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月，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的收购价格即使跌破成本，仍在大量积压。多年的问题积
累出了这一季的震惊。一时“洋豆”威胁、产业安全、改善大豆品质、提高产业组织能力、回归贸易保守……争论和讨论显然已经扩大到大豆之外。
作为美国衣阿华州的农场主，RayGaesser丝毫没有感觉到中国土地上的这种紧张气氛。8月18日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和中国的几家大豆买家在王府井大饭店吃了一顿地道的中国菜。在此之前，他对这个购买了美国60％大豆的神秘国度几乎一无所知。
“我很高兴邀请你们到我的农场来看看，你们将看到我们收获的一天都干些什么？”Ray热情地邀请中国同行到他的农场参观。9月份，他在衣阿华将近2000公顷的大豆就要成熟了。
这一幕浓缩了中国大豆产业的现状。美国大豆不断涌入，而中国本土大豆俨然成了局外之豆。《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去年装船运往中国的大豆价值23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80％。大豆已成为美国向中国出口的第三大产品，仅次于飞机（38亿美元）和半导体（34亿美元）。
围猎中国
8月25日，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振华投资等机构发布的报告预计，2005/2006年度国产大豆供应量为1634万吨。而新年度中国预计大豆进口量为2800万吨，将再次刷新去年2600万吨的纪录。
6月份，中国进口大豆367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4.4％，创我国单月大豆进口量的历史最高纪录；上半年总计进口大豆1406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7％；截止到8月初，进口大豆库存维持在350万-400万吨的高位。与这些数据相伴而生的是，至今年8月初，中国农民还有15％-20％即120万-150万吨大豆未能售出。
国产大豆主产区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型压榨企业总经理告诉记者，国内进口最疯狂的6月份后，国产大豆的收购价一度跌破1.1元/斤的农民种植成本价。
“国产大豆背后的三农问题才更值得关注。”黑龙江九三油脂集团总经理田仁礼说，“每积压100万吨大豆，就意味着130万农民没有收入。”田仁礼对《商务周刊》指出，按照平均每亩单产235斤计算，100万吨大豆需要846万亩地，而黑龙江农民平均每人6.6亩，二者相除就是130万。
“黑龙江西北部因为土地的特点，除了大豆农民无法耕种其他农作物，这意味着将有很大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田仁礼警告说，这可能带来相当的社会风险。
早在2004年，中国主要大豆加工企业因对国际市场判断有误，高价进口的大豆尚未到岸即跌去1000多元/吨，损失惨重。而外资却借机在2004-2005年大规模进入中国压榨行业，控制了70％以上的压榨能力。目前中国97家压榨企业中绝大部分都有外资股份的影子，其中尤以控制中国进口货源80％以上的A（美国AMD公司）、B（美国邦基公司）、C（美国嘉吉公司）、D（法国路易达孚公司）四大国际粮商为代表。
“外资进来后，加工企业开始普遍亏损，农民也没赚到钱，外资是有其战略考虑的。”国家粮食局粮食科学研究院丁声俊研究员指出，加工环节的亏损对外资影响不大，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大豆的贸易来实现整个产业链的超额利润。他由此认为，外资通过参股、控股的方式，不仅扩大了在中国的加工能力，而且超额进口了国外大豆，从而对中国大豆形成事实冲击。
一时间，媒体舆论矛头直指进出口商和加工商合而为一的外资大豆企业。
争议扩大化后不久，控制中国进口80％货源的国际粮商四巨头中的一家开始了行动。其负责亚太事物的总裁专门从上海总部飞到北京，8月28日-30日连续三天，他分别拜访了农业部贸易促进中心、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副所长程国强等提出防止大豆产业拉美化风险的国内专家。
“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前景十分看好，还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因此对可能出台的政策比较关心。”该公司负责政府关系事务的负责人对《商务周刊》解释说。
