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稳定粮价的具体措施，国家适当增加近两年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收购由国家临时存储的小麦和稻谷的销售数量，在不低于最低收购价的前提下，适当降低销售底价，重启临时存储进口小麦的竞价销售工作，保证小麦和稻谷的市场供应。为稳定饲料价格，在广东、上海、四川等玉米主销区，择机投放部分中央储备玉米，按略低于市场价格确定销售底价公开竞价销售。
显然这些具体的措施均是围绕“供给”作文章，政府寄希望于通过扩大市场原粮的供给，来缓解粮食价格上涨的压力。实际效果如何呢？
一、来自稻谷、小麦市场的分析
我们先看看稻谷市场。自9月26日起，2005年托市稻销售底价调低20元/吨，2006年托市稻销售底价保持不变。这样经调整后的底价如下：2005年中晚稻为1480元/吨，2005年早稻为1440元/吨，2006年早稻为1470元/吨，2006年中晚稻为1510元/吨。稻谷投放数量从9月下旬开始也有了明显的增加：9月12日的投放数量为22.36万吨，9月19日上升到76.32万吨，10月10日进一步上升到81.26万吨。然而市场对调低底价、增加投放数量的举动反应冷淡，稻谷成交数量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了遽烈的下降。9月12日成交了4.85万吨，9月26日成交了1.44万吨，10月10日仅成交了0.6万吨。由此可见，政策的调整在稻谷市场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市场上来自托市稻的有效供给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但是毫无疑问，在市场环境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调低底价和增加投放数量肯定会有助于提高托市稻销售的成交数量。现在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说明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市场对托市稻的需求出现了大幅的下降，托市稻的地位正被日益边缘化。其实如果不是今年早稻收购市场“收购难”现象表现得如此突出，一些收购企业在新稻开秤前的一个月甚至“颗粒无收”，托市稻应该早在7月份以后就成了市场的弃儿了（严格来说是托市早稻，因为托市中晚稻自7月份以来成交量就直线下降，8月份以后，基本上乏人问津了）。但是由于新早稻收购的严重受阻，本已在7月初就出现直线下降趋势的托市早稻成交量在8月份却来了个“绝地反击”，转而出现了连续直线上升势头，这种直下直上的走势使托市早稻成交量走势图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V”字。到了9月份，新产中晚稻陆续上市，僵持了两个月之久的早稻收购市场终告缓解，农民的售粮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早稻市场的有效供给明显增加，这个时候托市早稻的成交量从顶峰迅速滑落，1个月不到的时间，2006年托市早稻的成交量便由15万吨剧减至不到1000吨。近两场几百吨的成交量表明托市早稻基本上退出了市场流通的舞台。
我们再看看小麦市场。托市小麦部分调低底价后，成交量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势头。安徽市场调低底价前两场交易会小麦成交量为31.86万吨、14.30万吨，调低底价后两场交易会的小麦成交量为10.67万吨和17.91万吨。7月份新麦上市以来安徽市场托市小麦的投放量及成交情况见下图：
由图可见，从8月份开始国家加大了托市小麦的投放数量，小麦成交数量也随之增加，但是9月份后，在投放数量保持高位的情况下，托市小麦的成交量却逐步走低。7月、8月托市小麦成交量逐步走高主要原因是由于新麦上市之初，存在后熟期，制粉企业用粮主要还是以陈麦为主，兼之上市初期新麦收购存在一定困难，故而托市小麦的销售一直较为顺畅，成交率也较高。9月份之后，新麦后熟期基本结束，经过两个月的观望等待，农民的售粮积极性也有所提高，制粉企业用粮相当大部分可以直接从新麦中得到满足，制粉企业对托市小麦的依赖性日益下降，这直接导致了托市小麦成交率的不断下滑。
9月29日、10月12日，国家重启临时存储进口小麦的销售工作，总计投放数量为40万吨。2003年底由于国内粮价短期快速大幅上涨，国家出于对粮食安全的忧虑，在2004、2005年共进口了1074万吨的小麦，作为临时储备。此次公开销售进口小麦，政府希望通过增加供给来抑制粮价上涨的意图明显。然而两场交易会的成交结果并不理想，9月29日20万吨的进口小麦仅成交1.5万吨，10月12日20万吨的进口小麦成交6.25万吨。显然，稀少的成交量难以形成有效供给，从而通过增加供给来抑制粮价上涨的目的也难以达到。
二、近期粮价回落的真实原因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政府一系列扩大供给的粮市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真正起到增加市场供给的作用，也就是说这样的政策路径设计本身欠缺合理性。特别是稻谷市场，选择一种目前对市场基本上没有影响力的托市稻作为调控的载体，多少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味。然而“效果”却出现了。粮价，无论是原粮的收购价，还是成品粮的销售价，在近期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据国家发改委对全国粮食主产区农调户的电话询价，9月份以来的三次电话询价结果如下：小麦每50公斤平均收购价为77.4元、77元、76.6元，早稻每50公斤平均收购价为81.4元、81.3元、81元，玉米每50公斤平均收购价为73.7元、73元、71.9元。
