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人”危机实录

     两例人禽流感确诊病例出现之后，中国防疫现实有何变化？

     11月21日国务院发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规定了更为严格的疫情上报制度；卫生部也即将修改现有《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诊断标准》，以利于基层医院及早发现感染者。这是最直接的变化。

     没有变化的现实有：100亿只以上散养的家禽，1000年以上历史的庭院养殖模式——这是脱离现代防疫体系的生产方式；120万名工具简陋的乡村医生，90％以上缺乏医疗保障的农民——这是脱离现代医疗体系的农村医疗；绝大多数农民对禽流感完全陌生，对家禽即死即食——这是脱离现代医学常识的国民认知。

     此外，捕杀家禽的经济补偿不尽如人意，疫情产生的利益空间让人铤而走险以及地方官员对上报顾虑重重，都在考验中国未来的禽流感防治。

     危机重重中，“以防治ＳＡＲＳ的模式来防治禽流感”的声音已经出现。但面对禽流感这旷日持久、不可预期和持续变化的疾病，全民动员防治ＳＡＲＳ的模式是否能够复制，值得三思。ＳＡＲＳ的防治之成功尤其不应成为此刻麻痹大意的理由。

     湘潭禽流感样本调查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女儿的生命挽救了我儿子的生命，甚至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否则禽流感真的大规模爆发，后果不堪设想。”贺铁光这样认为。

     撰稿／贺莉丹（记者）

     这是2005年11月18日的中午，湘潭县射埠镇湾塘村和平组的一户农舍。36岁的贺铁光在简陋的厨房里切猪肉，妻子谭瑞华忙着烧火，9岁的儿子贺俊尧蹦蹦跳跳地在堂屋里玩着一堆积木和一辆遥控玩具汽车。

     “医院很好玩，有6个阿姨陪我玩！”贺俊尧显然不知道自己曾经遭遇过让人闻之色变的人禽流感，他反复念叨着“家里不好玩”。在此之前的11月12日，确诊为国内两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Ｈ5Ｎ1病例之一的贺俊尧从湖南省儿童医院出院回家，玩具是“叔叔阿姨们”送的。

     贺俊尧的康复让遭遇了丧女之痛的贺铁光和谭瑞华夫妇的脸上有了生气，一家人上午去走了趟亲戚，中午则开始张罗着做饭。

     “这些天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不想吃饭，懒得做，晚上睡不着。”贺铁光寥寥数语概括了这个家庭近日的惨状。

     1户鸭瘟，13户鸡瘟

     贺铁光清楚地记得，在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即公历9月25日）儿子生日这一天，同村的养鸭专业户刘立秋急匆匆地从村口的张兽医那里拎回大包小包治鸭瘟的药。那段时间以来，刘家的鸭子开始大批死亡。

     刘立秋认为鸭子大批死亡是在10月10日左右，这跟贺铁光的说法有所不同。贺铁光认为后来他家发生的死鸡情况是刘家的鸭子传染的。

     刘立秋告诉《新民周刊》，半年前，他在射埠镇的汽车站和土桥附近先后买了390多只鸭子，从今年9月中旬开始，他家的鸭子就开始出现头部肿胀、扑腾乱飞的情况，有的头部开始流血，有的不吃东西，并且开始零星死亡。

     53岁的刘立秋养了15年鸭子，每年都遇到过死鸭子的情况。他起初以为是“霍乱”，用了四五百元的药后仍然没有治好，最多的一天死了100多只鸭子。鸭子相继死亡的同时，刘立秋家的鸡也开始出现同样的症状。

     刘立秋告诉记者，他在买药时把鸭子大批死亡的事情告诉了张兽医，希望他报告给上面。

     11月19日，张兽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只是负责销售部分家禽药物的，并不负责报告动物疫情，此事应该由村里的防疫员负责。

     记者随后致电湘潭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乡镇都有“防疫专干”来负责疫情报告。但在当时，这个动物疫情并没有被广泛重视。

