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这四年的粮食增产是恢复性的增产，刚刚恢复到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程度，而这四年来人口还在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在增长并发生着质的变化——粮食消费结构持续地从口粮向饲料粮转换。今天，粮食与肉食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口粮与饲料粮的冲突。
口粮是直接食用的生活用粮，包括大米、面粉和其他加工制品；饲料粮是通过人对动物的食用而经由动物间接消费用粮。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城乡间存在着经济水平上的差距，体现在粮食消费结构上，主要是农村口粮消费量远高于城市，而饲料粮消费量则恰相反。口粮与饲料粮之间的配比关系有点类似恩格尔系数，用于饲料粮的消费较大则说明肉食较多，反映出经济水平也较高。但是，从长期来看，自1980年至今，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300至400公斤之间浮动，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248公斤的最低安全标准，转向粮食消费结构调整时期，一个重要表现是谷物比重下降，玉米比重上升，谷物出口减少，玉米出口增加。
可以预见，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饲料粮的比重都趋于上升，而口粮则将随人口增长而缓慢增加直至趋于稳定。因此，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稳定口粮的前提下，未来的粮食安全问题的症结很可能不是“人的口粮问题”，而是“猪的口粮问题”，饲料粮消耗将成为粮食安全的最大压力。而我国传统统计项目中一贯把口粮、饲料粮混合计算和统计，容易造成人畜争粮的恐慌局面。由此，对粮食的消耗程度并没有因产量的恢复而有所减缓；相应的，由于农产品之间存在的比价关系，一种产品的上涨会带动相关品种乃至整个市场行情的抬升。这成为近几年粮价波动的重要影响因子，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粮食增产的正面效应。
在国际方面，从粮食作物中提炼燃料乙醇等生物能源的做法日渐蔓延。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出口国和乙醇燃料生产国，作为玉米的重要产地，美国用于乙醇燃料生产的玉米等农作物的比例日益升高，这是导致世界粮食价格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与9年前不同的是，在今日已经加入WTO的中国，农业已经失去了许多可资躲避的屏障，很大程度地融入了世界粮食市场体系。世界市场粮食价格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迅速传导回国内，而在粮食能源化这种人为制造的全球性粮食紧缺的历史大势下，即便国内生产形势好转甚至丰收，也会面临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的倒逼，从而水涨船高。
很多年来，经济学界里的许多学者过于乐观地估计了通过世界粮食市场进出口贸易自动调节国内粮食余缺的效果，但事实上，粮食能源化的国际趋势短期内已经很难改变，那些土地、技术、资本都高度丰裕的富有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国家都在热衷于拿粮食“作实验”，不可能指望他们为我们预留出进口份额。更何况，即便所有这些负面因素都不存在，我们也万不可忘记，由于各个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掣肘和信息交换的效率低下，粮食进出口贸易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那一轮恶性通胀中所扮演的逆向调节的不光彩角色。
回望最近30年历史就不难发现，从分田到户、乡镇企业到基层直选，每一次制度变革都释放出令人惊叹的能量。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仍然是破解粮食增产瓶颈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