“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在世界贸易中扮演一定角色，承担一定责任。”他强调，“既然中国在贸易方面呈现出巨大的顺差，那么在某一个行业不一定非要扮演顺差的角色。”
而田仁礼则认为，如果非要某一个行业做出一定牺牲，农业和农民恰恰是最不能承受牺牲的行业和群体。“现在国家把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以现在的社会环境来看，农民恰是最弱的群体，最容易带来社会问题的群体。”他说，“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在保护农业，而我们却放弃了保护，任由洋大豆长驱直入，这让人无法理解。”
世界产业链的中国选择
“之所以进口这么多大豆，是跟中国市场的快速增长相关，更大的背景则是中国大豆产业在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定位选择。”一家合资榨油企业负责人向《商务周刊》指出。
边振瑚介绍，中国自1996年就开放了大豆产业，一直实行3％的关税，但大豆进口量直到2003年才突破了国内大豆的产量，达到2074万吨。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对豆油和豆粕的快速需求。
有关资料显示，5年前，中国的大豆加工企业只有1000万吨左右的加工能力，最大的加工企业日加工量也不过500多吨。而进入2005年后，中国大豆加工能力已经达到7000万吨，最高的企业日加工能力达万吨以上。“中国消费者对肉类和食用油需求的快速增长，带来养殖业的迅速发展，而作为养殖业的重要饲料，豆粕需求也快速增加。”这位负责人说，虽然近几年由于非典和其他疫情影响中国畜牧业进入一个衰退期，但基于中国经济的良好长远预期，中国大豆加工仍在快速扩张。
与大豆进口迅速增加相反，5年来中国进口豆粕和豆油的数量则呈现快速下降趋势。
“5年前曾有人为了走私豆油、豆粕而被枪毙，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能想象？”这家合资榨油企业负责人回忆到，5年前中国是每年近400万吨的豆粕净进口国，到2005年，在国内豆粕需求达到3000万吨的情况下，反而成为净出口国。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大豆加工能力的迅速提升和大量的大豆消耗，在中国大豆年产稳定在1600万吨左右的前提下，进口成为必然。
“对于中国在世界大豆产业链条上的定位而言，把加工环节的利润留在中国，进口豆比直接进口豆粕和油是明智的。”上述那家外资企业负责人指出，中国的加工成本不到美国的1/2，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选择在中国通过参股和直接投资的方式设加工厂。在他看来，亚洲从习惯上是大豆的主要消费区，除中国外，日本、韩国、印度等对大豆食品、豆粕、豆油的需求正飞速增加。而中国正在为他们提供这些产品做准备。
上述那家国际粮商的负责人向《商务周刊》分析，今年上半年加工企业和豆农利益惨淡，根源在于下游产业进入一个衰退周期，而并不是单纯外资的作用。边介绍，养猪在豆粕消耗里边占45％。前两年是养猪的一个高峰期，导致猪肉供应很快出现过剩，出口也不顺。养鸡业也面临同样问题，禽流感让很多大企业如正大、正合等都出现巨额亏损。这造成国内豆粕消耗量迅速下降，整个产业链进入低迷期。
“事实上，2005年全世界的大豆产量大丰收，中国也达到创纪录的1800万吨，但遭遇养殖业的衰退后，全世界范围内的豆农和加工企业都处于比较困难的局面。并不是只有中国这样。”美国驻华大使馆农业专员MarkPetry告诉《商务周刊》。
上述合资企业负责人也认为，外资的进入，在5年多的时间里把中国的压榨水平提高了20年，因此“不能妖魔化外资”。他举例说，5年前，日本的压榨水平相当于世界1990年代的水平，而当时中国还只有世界1980年代水平；而现在中国已远远把日本甩在后边，居于世界最先进国家之列。一个例子是，日本从去年开始，直接从中国进口小包装的色拉油。他介绍说，“这种直接入口的色拉油属于最严格的标准，日本人来参观，都非常惊讶中国先进的压榨水平。”
中国大豆产业的这样一个战略定位选择，对全球大豆的主产国——美国和南美国家而言显然是一个好事。《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以及南美成为中国的主要大豆供应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意外后果：经济日益繁荣使社会对某种基础性商品的需要超出了国内的供应能力。
国产“裸豆”颓势难挽