     女孩贺茵之死

     在贺铁光的叙述中，“聪明、漂亮、听话”的女儿贺茵病情的发作是迅猛且没有明显征兆的。

     贺铁光清楚地记得，10月6日家里突然死了2只鸡和2只鸭，因为以前每年都要闹鸡瘟，所以他也没在意，只是把死了的鸡和鸭挖坑埋掉了。

     10月7日家里又开始死鸡，贺铁光把死鸡用盐腌制后用烟火熏成“腊鸡”，“腊鸡”是湖南农家的一道家常菜，农户自家有了死鸡、死鸭往往不舍得扔掉，常用此法。这天，贺铁光宰杀了一只看上去很健康的鸭子，也烹制了一只死鸡，作为全家人的下饭菜。

     “可能在那时女儿被感染了。”贺铁光向《新民周刊》回忆。

     不过在当时，全家人都吃了鸡鸭，贺铁光并没有发现女儿有任何异常。到了10月8日和9日，国庆长假之后，贺茵开始上课，贺铁光发现女儿脸色不好，面容也有些消瘦，他问贺茵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贺茵说没事，“我还能吃好多饭呢”。

     10月12日，正好是贺家晚稻收割的日子，贺茵放学回来，脸色很难看。贺铁光一摸她的额头，明显在发烧！吃完晚饭已是晚上7点多了，贺铁光带着女儿去镇上的私人诊所看病，体温40．6度，打了一针退烧针、吊了两瓶药水、用冰块降了一下体温，晚上10点多，贺铁光带着女儿回家。

     10月13日，贺铁光继续忙着晚稻收割，体温稍稍下降的贺茵坚持去上学。晚上8点，贺铁光带着女儿到湘潭县射埠中心卫生院（原湘潭县第六人民医院）看病，贺茵的体温还是在40．4度，湘潭县射埠中心卫生院的值班医生贺某给贺茵做了身体检查并拍了胸片，贺某认为贺茵的症状缘自扁桃体炎与肺炎，伴有肺部不太严重的实变。

     贺铁光说，他问贺某有无把握诊治好，贺某表示打一个礼拜吊针就能康复。“我接着讲了村里有瘟鸡瘟鸭、自家也吃了死鸡的情况，讲了好几次，但是贺某很不耐烦地表示我女儿的病与吃东西没有关系。”

     11月19日，记者赶赴湘潭县射埠中心卫生院求证，但工作人员称贺某没有来上班，也无法联系上。

     10月14日凌晨，贺茵打完吊针，当天，贺铁光发现女儿开始咳嗽、拉肚子，大便呈黑色，他向湘潭县射埠中心卫生院当班的陈医生询问，陈医生说这是发烧引起的正常反应，只要把肺炎治好，一个礼拜就能痊愈。

     10月15日早晨，贺茵病情加重，咳嗽、高烧、拉肚子，并叫了两次“肚子疼”。下午4点，贺铁光向湘潭县射埠中心卫生院提出将女儿转到湘潭市妇幼保健院，陈医生表示，在湘潭县射埠中心卫生院看病属合作医疗待遇，病人可以报销40％的医疗费，如去市医院则无法报销，且孩子在此治疗病情已有起色、不需转院。贺铁光开了点药，当天晚上带着高烧的女儿回到家中。

     10月16日早上7时，贺铁光发现女儿呼吸困难、心跳急促，于是拨打了湘潭市妇幼保健院的急救电话，“救护车到达时医生就说我女儿的病情已经很危险，要我签字，然后给她一路输氧送到医院。”贺铁光说。

     上午10时，救护车到达湘潭市妇幼保健院，医生开始急救措施，上氧气、输液、做心电图、做ＣＴ、拍片，稍后院方下了一个病危通知单。据贺铁光回忆，主治医生陈铁强表示，已经没有把握治疗贺茵了，建议他迅速转院到湖南省儿童医院，费用高些，但技术会好很多。“我当即表示，就是卖血、借钱也要给女儿治病。”贺铁光告诉记者。

     10月16日下午1点，贺茵被紧急送至湖南省儿童医院，直接进了重症病房。“医院不准家属进去，马上就下了一个病危通知单，我当时就傻了，我没有想到女儿会死，我和妻子很不放心，我们俩16日晚上在病房门外守了一夜！”贺铁光说。

     10月17日早晨7时，医生告诉贺铁光夫妇：“你的女儿心跳已经停止了，出于人道主义原则，我们再抢救20分钟。”实际上，这个抢救持续了50分钟，早上8时，医生告诉贺铁光夫妇：“抢救无效，你的妹子已死亡。”

