可能选择外出务工，或者减少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加其他经济作物比如棉花、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均会减少今年的粮食总供给。在粮食生产成本上升、总体供需偏紧的情况下，如果粮食出现减产，将有可能诱发粮价在下半年大幅上涨。从历次粮价波动来看，当年粮食的较大幅度减产往往是导火索。因此在春耕前提高最低收购价，相当于是未雨绸缪，夯实粮食增产的基础。实际上这也是对经济学“蛛网模型”的一种修正，“蛛网模型”中农产品价格年度间的大幅波动的关键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往往只会根据当前的价格安排来年的生产计划。现在政府在粮食还未生产出来就预先向农民做出价格承诺，对于促进农民扩大生产显然是有利的。因此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静态看是不利于抑制粮价上涨，但是如果用动态、比较的观点来看，其反而有利于抑制未来粮价过度上涨的风险。
政府通过提高最低收购价格来保障供给，从而抑制通胀的目标能否达到，关键还在于最低收购价有没有吸引力，能否真正起到稳定生产的作用。这也是短期内政府连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考量之所在。因为如果最低收购价偏低，是难以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的。那么目前的最低收购价水平到底如何？
我们以稻谷的最低收购价为例。2008年每50公斤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77元、79元、82元，提高后的最低收购价格均比2007年高7元。我们知道，国家是从2004年开始启动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当时的价格是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为70元、72元、75元。然后这样的价格水平一直维持到2007年，4年间没有任何变化。而这4年间稻谷的市场价格一直呈振荡上升趋势，稻谷最低收购价与市场脱节，最终导致2007年国家没有最低收购价稻谷进账。2008年的稻谷最低收购价在维持了4年之久的价格基础上，整体提高了约10%的幅度。而这样的价格在目前的情况下几乎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无论是去年的稻谷上市期的收购价格还是当前的价格，均要高出3月28日政府公布的稻谷最低收购价。目前的市场价格已经高出业已公布的最低收购价，由于农资价格上涨过速，目前尿素上涨比同期上涨了70%，复合肥上涨了40%，农药上涨了50%，在当前价格下，不少农民已经觉得种粮收益严重下滑，种粮积极性受到打击。农地租金的变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前两年进城务工农民的农地成为抢手货，租金一路看涨。而今年据笔者的调查，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大为下降，农地租金也随之下降较大。
早稻播种面积的连年下降也能说明问题。近两年来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但早稻播种面积仍连年下滑。据农业部对近期部分地区种粮意向调查显示，今年早稻面积仍呈下滑趋势。笔者早在去年10月份“早稻播种面积连年下降的启示”一文中就预测早稻播种面积下滑将成为一种趋势，农业部的调查印证了这种判断。早稻播种面积的下滑根本原因在于粮食价格偏低，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相差太大。
政府显然也看到了种粮比较效益过低的现实，作为一种缩小比较效益差距的措施，于是提出要防止务工收入增长过快。这招致了一些社会人士的批评。批评者指出，中国GDP20年来平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农民工工资20年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近年由于“民工荒”的出现，农民工工资才相对有了较快的增长，但绝对水平仍然低下。压低农民工工资无论如何是没有道理的，并且也与城市化发展的大方向不符。笔者认为抛开道德批判不谈，农民工工资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即使想调控也调控不了的。近年农民工工资上涨主要是由于劳动力紧缺导致的必然结果，而非工厂老板良心发现，主动提高工资。因此既然务工收入长期增长的趋势不可避免，那么为了缩小种粮比较效益的差距，政府还得从更快地提高务农收入着手。如果不能更大幅度地提高最低收购价（更大幅度提高的话，又会与抑制通胀相悖），提高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应是一个办法。3月27日召开的全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家决定在今年预算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再增加252.5亿元投入，主要直接补贴给农民，采取十项重要措施，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但是这些补贴措施分摊到8亿多农民身上，激励效果仍然有限。
因此，笔者认为此次政府进一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虽然有其正面积极意义。但是其绝对价格仍然偏低，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难以起到对种粮农民实质性的激励意义。今年的粮食增产仍然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如果今年新增的粮食供给下滑（实际上中国粮食生产已经经历了历史罕见的连续4年增产，进一步增产的难度愈来愈大），在整体物价上涨形势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的情况下，下半年粮价快速上涨局面将难以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