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巨亏，引起全球股市暴跌。那是美国次贷困局在向全世界转嫁危机。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是，尽管我国主权投资基金以及诸多走出去的银行和金融投资机构所蒙受的次贷损失一再被始料所不及地放大，同时，金融的不稳定，能源和资源的竞争，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也不可能不给我国经济带来新问题，不过，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趋势不仅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逆转，反而有可能得到一个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在资本项目尚未充分开放的防火墙保护之下，沪深A股市场目前尚不存在与全球股市特别是美国股市联动的条件，继续加快发展并保持一枝独秀的牛市行情也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种情况下，肆意做空岂不是要让无辜的本土投资者为美国人的次贷危机埋单么？
这些天来A股和港股联袂暴跌，但A股同港股的因果关系各不相同。港股主要是受港元与美元联系汇率制的影响，同时，港股也是一个国际资本充分参与的市场，不能不与国际市场荣辱与共。而国际市场波动对A股的影响，则主要还是心理层面的间接影响居多，至少在目前，还谈不上联动，但含有H+A成分的国企股的暴跌不能不对其所占权重甚大的A股造成一定的拖累。
就像今冬的第一次暴雨雪一样，恰巧处在雪雨分界线上的南京，在冷、暖两股势力的“对垒”之下，一会儿一场雪，一会儿一阵雨，雪和雨的拉锯战一时间蔚为奇观。处在中美两大经济体结合部的香港，一边直接受惠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持，一边又不能避免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港股的表现因此也是热起来就过热，冷起来就急冷。在第二次次贷冲击波中，港股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暴跌逾3000余点，其中后一周的单周波幅就超过了3000点，国企股的波幅也高达2288点之多。
不过，港股走势真正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不在于其较为典型的震荡市特征，而是国际资本对于含H+A的国企股又拉又打的动向。国际资本集结香港，与其说是炒港股，不如说是炒中国。而H股和A股无论此消彼长还是彼消此长，与其说是定价权之争的反映，还不如说是国际资本利益之争的表现。追捧国企中资股重组或整体上市、注资以至回归A股等消息或概念，显示港股已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A股市场的投资模式，同时也给了国际资本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但在疯狂炒作A、H股互换和港股直通车概念的泡沫破裂之后，国际资本在给了港股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显著扩大了A、H股的溢价率。1月15日，恒生A、H股溢价指数历史性地突破了200点整数关口，这意味着A、H股之间的整体价差已超过一倍。随之而来的港股尤其是H股在次贷危机第二次冲击波下的非理性暴跌，则不仅给国际资本借市盈率唱空A股增加了理由，而且也为他们未来抄港股和H股的底预留了空间。
曾经在A股尚处于1060点时就看到了未来指数将达到3000到5000点的“赤子之心”赵丹阳，在以5265点开盘的2008年A股第一个交易日选择离场，清盘其旗下5只A股基金。此举真正的理由，我以为，显然并非其口头上所说的“就自己的投资能力已找不到既符合投资标准又有足够安全边际的股票”，而是他在《致投资者的一封信》所提出的四大疑问。市盈率水平的所谓国际标准困惑了几乎所有与赵丹阳一样受过洋教条洗脑的私募和公募基金的经理。
最近的统计显示，2007年存续的76只私募信托产品中，仅有一只跑赢沪深300指数，一只基本与沪深300涨幅持平，其余均跑输大盘。而在去年四季度，三分之二的公募基金也出现了亏损。其最主要的原因也都跟赵丹阳一样，乃市盈率恐惧下的过早看空。机构看空的破坏力远非散户可比。在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第二次冲击波来临时，机构不看空则已，一看空就是数以千万元以上的砸盘，且大量的砸盘集中在相比H股溢价较高的A股权重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市盈率洋教条的洗脑作用。
国外资本的一致看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的洗脑对国内政策动向以及机构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商品涨价等恶劣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形成硬着陆威胁的条件下，国内政策分寸的把握十分重要。一向不怕加息的沪深股市，对于频频出台的调整和调控格外敏感起来，担心的正是矫枉过正。
外患对于沪深股市，依然可以说是鞭长莫及，可是挥之不去的紧缩压力却一再地成了机构借题发挥的赶羊鞭。由于大多数散户的持股成本比机构总要高一些，有的甚至还高出了许多，过早地被迫出局对于散户来说除了损失并无利益可言，对于机构则获得了洗筹调仓的难得机会。同时，对集结于香港等周边市场的虎视眈眈的外资也不啻提供了逢低介入的天赐良机。这也就使我们不能不对那些动辄借外患说事的过早看空倾向产生怀疑：凭什么我们要为美国次贷危机埋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