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新兴的大买家，正在不断地受到挑战。国际投机大鳄们盯住了所谓“中国需求”因素，频频发难。“中航油事件”、“国储铜事件”等固然有操作失误和内部风险控制
机制缺位的原因，但当一群鳄鱼无时无刻地盯住一头猎物的时候，这头猎物往往在劫难逃。
中国正面临“金融战争”
客观的现实已经表明：中国正在遭受狙击。而每一次狙击中国的背后，都有一个神秘的影子——投机资本集团。
在投机资本有迹可寻的五大来源中，国内短期资金外溢、跨国公司暂时闲置或过剩的流动资金、国际银行的外汇和信贷业务资金以及各种专项投资基金的数量令人望之兴叹。
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的20%。当前，国际市场上仅对冲基金就有8000多只，约持有1万亿美元的资产。
投机资本获利的方式实际上很简单，那就是不断地选择具有投机套利机会的行业或产品，然后把大量的资金涌入该行业，抬高价格，并维持高价。当高价俨然已被人们视为正常的时候，当价格上涨已然无法维持的时候，他们就疯狂抛售，然后全身而退。这样庞大的投机资本，足以制造一场金融危机。而当这些投机资金被政府利用时，也足以发动一场金融战争。这种战争隐蔽性极强，往往会被称为金融超限战。
中国从1995年起就是全球大宗商品的净进口国，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原油、
铁矿石、铜材和大豆。在投机资本的炒作下，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几乎在近几年之内全线上涨，而且未来还有继续上涨的可能。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推高了中国企业的成本，恶化了贸易条件，压缩了利润空间，形成了外源性的通货膨胀压力，阻滞了
中国经济的增长。
如何正视现状？如何应对虎视耽耽的对手？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谁在掌控投机资本？
谁在掌控国际投机资本？也许，我们可以从美国前国防部长，曾经当过世界银行行长的麦克纳马拉讲过的一句话中窥豹一斑。这位某大公司CEO出身的美国高官，在回答记者提问的关于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的时候，给出了一句经典的回答：企业利益就是国家利益。
如果企业利益就是国家利益，那么谁在掌控美国？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几乎所有重要决策参谋机构的主席都来自大企业，或与大企业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很多机构的主席就是大企业的领袖。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或安全事务顾问很多都首先是大企业领袖的顾问。
于是，当投机资本不断狙击着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的时候，我们也许还能从美国搞垮前苏联看到这场金融战争背后的影子。在前苏联解体前十年，国际油价竟然经历了一个十年的长期下跌趋势。要知道，前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国之一。后来人们终于认识到，这肇始于里根政府对苏联的经济战争。美国出面说服了沙特阿拉伯加大石油生产，使国际市场上石油的价格大跌，前苏联出口能源的收入急剧下跌。而当时人们只是以为，沙特扩大生产是为了稳住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甚至要扩大自己的份额。
沙特阿拉伯既然可以被美国利用去“搞垮”前苏联，那么国际投机资本同样可能成为其手中的工具。
中国胜算几何？
那么，如果中国正在经历这样一场金融战争，而对手是美国资本，中国能有几成胜算？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可腾挪的空间其实不大。其一，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相对于美国处于劣势。太平洋岛链紧紧地锁住中国的出海口。中东、中亚等地区亦有美国大量的军事存在。其二，中国的国企和银行的改革尚未完成，其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还相当脆弱。其三，中国对数量庞大金现代金融衍生工具缺乏本质的认识，也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人才储备。
唯一聊以自慰的是，中国目前仍然实行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同时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不过，大量的外汇储备固然可以暂时称得上是对应金融战争的杀手锏，但这样的武器一旦使用，就会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如果按照中美之间这种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态势，我们的损失可能比美国更大。
可怕的问题还在于，这样的金融战争对于中美两国来说是严重不对称的。我们的劣势太多，优势太少。一旦我们在这场金融战争中失败，不但我们在经济上将倒退几十年，而且很可能在地缘政治上再次陷入被围堵的局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首先应当与美国加强协调，强调利益共存，化解分歧。实际上，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超过了过去所有的历史时期。中美之间因此而发生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毕竟，企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还是有很多不同。同时，中国应当在世界上合纵连横，对美国施加压力。欧洲曾就对冲基金的问题要求美国加强管理，但美国态度暧昧，这些都是中国可以好好利用的因素。
从长期来看，中国也应当塑造自己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国际市场的定价，改变目前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继续推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消除国际投机资本炒作的由头。从根本上来说，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转型是中国抵御外部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