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福是哈尔滨市郊永源村人。放弃种植大豆源于他2005年的惨痛经历：大豆收购
价格一路走低，每斤只有1.1元左右。张洪福算来算去，一年下来，哪怕把自己的人工劳动全部白搭进去，种大豆也赚不了一分钱。
在占全国大豆总产量40%的黑龙江，同样的事情在每个村庄发生着。从事大豆收购的业内人士说，凡是有条件种植其他农作物的地方，大多改为种植玉米，甚至全部“旱改水”种植水稻。而在黑龙江西部与内蒙古东部地区，由于气候条件限制，难以改种其它作物，农民只能弃耕外出打工。
按照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2006年中国大豆播种面积比上年降低49万公顷，下降5.1%，黑龙江省降幅尤大，一些统计说，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比2005年下降了25%。
这一变化在黑龙江省九三油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田仁礼早已预见到。九三油脂目前在中国大豆加工业排名第二，也是惟一一家没有外资背景，坚持使用国产大豆榨油的大企业。
早在2002年，大豆加工业的黄金时期，田仁礼就曾经预测，大豆行业将经历“国际粮商进入加工业-国际粮商控制采购渠道-进口大豆占据市场-国产大豆滞销-国产大豆大幅减产-国际粮商垄断大豆市场”的困境。
四年过去了，中国的大豆业正如田仁礼所料，一步步走向这个宿命般的结局。
2004：盛极而衰
中国大豆业的发展，以2004年的一次大采购为分水岭。
在此之前，尽管从1996年开始已经向外资开放，并且取消进口配额，中国大豆业并未表现出任何受到冲击的迹象。田仁礼说，当时做大豆加工简直就是“暴利”，每吨豆油可以有四五千元的利润。当时中国油脂加工企业多达1000多家，主要原料是国产大豆，进口大豆并非首选。
2003年底至2004年初，由于美方单方面决定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中美经贸关系一度紧张，甚至被认为到达贸易战边缘。2003年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美，中国政府宣布，将向美国派出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的采购团。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迅速流传开了一个数据：中国这次可能采购的大豆达到150万吨。同时，美国农业部发布消息，该年度美国大豆收成欠佳。这两个消息令大豆期货价格在短期内剧烈上升。在中国大豆代表团抵达之时，大豆期货价格达到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6年以来新高：折合人民币4300元人民/吨。
缺乏经验的中国代表团不但在这一价位签下订单，而且未作任何套期保值处理。
在中国采购团离开之后1个月中，国际大豆期货价格回落至3100元人民币/吨。事后证实，当年美国大豆并未出现大幅减产，而是创下了产量纪录。这让很多中国大豆业内人士怀疑，那年出现的“大豆高位买单”风波，根本就是国际几大粮商，包括基金公司等炒家联手为中国人做的一个“局”，但是传言没有任何证据。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相关报告说，中国在这一次采购中多支付了15亿美元。2004年当年，中国农产品贸易从延续20年的顺差，突转为46.4亿美元的逆差，这至今仍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农产品逆差纪录。
在此后一年内，参与采购的中国企业因无力消化高额成本或者无力清偿贷款而纷纷陷入经营困境。一方面，中国大豆加工行业全面亏损达80亿元以上，另一方面，中国国产大豆收购价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中国豆农和加工厂的蜜月结束了。
2005：国际粮商的盛宴
在中国大豆加工企业陷入危机时，国际几大粮商递出了“橄榄枝”：愿意入股企业或者购买加工厂。
趁机大举进入中国的是国际上威名赫赫的“ABCD”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这四家公司控制了全球90%的大豆贸易。
巨亏中的中国大豆企业无法拒绝新资金的诱惑。到了2006年，在中国排名靠前的大豆企业中，只剩下九三油脂一家没有外资背景。九三油脂并没有参加2004年的那次大采购。
国际粮商在和中国企业商谈合作时，普遍要求掌握采购权，要求相关企业从自己手里购买大豆；还有一些国际粮商，开始收购加工厂或直接在中国建厂。至2006年，四大粮商控制了中国85%的大豆加工能力。
2005年，中国进口大豆创下新高，进口2658万吨，逆差超过76亿美元，成为中国农产品逆差最大来源。