“不可否认，大豆需求和进口的增长的确是畜牧业带动加工能力的结果，是市场的作用。”国家农业部一位官员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但他认为，这样强劲的需求增长却没有给中国豆农带来实惠，“这个结果显然是有悖于常理”。
“是用国产豆还是洋豆，从我们企业角度看，唯一的决定因素就是利润。”河北一家合资压榨企业负责进出口业务的人士指出，正是在这一标准的衡量下，才出现了加工能力提高而中国豆农却得不到实惠、国产大豆甚至卖不出去的局面。
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中国大豆年产量是1640万吨。这其中，有900万吨左右被食品加工、大豆蛋白和少部分出口消化掉。业内人士介绍，国产大豆全部为非转基因大豆，相比国外转基因大豆而言，在食用方面具有生物安全性，因此国内的豆腐厂、豆奶厂以及大豆蛋白的深加工行业几乎全部采用的是国产大豆。
业内人士介绍说，进口的非转基因大豆从港口到工厂仓库再到豆粕和豆油出厂，都受到严格的监控，因此在这一领域，“土豆”和“洋豆”没有冲突。
而剩余700万吨左右国产大豆，则需要进入压榨厂做油豆用来生产豆油和饲料豆粕——正是这些大豆要与进口大豆直接竞争。
田仁礼指出，国产大豆在收购、存储、运输方面每吨要比进口大豆高出170元左右。但即使加上这个差价，因为在当地收购的价格低，国产大豆运到山东以北地区时，其综合成本比进口大豆依然有一定优势。以6月份平均价格为例，如果进口价是每吨2500元的话，国产豆是2400元左右。但问题在于，国产豆的蛋白含量比较低，国外在35％-36％，国产的在33％-34％；美国豆的含油率为19.5％-20％，南美更高，而国产豆只有17％左右。因此即使价格比进口豆稍微便宜，但国产大豆的综合效益仍处于劣势。如果往压榨企业集中的南方运，国产大豆则彻底丧失竞争力。
作为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进口大豆在企业所需流动资金方面的优势则更加明显。加工企业进口大豆时，采取的是信用证结算方式，信用证开出后，可在不动用资金的条件下购进一船大豆，当信用证到期的时候，这船大豆已经基本上变现了。业内人士介绍，一船大豆的购买资金每年可周转10多次，解决了进口大豆加工企业的流动资金这一根本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主要采用国产大豆的东北油脂企业是无法解决的。
“我们收购国产大豆的资金周转率每年最多只有2.8次，而且资金也需要企业自己筹集。”九三油脂总经理田仁礼告诉记者，他们每年收购的国产大豆在200万吨左右，与国家储备相当，但流动资金问题仍很难解决，“如果给予国家储备资金的政策，将大大促进我们收购国产大豆的能力”。
但无论是千家万户的豆农，还是像九三油脂这样的加工企业，基本上都是单兵作战，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却要强大得多。以最近一次来访的美方大豆代表团为例，既有大农场主代表、农场主合作组织美国大豆协会，也有用于调控市场的大豆基金会，协调出口的大豆出口协会，还有农业部的检验、预测、农业专员。这是一个涵盖从生产到出口每一环节、有各种协会和政府支持的阵容，如果再加上没有出席会议的ABCD四大贸易商和决定全球大豆价格的芝加哥大豆期货市场，以及隐藏在大豆种植、生产、出口环节上的巨额美国政府农业补贴，基本上向中方展现了一个全方位的国际豆“作战集团”。
河北那家合资油脂厂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国产大豆用自己的高成本短处与国外大豆比价格，显然没有任何优势，他认为，“可以肯定地说，随着中国畜牧业的恢复，进口大豆会越来越多，而700万吨左右的国产油豆份额还会持续下降。”
难产的调控
对于国产大豆面临的复杂局面，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进行几次深入调查。
据国家商务部一位官员向记者透露，从去年年底开始，商务部的公平贸易局和农业部贸易促进中心进行合作，开始对大豆问题进行调研。最近一次两部门联合赴黑龙江主产区调查是在今年7月。他透露：“现在两个部门的行动在一起，观点也保持基本一致，那就是大豆产业确实面临外资的强大压力，正常的生长空间被压制了。”
据农业部统计，近年来中国大豆产量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上，但无论下游产业兴衰与否，没有被食品加工消耗掉的国产大豆，都被国外廉价的高油转基因大豆压制在一个透明的天花板下，只能谋求最低限度的利润或者干脆就没有利润。