     记者在贺铁光家看到一份在11月3日，由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提供的《疾病诊断证明》，其上对贺茵死因的认定是“重度肺炎并ＡＲＤＳ”、“多器官功能衰竭”、“败血症”。而一份在10月16日由湘潭市妇幼保健院主治大夫陈铁强开出贺茵的《病危通知单》，除以上症状外，还伴随有“颅内感染”、“消化道出血”和“感染性休克”。国家卫生部发布的通稿，认为贺茵是因“双肺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ＲＤＳ?”抢救无效死亡。

     贺铁光对“ＡＲＤＳ”还很陌生，他强调：“医生说我妹子是呼吸道感染，类似于ＳＡＲＳ，不是吃东西引起的，当时医生们也是面对面治疗，没有戴口罩。”

     院方随后征求贺铁光夫妇的意见，是否给贺茵做尸检。“在这时，亲戚给我打电话，说儿子也不对劲了，我根本无暇顾及给女儿做尸检的事情。”10月17日下午，贺铁光把女儿的遗体送至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火化。

     贺铁光多次到湘潭县射埠中心卫生院索要女儿的病历，但结果却不了了之。

     贺俊尧发病

     一个被忽视的细节是，在贺铁光的一双儿女发病时，他家的鸡鸭也相继死亡，贺家原来有23只鸡、5只鸭，最多一天要死五六只，到了10月19日，只剩下最后1只鸡。

     11月17日，在与记者聊天时，贺俊尧大声说：“我家的死鸡我还玩过。”

     小孩玩弄死鸡，这个在农村司空见惯的情景，显然被连日奔波的贺俊尧父母忽略了。

     “儿子平时蹦蹦跳跳的，一到感冒时就一动不动了。儿子发病的症状跟女儿很相似，这时我开始重视，但还没感到跟禽流感有关。”贺铁光说。10月17日，就在贺茵去世的当天，贺俊尧开始发烧，当天下午4点，贺俊尧的姨妈带着他来到湘潭市妇幼保健院。医生诊断是支气管肺炎。

     “我向医生反映了村里瘟鸡瘟鸭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孩子吃了死鸡，有关部门开始重视，湘潭市岳塘区ＣＤＣ到湘潭市妇幼保健院抽取了我儿子的血样。19日下午，卫生部门到我家里抽取了我家唯一的那只鸡的血样。”贺铁光告诉《新民周刊》。

     这只仅存的鸡被鉴定为携带高致病性禽流感Ｈ5Ｎ1病毒。相关记录显示，直到10月18日中午11时08分，湘潭妇幼保健院才将“患者家中出现死鸡死鸭”的情况报告给湘潭市岳塘区疾病控制中心。下午3时55分，湖南省卫生厅收到省疾控中心报告，立即要求省疾控中心派员赴现场指导与调查。

     到了10月18日，贺俊尧还是高烧未退，医生建议谭瑞华将其转到湖南省儿童医院，当晚10点25分，贺俊尧被送至湖南省儿童医院。才送女儿骨灰回湘潭的贺铁光又连夜赶到长沙，“儿童医院的医生说经过初诊，我儿子和我女儿的病情极其相似，但幸运的是，儿子的病发现得更早。医生说需要打一种球蛋白，很贵，连续打3天要六七千元，要我明天上班后预交1万元医药费。”贺铁光说。

     10月19日晚上，贺铁光夫妇得到医院通知，贺俊尧需要在湖南省儿童医院三楼的感染科病房中进行隔离治疗，“后来我们就没有看到过儿子，医务科科长何晓告诉我，从10月20日开始，儿子需要每天照一次片。”

     几乎在同一时间，一个家庭先后爆发出两个相似的病例，这引起了湖南省儿童医院的警觉，湖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罗如平告诉记者，医生仔细询问贺俊尧父母，并同时将疫情报给当地疾控中心。

     19日上午，贺铁光被告知儿子的病情有所好转，他和妻子也检查了身体，没有异常情况，这时，贺铁光隐隐有了预感，将孩子的病和“禽流感”这个以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联系起来。

     10月25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定疫情为为Ｈ5Ｎ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当日，农业部即对外通报，专家初步怀疑为候鸟迁徙带毒所致。