尽管田仁礼顽强地声称，自己不愿意将股份卖给外资，也不愿意用进口大豆取代国产大豆，但他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被外资控制的加工企业大量使用成本相对更低的进口大豆，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按照田仁礼的计算，由于国产大豆需要一次性收购，企业大量资金必须要投入到收购、仓储等费用中。另外，中国大豆加工厂集中于沿海地区，离黑龙江等主要原料来源地有一定距离，运输的受到限制。
同时，国产大豆也并非如一些研究人员所说，在“物美价廉”上输给了进口大豆。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介绍，国产大豆都是非转基因大豆，而进口大豆大多是转基因大豆，根据东京期货交易所的价格比对，非转基因大豆应该要比转基因大豆高出15%的价格，然而国内由于管理机制不到位，无法识别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大豆，导致应有的价格差无法体现出来。
由此造成的现实情况是，国产大豆必须要做到每吨价格比进口大豆低200元左右，才会有人购买。
与此同时，由于外资大举进入，中国大豆加工能力迅速增长。2005年，中国大豆行业加工能力排名靠前的21家企业，其年加工能力就达到3000万吨，而中国国内需求仅有2500万吨。
田仁礼不得不对市场做出了让步，他在大连和天津建立了两个新厂，使用进口大豆，而黑龙江厂仍然使用国产大豆。2005年，沿海两个厂赚了8000万元，而黑龙江厂亏了6000万元。
这一年，由于国产大豆市场缩小，收购价格被压低，大量产区出现滞销或者农民惜售的情况。一位黑龙江省的大豆收购人员说，有的豆农家中，至今仍然保存着2004年的大豆还没有卖出去。在小小的永源村，105户农户中，只剩下13家继续种植大豆。
2006：最后的坚持
一种呼声开始出现，如果中国大豆市场被外资全面攻占，那么中国将彻底失去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权。2006年中，发改委表示了对此问题的关注。
田仁礼说，他能想象为什么国际粮商会对中国的大豆加工能力这么兴致勃勃。“他们现在首先是一个圈地的过程，加工厂赚不赚钱无所谓，开不开得了工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先占领足够多的资源。以后如果中国的市场好起来，他们可以瓜分巨大的市场；如果不好，他们至少还可以通过一系列资本运营赚钱。谁都知道，在中国建厂房、土地等都是升值的。”
尽管有人认为，目前“南美生产大豆，美国经营大豆，中国加工大豆”只不过是一条跨国粮商的产业链。但田仁礼说，据他了解，那些进口大豆加工出来的豆油大部分都在中国销售，中国已经是这一跨国产业链的最后一站。
另外一种至今得不到国际粮商证实的分析是，国际粮商通过在维尔京群岛等免税地注册贸易公司，从自己控制的南美公司中低价购买大豆，再高价卖给中国的加工企业，这样两头避税，将利润最大程度地留在了贸易环节。至于在中国的加工厂赚不赚钱，他们并不在乎。
曾经有一些国际粮商回应表示，国际粮商给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先进管理理念、就业、税收，中国大豆企业的沦陷，只是因为自己“技不如人”。
但田仁礼并不认同。他说，一个日产5000吨的加工厂，投资并不大，而工人更不会超过250人。中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并不逊于外资企业。
田仁礼认为真正的差距在于：外资企业缴纳15%所得税时，九三油脂作为内资企业缴纳的所得税为33%。而外资企业在加工区更是享有一系列的税收减免。
田仁礼只希望政府能够提供公平的环境，而不是单纯的反对外资进入，“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外资，而是国际粮商”。
时刻面临亏损危险的九三油脂也吸引了不少粮商接洽，从2005年一直谈到2006年，田仁礼说，他的三原则是，九三油脂必须控股；不得要求使用进口大豆；不能出现国内同行业竞争。他说，如果九三再放弃，进口大豆就会全面占领市场，到时候不但上游的豆农受到损失，下游的豆粕等行业也不得不仰人鼻息。为此，田仁礼曾经把自己称为“孤独的守望者”。
但在2006年冬天的哈尔滨，奔走两年的田仁礼显得有些疲惫，他说，如果国家迟迟不提出有利于大豆产业的政策，那么他也坚持不住了，只能彻底放弃黑龙江大豆，全面使用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同时，让外资进入企业。
同样再也无法继续坚持还有黑龙江的豆农，张洪福说，他们村明年不会再有人种大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