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是最早开放的领域之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初就是全线开放。加入WTO
之初，就有警告说，农业是受冲击最大的部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样本：作为农产品中链条最长、涉及环节最多的大豆产业，在加入WTO5年之后，被外资控盘。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济民研究员看来，不应该忽视外资进入占领市场份额、进而垄断的问题。以大豆这个案例来说，国家可能也要开始考虑既能利用开放的好处，又能约束开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坏处”。
而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金伯生研究员则认为，不能被一些行业的利益集团的呼声所蒙蔽。“如果大豆行业像有些专家呼吁的那样需要过度保护，那么需要保护的行业简直太多了。”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大豆行业中出现的外资控盘现象？
金伯生：现在许多人不仅对大豆行业外资控盘担心，对农业吸收外资、整个装备行业吸收外资也有担心。吸收外资是我们长期执行的国策，只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操作，就应该欢迎。不能突然拍脑门，说不让进来就不让了。如果过去我们在吸引外资的政策上有疏于管理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世界贸易规则进行完善，加强监管，但不能保护。如果大豆行业像有些专家呼吁的那样需要过度保护，那么需要保护的行业简直太多了。
农业吸收外资实际上是滞后的。其他行业吸收外资的步伐是很快的。尤其是制造业，当年外资大举进入彩电、冰箱行业，许多人担忧这些行业被外资吃掉，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不但没有被吃掉，反而茁壮成长，中国成了家电业出口大国。外资对这些行业的成熟发展，技术革新都带来了鲶鱼效应，是双赢的结局。制造业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外资功不可没。
大豆行业中，外资兼并的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是那些本来技术落后、资金不足、规模不够、生存艰难的小企业，通过兼并反而生存下来了。
我们不要有一种怪心态，外资不搭理你，千方百计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甚至超国民待遇来吸收外资，外资真正来了又由于惧怕拒之门外。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农业如何更有效率、更符合国情地吸收引进外资，而不是如何限制外资，农业要发展，要与国际水平接轨，就要和外资合作，不能被一些行业的利益集团的呼声所蒙蔽，他们怕外资冲击搅了他们的垄断的幸福生活，要求保护行业，惧怕与外资竞争。农业发展的一个捷径就是吸收外资。
零售业开放很说明问题，家乐福等零售巨头扎根中国激活了中国大型零售业的生命力，开始做大做强。
但是，毕竟我们改革开放20多年有了经验，可以避免少走弯路，政策上可以更加合理严密，从税收、产业政策上来引导外资的投向。加强监管通过法律手段限制那些打政策擦边球的外资，越权违规审批的外资，损害职工利益的外资。
不要动不动就拔高到对国家经济和产业安全的损害层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国家多年来招商引资都制定了“引进外资产业指导目录”，已经考虑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王济民：外资控盘现象，对外资本身来讲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对我们国家来讲，是宏观调控不力的表现。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国家应该对其有所管制并出台相应的调控的措施。如外资与国内企业合资，应该设一个合资比例限制，而且不应该把农业等同于工业等其它行业的合资建设要求。
事实上，外资进入是迟早会遇到的。早在1995年，大豆、豆油、豆粕的配额逐渐减少乃至后来取消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忽视外资进入占领市场份额、进而垄断的问题。以大豆这个案例来说，国家可能也要开始考虑既能利用开放的好处，又能约束开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坏处”。
经济观察报：大豆业是一个样本。从现有的格局看，一些业内人士预言，大豆业出现的情况，未来几年很可能在比如说玉米等行业内重现，你们的判断呢，是否会如此？