“现在大家对事实层面的问题争议不大，其难度在于采取何种调控。”国家粮食局政策司一位官员向《商务周刊》透露，目前大豆产业的宏观调控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农业部、商务部、国家粮食局、中国海关、财政部等相关部门配合。今年7月商务部和农业部的联合调查小组返京后，曾有传闻称，在发改委协调下，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组织，中粮集团牵头建立联合采购机制，控制进口大豆的数量和节奏，以帮助中国豆农和加工企业渡过眼下难关。
但有企业告诉记者，农业部正在成立一个打通大豆产业种植、加工、进出口的大豆协会。有传闻说，联合采购一事也被尚在酝酿的大豆协会争取过去。
“我们还是更信赖商会，毕竟他们一直在跟贸易打交道，主要领导也是从商务部退下来的，对外经验丰富。”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参加联合采购的唯一前提，是能够获得更便宜的大豆。
农业部一位参与大豆协会组建的官员也向记者证实，大豆协会成立的初衷是协调种植与加工、种植与进出口的关系，增强研发，推广新品种，保护农民利益。有消息说，今年5月30日国务院已经就成立大豆协会事宜做了批示，不久即会挂牌成立。新成立的大豆协会更倾向于连接大豆种植与加工环节，进出口功能还由土畜商会负责。
但据记者了解，通过联合采购限制大豆进口一事已基本搁浅。现实原因是，几乎所有的国外贸易商都采取参股、控股或直接设厂的方式，进入加工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联合采购无论牵头方是谁，都难以说服有合资背景的企业参加。试图通过联合采购来控制进口大豆的数量和节奏根本无法实现。
更激进的建议则是直接限制外资进入，以及采取软壁垒控制大豆进口。黑龙江一位压榨企业负责人表示，由于合资和外资压榨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加之这两年企业加工产能过剩，赢利困难，外资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少税收。而大豆压榨目前是资金密集型企业，日产3000吨以上的大厂雇佣劳动力尚不足百人，对社会就业并无特殊贡献。加之中国压榨行业目前采用的技术和设备都已经是世界先进水平，所以他强调，没有必要以“提升技术”的名义引入外资。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暂缓一下国外豆的进口，起码要先消化完国内的再说。”这位老总认为。限制大豆进口或者干脆限制外资加工企业的政策，虽然只是一个动议，但依然在业内引起颇多争议。
河北那家合资压榨企业负责人指出，如果限制进口大豆，国产大豆必然会提高价格，那么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1亿多养殖户和用油企业——在压榨成本提高的情况下，豆粕和豆油成本必然提高，这样很可能会出现下游用油企业和养殖企业绕过加工企业，直接进口国外的豆粕和豆油。
“如果再把豆粕和豆油的进口也堵住，那样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也没有了。”他认为，“农民的增收问题不是靠积压下游产业就能够实现的，有关部门应该另想他策。”
上述农业部官员也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外资已经大规模进入中国大豆加工企业，在加工行业中占有很大比重，限制外资基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在限制外资争议较大的前提下，有人认为，还是应该从提高中国大豆本身的竞争力来解决长期问题。
“要增强中国大豆的竞争力，最关键的是组织化生产。”大连一家压榨企业负责人介绍说，目前不少生产食品和高档食用油的工厂也在采用“工厂+农户”的方式解决品种混杂、品质不均一的问题，但由于农民违约率极高，工厂往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即使签了合同，农民说不卖给你就不卖给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一般在合同规定高出市场价几分钱收购，但往往到了收获的时候，农民认为价格还是低，应该按照历年平均价格来收购。”他认为，“企业与农民直接打交道会摸不着头脑，应该有类似农民合作社的中介组织来协调。”
在8月22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法律草案中，原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改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草案。一位参与起草该部法律的专家指出，自人民公社解体后，中国进行新模式的农民组织化生产试验已经有10多年历史，但形式多样的农民合作组织在法律上依然没有得到承认。他认为，而即便《合作社法》能在一两年内出台，要想完成农民组织化生产，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田仁礼则建议，可以考虑更多利用期货市场来调节市场价格。他提议国家可以考虑成立大豆产业保护基金，专用于储备远期期货大豆。在大豆价格低迷的时候，产业保护基金买入远期大豆期货合约，以作为政策性储备；在价格高涨时，基金卖出大豆远期合约，以平抑价格。