     封锁疫区

     11月6日，国家卫生部公布了对贺茵的血清标本禽流感检测、ＳＡＲＳ检测呈阴性，贺俊尧的咽拭子标本和血清标本的检测结果中除1份Ｈ5可疑阳性外，其余Ｈ5Ｎ1禽流感病毒相关检测和ＳＡＲＳ相关检测均呈阴性。

     根据国家卫生部颁布的诊断标准，有流行病学接触史和临床表现，从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标本中分离出特定病毒或采用ＲＴ—ＰＣＲ法检测到禽流感Ｈ亚型病毒基因，且发病初期和恢复期双份血清抗禽流感病毒抗体滴度4倍或以上升高者，可确诊为人禽流感。

     湖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罗如平告诉记者，由于贺茵的尸体被火化了，所以无法完成相关的ＰＣＲ检测，因而无法将其确诊为人禽流感患者。也是因为这个仓促的火化，贺铁光至今很后悔。

     也就是在19日，湘潭县政府发布了《关于对射埠湾塘疫区实行封锁的命令》，按照这个规定，射埠镇湾塘村和平组为疫点，周边3公里范围为疫区，周围外延半径5—10公里范围的7个村为受威胁区，对疫区进行封锁，封锁期间，禁止疫区内所有禽类及产品移出封锁区，禁止所有禽类及产品流动，同时封闭射埠镇5—10公里范围内所有农贸市场禽类及产品交易，禁止禽类及其产品交易、流通与宰杀。当晚，和平组周围3公里范围内121户村民家的2487只家禽全部被紧急扑杀、焚烧、深埋，湾塘村地面洒下了35吨石灰和5000公斤消毒液，对扑杀的家禽，当地政府给予每只10元的财政补贴。贺铁光家那只在10月18日病死埋掉的鸭子也被挖出来进行焚烧、深埋处理。

     官方随后公布的数字表明，和平组在这次的禽流感疫情中，有13户的家禽发病，总共死了182只鸡，363只鸭，对周边10公里的6个乡镇紧急排查，共存笼家禽120．5万只，均未发现疫情。

     10月底，卫生部门对贺铁光的房屋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处理。11月15日上午10时，在湘潭疫区正式解除封锁后，ＷＨＯ专家专门到贺铁光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女儿的生命挽救了我儿子的生命，甚至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否则禽流感真的大规模爆发，后果不堪设想。”贺铁光这样认为。

     等待结果的痊愈者

     11月6日，国家卫生部通报的3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中，两例来自贺铁光家，还有一例宋姓患者被湘潭市中心医院收治。连日来记者辗转长沙、湘潭两地，听闻一些关于禽流感的“疑似”病例。

     11月19日，记者在湘潭市中心医院获知这名名叫宋湘波的病人已经痊愈出院，“他不是人禽流感患者。”湘潭市中心医院方面称。

     记者在湘潭县易俗河山塘社区找到了宋湘波的家，大病初愈的宋湘波看起来有点憔悴，医生叮嘱他吃点消炎药、在家里呆一个礼拜看看。

     10月26日、27日，宋湘波的病情曾一度比较危险，医生也对其采取了类似ＳＡＲＳ的隔离措施，ＷＨＯ的专家此次湖南之行专程去湘潭市中心医院的病房看望了宋湘波，一位专家对他说：“Ｙｏｕ ｃａｎ ｇｏ ｈｏ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你明天可以回家了）！”

     36岁的宋湘波在今年10月中旬从市场上买来一只鸡，在家宰杀过程中手掌被划破，宋湘波把鸡的内脏留给家里的鸡群分食，鸡肉全家分食。从10月16日、10月17日两天，宋湘波家两只鸡相继死亡，10月20日，宋湘波也开始发烧、腹泻，此时湘潭县对禽流感的传闻已经沸沸扬扬，身为中学老师的宋湘波怀疑自己得了禽流感，次日到湘潭县医院就诊。

     10月24日，宋湘波到湘潭县中医院就诊，胸部Ｘ线显示“左下肺肺炎”，“我发现肺部感染，加上高烧一直反复，于是当天转至湘潭市中心医院就诊。”