金伯生：当初放开大豆行业，冲击好像并不明显，这些年开始逐渐显现了，不过，目前还看不出总的趋势怎样。不能说将来会传导到玉米了，就限制大豆行业的外资。就像国家对有些专家提出的机械行业、重大装备行业限制外资名单持慎重态度一样，对产业的外资，要符合世界贸易规则。
不能说有了冲击就缩回来了，就封闭了，这样国际形象会一落千丈，自损形象。对大国的损失就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利益问题。这种损害是潜移默化和具有很大杀伤力的。
王济民：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问题。最近在提及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时，有一些观点认为，所谓的粮食安全就是口粮安全，而对饲料安全并没有引起关注。
换言之，对于大豆，可以认为它是油料作物，也可以认为它是饲料作物。在农产品市场化过程中，大豆应该说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倘若我们仍只坚持保证口粮安全，而放任大豆和玉米等作物的安全，那么玉米很有可能变成“第二个大豆”。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可以设想未来市场中的一种情况：即我国的小麦、水稻自给率是100％，而大豆和玉米的自给率却降到50％以下，那么我们国家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现在所谓的口粮安全，只是针对目前国内部分贫困地区和低收入阶层；而对城市里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是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的，他们消费的更多的是肉、奶、蛋。如果国家仅仅把粮食安全底限界定到口粮安全，那么对将来粮食的调控就没有太多回旋的余地；如果发生战争等威胁，国外一旦实行粮食禁运，是不会在粮食销售上区分饲料和口粮的。
经济观察报：从大豆的案例看，外资进入这些领域是从贸易入手，然后进入相关的加工环节，但是最终影响到的是整个农业产业，导致国内相关产业的边缘化，你们如何评判这种外资进入国内产业的“三步曲”？
王济民：外资进入国内的顺序，取决于政府放行的顺序。外资公司进国内市场，一方面凭借其自身的雄厚财力和生产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还关键取决于政府的决策。大豆作为农业对外放开的一个试验品，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一味地仅仅是放开市场，而没有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开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那么下一个遭殃的很有可能是玉米。
外资的快速渗透，要求我们在生产安全、加工安全、流通安全和贸易安全等方面要统筹考虑。我们说的粮食安全，应该是包括上述四个方面全部的安全。
我们本应该在放开大豆这个品种以前，对国内的企业进行整合、重组，以期能够更好地“对抗”国外势力。但是相反，我们并没有这样做。以致后来许多国内企业迫于自身利益和发展困境，使外资对国内企业的合资、收购时有发生。
外资并不期望在国内压榨加工行业上赚钱，他们的利润大都停留在贸易过程中。外资的盈利点在贸易，而贸易上中国企业是很难插手的。外资之所以大力扩张在国内的生产规模，也是想以此和国内压榨企业竞争。
经济观察报：我们应该保护类似于大豆这样的产业吗？国内政策应做什么样的调整？
金伯生：大豆行业要发展，惟一的办法就是练内功。国家必须对大豆采取积极有效的产业支持政策。要加大对大豆产业的科技投入，做强我们的大豆产业。通过大豆振兴计划，进行科研投入和加大品种改良，并建设信息披露体系。美国大豆农民每天都能了解芝加哥期货市场的行情，但中国农民缺乏这些信息。尽快推出豆油期货，形成大豆、豆油和豆粕期货链条，以便加工企业在国内期货市场就可锁定成本，套期保值，进行风险管理。
王济民：外资垄断大豆行业，对饲料产业（如豆粕的定价）事实上已经构成威胁，饲料产业已经失去了定价权。如果对饲料产业构成威胁，也就是对畜牧业造成威胁，对国家的食物安全也会是威胁。
国内应该统筹考虑生产、加工、流通、贸易环节的安全问题；同时，强化我们国内的行业组织协会；再有，适当的时候给予企业一些贷款支持等。
政策调整方面，如可以利用转基因政策，约束粮食（大豆）的进口。面对现在的状况，我们不能不战而退。目前这种状况下，我们还是有希望可以扭转这个局面的。否则，如果有一天国际粮商完全占领国内市场，那时候就是完全被动、完全垄断的局面了。这样吃亏的是消费者，是农民，造成农民自己种植的大豆销不出去，而消费者却要高价购买进口大豆产品。
同时，我们还应该强化国内大豆生产，从源头上应对外资的进入。在源头上，比如将大豆的生产价格纳入保护价的范围、甚至支持价的范围内。另外，增加国内企业联合的力量，成立大豆行业协会，且根据大豆行业内各利益集体进行细分：包括豆农、加工、流通、国际贸易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