除简单限制外资和大豆进口缺乏可操作性外，如果上述建议一一落实，那么则有大豆协会负责研发、推广大豆新品种，加强与加工环节的连接，与美国大豆协会的功能类似；而原有的土畜商会继续发挥协调进出口的市场职能；大豆期货基金相当于美国的大豆基金；农村合作社则可部分替代美国农场主的规模化生产经营模式——这样下来，倒真是一条比较完整的拯救之路。
“但目前来看，即使是大豆协会的成立都也没有明确时间表，至于其他的建议更是还没有进入议事日程。”农业部这位官员认为，这些长远来看能够充当农民“盔甲”的措施，大部分尚处于“雾里看花”。而即使解决了上述问题，他指出，中国农民增收的难题也很难解决。
美国驻华大使馆农业专员MarkPetry证实了这位官员的观点，他告诉《商务周刊》：“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全世界农民获得利益都非常低，包括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化的美国也是如此。”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与Ray同在衣阿华州的农民，2002-2005年间年均纳税收入为2万美元，这其中就有12500美元来自政府的农业补贴，占到其纳税收入的62.5％。该报道指出，即使在中国大宗购买大豆的这几年，美国政府农业补贴的金额也一直没变。
贸易救济可期
在一系列宏观政策无法出台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采用贸易救济？农业部那位官员告诉记者，反倾销和补贴确实是比较可行的办法。二者相比较，反倾销需要调查对方的生产成本，难度较大。他介绍，2002年，大豆成为第一个享受直接补贴的中国农产品。农业部选取了黑龙江的1000万亩，以每亩10元钱的方式补贴。5年多的实验显示，虽然钱数不多，但对大豆品种的统一和质量提高有非常大的帮助。因此他指出，可以考虑加大补贴力度和面积。
事实上，就这位官员的研究，美国和欧洲的农业补助占农民收入的比例都超过50％，而日本要更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争取到了8.5％的贸易补贴。但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已经采取的各种形式补贴尚不到2％。
中国政府对豆农给予补贴是否会引起贸易纠纷，这是一些人士担心的问题。但美国驻华大使馆农业专员MarkPetry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称：“如果中国豆农的利益的确受到了损害，只要不损害中美贸易，中国政府考虑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我们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毕竟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做法。”
商务部国际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韩秀申指出，大豆仅是一个开端，玉米、棉花等农产品也不同程度地面临同样的问题。“大豆凸显了中国农业在全球贸易自由化背景下面临的巨大难题：外部的强势竞争，进口的压力增强，而出口的壁垒还很多。此前的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再一次证明了在农产品问题上发达国家的保守态度愈发明显。”他说，“与此对比，中国的农业建立在千家万户生产模式上，天生不足，缺少补贴支持、缺乏组织生产的中国农产品发展难度很大。”
在中国大豆遭遇复杂困局之中时，近年来大豆种植和出口势头凶猛的巴西大豆种植农也遭遇了生产和运输成本的高涨。据当地媒体报道，很多农民有意转种经济价值更高的甘蔗。为保持巴西大豆的规模优势，巴西政府近日宣布向大豆种植户拨出10亿雷亚耳（4.7亿美元）的补贴。10月份开始播种新豆的时候，巴西政府这笔新的援助就将开始生效。
相比之下，拥有9亿农民的中国，保护这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动作显得那么迟缓而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