     宋湘波告诉记者，他家和附近邻里的鸡皆被防疫部门扑杀，房屋都用生石灰和消毒水杀菌。他认为自己唯一的感染途径就是买了病鸡，通过手上的伤口感染了，当天妻子和女儿都吃了鸡肉，但她们都安然无恙。

     国家卫生部在11月6日发布的消息中称ＣＤＣ对宋湘波的咽拭子标本和血清标本、Ｈ5Ｎ1禽流感相关检测均阴性、ＳＡＲＳ相关检测阴性，但宋湘波告诉记者，直到11月17日，疾控中心才刚抽取他在恢复期的血样，“贺俊尧也是在恢复期做血清标本检测出现阳性，究竟是不是禽流感，还需要等待鉴定结果。”宋湘波说。

     11月18日、19日，记者在射埠镇上，并未发现有活禽在市场上出售，尘土飞扬的小镇上显得有些冷清。行走在湾塘村的土路上，随处可见绿色树木草丛间为消毒而刷上的白石灰，不少农民屋外的白石灰很厚，历经几次雨水冲刷仍然很醒目。

     记者离开射埠镇时，天气绝冷，只有呜呜的风声呼啸在这座宁静的南方小镇上。

     “后疫区”湾塘村

     湾塘村和平组组长王伯桥固执地认为，村里死鸡死鸭每年都有，只是今年死的鸡鸭特别多，“禽流感不可怕！有什么可怕的咯！”

     撰稿／贺莉丹（记者）

     射埠镇距离湘潭县有30公里的路程，曲折泥泞的小土路连接了宁静的湾塘村和通往湘潭县城的唯一一条公路。

     11月19日，在射埠镇镇政府门前的的一面砖墙上，记者见到了一份醒目的湘潭县人民政府11月15日张贴的《关于对射埠镇湾塘村疫区解除封锁的命令》。

     经过28天的封锁，这个湖南首个禽流感疫区重新开放。《新民周刊》记者见证的，是一个完全解除封锁的禽流感“后疫区”时期。

     “你敢吃鸡蛋啵？”

     在湘潭县县城，沿途仍有不少卖鸡蛋醪糟的小摊。“红星飞渡”这个灌溉渠曾是射埠镇禽流感疫区与外界隔离的哨卡，如今只见一个门可罗雀的小卖部，摊前挂起了一溜猪肉。射埠镇不远的古塘桥镇的田野里，可以看到在稻田里觅食的鸡群和水泽之地嬉戏的鸭群。

     湾塘村一位热情的农妇盛情挽留记者做客，“你敢吃鸡蛋啵？不是市场上买的，是禽流感前剩下的，我们留着自己吃的。”

     水稻已经收割，也没有家禽要饲养，大多数的村民都聚集在门前聊天，一派闲适的模样，记者连日来跟数位村民接触，他们对禽流感疫情保持着无一例外的乐观心态。

     “现在整个村子鸡鸭都没有了，政府又洒了那么多石灰和消毒水，应该没有禽流感了。”10月17日上午，在自家的院落外，50岁的和平组村民贺洞民指着那丛几乎被石灰染成了白色的一株粉红色茶花说了以上的那番话。

     “禽流感已经过去了，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就是过年不能吃鸡鸭了，原来养鸡也是为了生蛋，现在鸡没了，蛋也没了。”贺洞民心痛地看着自家喂养了半年的8只鸡在10月19日晚被乱棍打死，他本人也测了体温、打了一次预防针。“开头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相信村里死鸡、鸭是禽流感，现在知道这个禽流感是可以通过粪便传播的，我现在也经常洗手。”

     湾塘村和平组组长王伯桥固执地认为，村里死鸡死鸭每年都有，只是今年死的鸡鸭特别多，“禽流感不可怕！有什么可怕的咯！”他用口音浓重的湘潭话对记者说。在王伯桥看来，对湾塘村的瘟鸡死因“政府说是禽流感就是”，但贺家的两个孩子得病则跟禽流感无关。“贺家的妹子死了很可惜，她是得肺炎死的，跟禽流感没有关系，如果发现得早，她就不会死。” 王伯桥边说边给记者拿来一瓶满满的漂白粉，现在他家喝水都要先用漂白粉“杀菌”，家里也用3种不同的消毒剂消毒。

