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粮商利用本次大豆行情实现产业链全盘控制
如果说2003/2004年是国外资本侵吞中国大豆产业、在中国“攻城略地”的开始，那么本轮大牛市，则是国际资本整合中国油脂上中下产业链的契机。2006年9月开始，国内豆粕价格从2000元/吨，上涨至3900元/吨，国外资本借助本轮牛市，向中国市场倾销高价大豆、兑现贸易利润之余，利用饲料行业高成本压力，借机开始了对中国饲料行业的蚕食。据悉，某国际粮商已经在中国建立了12家生产“农标普瑞纳”品牌的饲料厂，通过延伸下游产业，实现产业链的全盘控制。
二、解决我国“大豆危机”，其本质是实现大豆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给自足
之前，河南出现过惊慌一时的面粉涨价事件，但是很快就被政府平抑了，奈何面粉价格上涨就能如此迅速地被扼杀在摇篮，而由豆油价格上涨引发的一轮结构性通胀却让政府久久不能“安寝”？其原因归咎于中国大豆的供需结构性矛盾。
2007/2008年度，中国大豆产量约1400万吨，进口量约3000万吨左右，期末结转库存为300万吨左右，出口约100万吨左右，合计中国年大豆压榨量4000万吨左右。但在风调雨顺且农民种植积极性不减的势头下，国内大豆产量勉强能到1500万吨左右，那么中国大豆每年需求缺口最低在2500万吨左右，这个缺口，必须通过进口来满足，这也就是中国为什么只能被动接受大豆高价格的原因。供需矛盾的结构性缺口，导致了大豆卖方市场的定价规则，从而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市场定价机制，继而，被动接受高价格格局以及国际大豆资本背后的种种“游戏规则”。
三、解决“大豆危机”策略分析
1.实现大豆最低收购补贴，最大限度恢复种植面积
最近流行一句话，“美国农民最幸福，除了能卖到高价格外，还能有政府补贴”。根据美国众议院最新的提议，新的农业法案可能进一步提高对大豆补贴，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我国的豆农现状：在连连承受“种豆倒贴”的现状后，2006大豆主产区的黑龙江，减少了20%大豆种植面积，2007年在上年的基础上又减少了25%。要提高豆农积极性，确保大豆种地面积的全面恢复，政府必须启动“大豆最低价格收储”补贴政策，建立国家最底收储制度，确保豆农“种豆有钱可赚、有利可图”，这样才能局部缓解中国大豆供给紧张的局面。
2.大力推广其他油料作物种植生产，实现油料作物多种供给
中国三分之二的食用油需求，来自除大豆外的其他油料作物，因此，缓解我国食用油危机，除了从大豆本身着手外，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其他油料作物的种植生产，实行油料作物轮种，最大幅度提高油料作物的生产量。根据农业部部署，2007年冬油菜播种面积达到1.01亿亩，比2006年增加1000万亩以上，如果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多种油料作物的轮种、混种，则我国大豆巨量进口的现状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3.鼓励中国大豆产业走出去
面对资源紧缺问题，我们可借鉴日本的政策。1976年，日本就在南美亚马逊大平原购置了大量土地，种植大豆，然后运回国内使用，日本人的这种调解模式值得我们思考。他们“弹丸“之地，资源极度匮乏，但他们却知道控制住主要的资源，对此，我们国内也应该思考走出去的策略，通过在南美租种土地，在南非进行实验基地等，开辟异乡豆源，通过多种渠道保证国内大豆供应量。
4.加强大豆科技研究，提高大豆供给
大豆科技研究要着力解决2个问题：提高大豆单产、提高大豆出油量。目前我国大豆亩产平均水平在130—160公斤之间，平均含油量16.5%，按1500万吨年产量、4000万吨压榨量计算，如果能通过科学手段，让大豆单产提高10%，大豆出油量提高2%，则就相当于间接增加635万吨大豆供给量，相当于我国大豆年压榨量的15.88%。
四、中国大豆产业需要韬光养晦
面对奄奄一息、满目疮痍的中国大豆产业，我们不能全然归咎于国际粮商的“鲸吞蚕食、居心叵测”，既然打开了“WTO”的大门，就要遵守游戏规则，并且目前的事实是我们必须依赖国际粮商提供的货源，来满足国内食用油需求。因此，采取激进方式抵制大豆进口，或者将国际粮商驱逐出境、赶出中国，是不可行、也是不现实之举。
古人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2007/2008年的大豆危机，让举国上下都知道了将大豆产业的主导权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是多么的重要。国家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积极解救困境中的大豆产业，也给守望在大豆产业的内资企业相应的优惠和扶植政策。我们要做的是，在目前的进口格局下，将国家政策一步步落实到位，千方百计寻求各种解决大豆问题的有效途径，逐步实现我国大豆50%的自我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