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非常及时的信息通告和政策指向，将极大稳定市场和人心，避免不法商家借机哄抬粮油价格。相关数据和分析还表明，只要政策调控得当，完全可以确保粮油适度涨价惠及广大生产者，同时又不给多数公众特别是城市低收入困难群体的生活造成实质影响。
近期粮油价格上涨，不是总体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所致，而是受到国际市场、国内流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可以说是近两年粮油价格连续下降后的合理回升。当然，这一波粮油价格上涨，出现在国家采取一系列惠农促粮政策后，出现在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的情况下，虽有利于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增加农民收入，也不乏耐人寻味之处。
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农民常常享受不到粮食丰收后的喜悦，反而深受“谷贱伤农”之苦。近期出现的粮食“增产涨价”现象，实际上也预示着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及粮食市场格局正在出现一些重大变化，长期困扰粮油生产、销售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理应借此得到破解。
部分专家分析指出，造成当前粮食“增产涨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最低收购价政策所产生的“托市”作用。这一政策保证了农民不会出现卖粮难，但反过来也使大量粮源被国家控制，即使在产量大增的情况下，能够直接进入市场流通的粮食总量却不一定相应增加。
由此不难理解一个基本判断，当前影响中国粮食供求的突出问题不是总量矛盾，而是结构性矛盾。比如，由于粮食流通体制不够顺畅，常常在不同年份交替出现“卖粮难”或“买粮难”，导致粮食需求增长与产量变动矛盾较大。同时，中国整体上是粮食生产重心逐步北移，导致南方地区粮食供求矛盾相对突出。此外，我们的粮食品种结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人食品结构变化，日益带动粮食加工业迅速发展。近年来粮油加工企业遍地开花，购粮需求不断上升，也造成局部市场和部分粮食品种供求关系紧张。而在未来一段时期，各种性质的粮食加工企业，将逐步取代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成为粮食市场的主导力量。再加上今年以来全球性粮油价格恢复性上涨，对中国市场的拉动作用也会有所显现。
这些分析表明，我们不必对部分地区粮油价格上涨过于担忧。今年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增长1.9％，创出过去20个月来的涨幅新高。而食品价格在CPI计算中占比达三分之一，因此食品价格上涨容易推动CPI上涨。不过，随着多数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占居民实际生活消费的比重并不大，今后甚至会不断弱化。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总体消费不旺，食品价格适度上涨，对大多数居民影响不大，更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当然，政府必须考虑到城市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实际购买力，可以给他们适当增加补贴，以平抑粮油价格上涨给他们生活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为此，国务院近日发出的通知明确强调，要落实困难补助政策，确保城镇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要关心和支持高等院校，做好学生食堂饭菜价格稳定工作，落实好家庭贫困学生的生活补助。这些举措都非常必要。
从更深层看，我们并不主张过多动用行政手段或政府资源，强行平抑粮油价格。相反，我们更愿意看到粮食流通体制的深层变革，看到市场环节在这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此不少专家近来纷纷建议，中国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固然重要，但有关粮食综合流通能力建设，特别是与此相关的粮食物流体系、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其实更为关键。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随着总体经济和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粮食消费总量必然不断上升。因此从长远看，我们需要综合运用自产粮和进口粮，这就必然使中国在更大范围内受到国内外粮食供求关系的影响。再加上粮食能源化、用途非粮化等相关产业发展迅速，“粮源争夺战”很可能进一步升级，这同样要求我们形成更加有序的粮食流通体制。
当然，任何改革都应稳步进行，关系民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更是如此。政府应当加强市场监测，密切关注粮油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以便发现趋势性和苗头性问题，适时采取措施。同时还要统筹策划，合理安排国有粮食存储布局，及时调整粮食调拨、运输数量，从而使粮价在合理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既稳定市场和人心，也为后续改革创造良好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