     几天前，贺俊尧康复出院、又在村头蹦蹦跳跳，这也坚定了王伯桥的这个信念，“禽流感对人没有多大影响！”

     射埠镇派出所的一名警察告诉记者，他们平时也上网浏览外界对湾塘村禽流感的报道，“很多媒体的报道有些夸大了，我们没有这么恐慌！”

     湾塘村村长兼村支书贺鼎明告诉记者，因为贺铁光家的一双儿女病得很奇怪，所以只有组织村民每天做好消毒工作、每天查体温，也打防疫针，“这些都只是很被动的预防措施，农户搞好个人卫生也很重要。”贺鼎明说，比如说他和妻子，喂猪、喂鸡前洗手的习惯一直都有。

     这种习惯显然并非一夕之间就能改变。在和平组组长王伯桥的家门口，同乡给了他一块槟榔，60岁的王伯桥把槟榔撕成几块往嘴里送，老伴匆匆跑到厨房、舀了一瓢水送到王伯桥面前，嚷嚷着“洗手、洗手”，“已经吃了。”王伯桥搓了搓手，漫不经心地说。

     “后疫区”时期

     和平组静悄悄的，静到只能听见行走者的脚步声。

     一位村民用“死气沉沉”来形容这种寂静的氛围，在禽流感来袭的这段时间，和平组除猪以外的家畜：鸡、鸭、狗、猫皆被扑杀殆尽。其他疫区范围内，鸡鸭被扑杀，猫狗则圈养。

     贺鼎明告诉《新民周刊》，湾塘村有15个组，397户，共1514人，直径约为3．5平方公里。湾塘村的农民靠种地、喂猪、喂鸡为生，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全村每年大约有200个年轻人在外打工，去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长沙、湘潭等经济发达些的地方打工非常普遍，种地的绝大部分是中老年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在去年是2500元左右，90％的村民家里都装了电话，电视更是家家都有，很多村民都在自家门口打了井、使用以地下水为来源的“自来水”。

     记者看到，和平组的典型结构是农户散居在丘陵山地中，低洼地是水稻和水塘，平时多户人家的鸡鸭就在水稻田里活动，不远处的小池塘是和平组的农妇夏天经常洗衣服的地方，鸭子也经常在池塘里嬉水。

     “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要养几只鸡鸭，平时也可以换些油盐钱。”贺铁光的妻子谭瑞华告诉记者，这种做法在当地是很普遍、也容易被理解的。在养鸭专业户刘立秋的理解中，早、晚6点给鸭子喂食两次，其余的时间就让它们在田间山林中活动、吃吃稻谷，这样不仅能节省成本，而且经常走动的鸭子城里人也喜欢买。“我们山区从来没有人把鸭子圈养起来，放养的鸭子肯定健康！”刘立秋说。

     湘潭县畜牧水产局动物防疫监督站站长、高级畜牧师冯德文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分析，中国农村的现实是鸡鸭混养和散养，这种养殖方式存在隐患，此次湾塘村的疫情就是鸭子先发病死亡，然后是鸡发病死亡，因此要通过宣传让农民把鸡鸭分开喂养；其次是农村防疫机制的缺陷，虽然农村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农民往往不愿意花钱给家禽打疫苗，防疫员也是个很苦的工作，收入全部来自农户打疫苗，所以目前湘潭县准备每个村的防疫员每人一年400元的财政补贴。

     当地政府规定今后半年之内不准养家禽，但记者采访过的村民几乎都表示，等6个月后过了以后一定要养鸡鸭。“哪个不养几只鸡鸭？禽流感已经过去了！”王伯桥对此很有信心。

     “我们都是在做禽流感防控时站到一线的人，但被封锁时期，疫区的人到外面做客，别人是不欢迎的，既然不欢迎，我们就不到外面做客了。”让贺鼎明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有一次他在镇上开村长会议时，大家都不愿意跟他这个“禽流感村”的村长一起吃饭，“大家都挺害怕被传染上的，所以后来湾塘村解除封锁时，很多村民都很高兴，放鞭炮庆祝。”