于是有市场人士将其归功于这种调控政策的奏效。不可否认，调低销售底价、增加投放量在客观上肯定有助于抑制粮价的上涨，但是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这种帮助实在过于微弱，以致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实在要为此次宏观调控的效果找理由，笔者倒觉得此次调控的“信号”意义更为彰显。粮市宏观调控的拳头虽然有打到“棉花”之嫌，但是终究使市场受到了震动，政府藉此表明了不希望粮价继续上涨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主体的行为和心理预期。
实际上，此次粮价的回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粮价短期内快速上涨的一种正常回调，与目前的政策调控干系不大。虽然与社会整体物价水平比较而言，粮价总体上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有进一步上涨的要求（有关论述参见上期信息文章“粮价上涨与通胀之辨”），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短期内快速上涨后必然有一个回落过程。粮食市场毕竟是一个真实的市场，不同于证券市场。证券市场的价格及其所代表的财富具有很大的虚拟性，股市可以因为流动性的泛滥长时间内只涨不跌（当然，调整迟早会来，但是调整的预期总是遥不可及），政府针对股市的宏观调控每成为“空调”。但是粮食市场却很少呈现这样的特征，快速上涨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回调整理的时间总是漫长的。
三、政策与目标的再审视
无论是托市粮或者是进口小麦，成交率低下说明市场上的需求并没有想象的强劲，抑或供给方面并不存在问题。因此政策从调节供给入手，来达到“治理”粮价的目标，政策与目标之间一开始就出现了偏差。
今日粮价之上涨，问题既不在供方，也不在需方，而是在供需之外。就供给而言，国内粮食生产已经连续三年增产，今年夏粮和早稻已经取得增产，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对秋粮生产的乐观估计，2007年很可能又是一个增产年，这样粮食取得连续四年增产的壮举，现在看来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很难想象粮食的供给会在连续四年增产的时候出现问题。就需求而言，虽然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需求长期来看是不断增加的，但是年度间的需求仍然是相当稳定的。因此，需求方面也不会突然出现难测的波动。
当前的粮价上涨是粮食价值的合理回归，社会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土地成本的上升、粮食生产成本的上涨以及国际粮价的上涨，都会使得粮价在供需稳定的情况下出现上涨。供需稳定情况下的粮价上涨，政府应对此不必大惊小怪，人为的干预虽然能使粮价短期内按政府的意图运行，但长期内则会扭曲市场，导致粮价的大起大落。粮食政策应立足于总体的供给和需求，确保供需的基本稳定，努力掌握真实的供给和需求情况，同时向社会定期通报农作物生产情况、供需变动趋势预测。如果供需情况在掌控之中，短期内粮价波动则大可不必在意。
此次粮市调控，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担心第四季度CPI继续走高。实际上，考虑到翘尾因素（此次粮价上涨始于去年10月），今年第四季度的粮价同比涨幅有望低于前期水平，这样的话，如果社会其他物价水平能够保持平稳的话，第四季度CPI从高位回落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实际上，政策手段与目标之间的这种偏差不仅仅体现在粮市的宏观调控上，在股市调控上尤为明显。为应对股市泡沫，政府今年五次加息，希望通过加息来提高资金的使用成本，改变目前负利率的局面，减缓银行存款大规模入市的压力，从而收紧流动性，达到给股市降温的目的。然而由于中国连续加息，美联储降息，中美之间的利差缩小，从而引发了海外热钱涌入，有可能导致流动性不减反增，从而使得加息对股市的影响难料。实际上，股市基本上将历次的加息当成了利好，在一路加息声中高歌猛进。面对狂热经济形势面前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捉襟见肘，曾执掌美联储20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居然在其自传中宣称“人是非理性的”这一颠覆性的观点，可见面对真实的经济，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多么的无助与无力！（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