     “后疫区时期”，还有一些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

     贺鼎明给记者算了笔账：一只鸡能在市场上卖25元到30元，扑杀一只鸡政府补贴10元，这样农民一只鸡被扑杀就要损失15到20元，在这次疫情中，湾塘村被扑杀的家禽起码有“好几万只”，这是直接损失；间接损失是，禽流感之前，湾塘村的猪肉能卖到3．5到3．6元一斤，小猪崽能卖到200多元一头，现在，其他村的猪肉还是原来的价格，湾塘村的猪肉只能卖到2．9元到3．0元一斤，小猪崽就更不值钱了，变成80元一头，差不多是原来的三分之一。“这样算下来，全村的损失大约在600万到700万元。”贺鼎明说，他家有3头母猪，14头小猪，“小猪不卖了，等大一点再说。”贺鼎明的妻子说。

     救活男孩，没有用达菲

     罗如平：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如果成功救治了一个病例，将会消除很多恐慌。

     撰稿／贺莉丹（记者）

     10月20日，41岁的湖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罗如平组建了一个10人的紧急治疗小组，开始对一位发烧的9岁男孩的紧急救治工作。

     住在病房隔离区两个礼拜的罗如平当时据理力争，她相信这位名叫贺俊尧的小男孩所携带的病毒绝对不是简单的流感病毒，而是一种更为可怕和复杂的人禽间感染病毒。

     国家的几次对人禽间感染疫情的通报颇具意味：11月6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通报的是湘潭县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1月15日，中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表示，湖南肺炎病人与禽流感病例相当相关；一天之后的深夜10点，国家卫生部正式通报，近日我国内地确定两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Ｈ5Ｎ1病例，贺俊尧便是其一。

     11月20日，在长沙，《新民周刊》记者独家专访了罗如平医生，在3个多小时的详谈中，罗如平详细透露了救治全过程。

     ＳＡＲＳ与ＡＲＤＳ

     记者：从医学上判断，贺茵的死因是什么？为什么说跟ＳＡＲＳ有相似之处？

     罗如平：贺茵在发病第7天的时候情况比较严重，医学上称为ＡＲＤＳ，即“呼吸窘迫症”。拍片显示，整个肺部实变严重，是“白肺”，呼吸急促、神智不清等症状均有。在泰国、越南，死亡的人禽间感染病例都会有类似的症状。

     ＳＡＲＳ其实就是严重呼吸综合征，就是缺氧很严重，引起肺部大面积实变；同样，在人禽流感患者的发病过程中，缺氧会引起ＡＲＤＳ。

     可以说ＳＡＲＳ有部分ＡＲＤＳ症状，但ＡＲＤＳ进展更快、对个体特别是儿童的伤害更厉害、死亡率也高；但在人传人上，目前禽流感并没有ＳＡＲＳ可怕。

     记者：现在人禽间感染是通过食物还是呼吸道？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小孩被感染了，他们的父母却是健康的？

     罗如平：禽流感的最大感染源是带病毒的活禽，病毒感染途径是通过呼吸道，包括接触病禽的分泌物、排泄物、污染了水和食物都有可能被传染。接触带病毒的鸡比吃病鸡后果更严重，因为煮熟后病毒会减少。

     小孩被感染了，父母却没问题，这说明人禽间感染跟人体的免疫力有关。

     记者：禽流感与ＳＡＲＳ的爆发地点有何种区别？

     罗如平：在农村，死鸡、死鸭很常见，从禽类感染到人感染已经出现了，这值得注意，如果真的出现流感大爆发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说ＳＡＲＳ是城市人口集中地区的传染病，禽流感则是涉及到乡村和基层公共卫生安全的传染病，需要培养基层医生的警觉意识。

     记者：为何你们对贺家姐弟的鉴定结果分别是“重症肺炎”和“病毒性肺炎”？

     罗如平：重症肺炎是由炎症引发的肺部疾病，是肺炎并伴有胃、肺等其他组织的严重病变，产生呼吸或心力衰竭，其实就是病毒引发重症肺炎。前者强调的是病情，后者强调的是病源。我们也在病历中写清楚了，“结合当地禽流感疫情，且其姐1天前因‘肺炎ＡＲＤＳ’已死亡，考虑‘人禽流感’可能，转入感染科严格隔离治疗”。

     相关部门一定要合作

     记者：在整个临床医学的诊治过程中，你认为比较困难的是什么？

     罗如平：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做禽流感的流行病学调查。

     虽然贺茵去世了，但我们研究的医生还是很想把病人的死因搞清楚。

     我们在诊治贺茵时，并没有得到动物疫情部门的预报。贺茵是儿童医院的ＩＣＵ病房负责接诊的，我听ＩＣＵ的医生说，诊治时家长并未提供关于病人吃死鸡和家乡有鸡瘟的相关资料；ＩＣＵ病房是无陪病房，医生当时也无法向家属询问到详细病史。

     我们在诊断时一定要重视流行病学的调查，对于这种不明原因的重症肝、肺感染，临床医生一定要有警觉心；动物疫情部门也要跟卫生部门合作，ＷＨＯ的专家这次来儿童医院跟我们讲过，在罗马尼亚就有这样的教训，一只鹦鹉发病导致人发病，动物疫情部门并没有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记者：你的意思是贺家姐弟的先后发病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罗如平：如果弟弟没来，我们即使给姐姐做了尸检也难以判断这个病例是不是暂时、偶发的病例，我们留下了标本也不知道往哪里送。

     等到她的弟弟被送来时，发烧到40度、咳嗽、前期症状就像轻微感冒，甚至用退烧药可以暂时让体温恢复正常。慢慢会出现腹泻、呕吐，再进展下去，有些气促，病人精神也不太好，两肺有明显实变。

     贺俊尧发病初期跟姐姐的症状完全一样，但他姐姐的症状更为严重。这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们反复问家长，得到一些情况后将这个病和禽流感联系起来。

     我们没有使用“达菲”

     记者：对患者的血清检测经过哪几个步骤？怎样认定贺俊尧就是人禽间感染病例？

     罗如平：第一步是10月19日，疾控中心采集了贺俊尧的血清样本做了抗原检测，结果是阴性；第二步是10月27日，卫生部采集了贺俊尧的血清样本，测出他在恢复期的血清抗体呈阳性；第三步是此后一个星期检测发现贺俊尧的血清抗体滴度4倍增高；第四步，是在11月中旬，卫生部确诊贺俊尧是人禽间感染。

     根据卫生部颁布的诊断标准，有了第二、第三步，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贺俊尧是人禽间感染病例，卫生部也是依据这个步骤来确诊的。

     事实证明，我们的坚持是正确的，贺俊尧在恢复期的血清抗体呈阳性，这是关键性的进展，也是科学的证据。科学的态度是一定要等待。

     记者：你怎么判断贺俊尧就是属于人禽间感染？卫生部11月6日公布的相关检测数据全部是呈阴性的。

     罗如平：贺俊尧来后我们就组织了全院专家会诊，对人禽流感我们有个应急机制；同时，我们马上将疫情上报给疾控中心。泰国的17例人禽间感染的病人中，ＰＣＲ全部是阳性，我们的ＰＣＲ却是阴性的，这涉及到采集标本的时间、病毒量、实验室的实验条件等。

     治疗败血症的关键也是找病毒，不能因为找不到病毒就排除病毒的存在，我们自始至终都未放弃隔离，一直隔离治疗了20天。一个科学的态度是，即使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不能完全解除隔离，一定要恢复期2到4周内的血清样本检测呈阴性才能完全排除人禽间感染。

     记者：你们在救助贺俊尧时采取了哪些隔离措施？

     罗如平：从ＳＡＲＳ到禽流感，我们一直在给医护人员做培训工作，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了人禽间感染的病例。

     我们的隔离、防护措施基本上跟ＳＡＲＳ一样，4名医生、6名护士轮流值班，进了隔离病房就不出来。我是10月20日凌晨2点进去的，我们在里面连续呆了两个礼拜后才出隔离病房，这两个礼拜我感同身受。

     现在对每一个到儿童医院就诊的发烧、肺炎病人我们都会询问他流行病学问题，我们感染科不会漏掉一个病人。

     记者：现在国际上很多救助人禽间感染病例时，都使用了瑞士罗氏公司生产的达菲（Ｔａｍｉｆｌｕ），儿童医院成功救助了病人，最后使用了哪些药物？

     罗如平：我们没有使用达菲，开始用了一些抗病毒药物和中成药。我们使用了超微剂量肝素，这是针对早期的ＤＩＣ，即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症状；还有一种药物是静脉丙种球蛋白，这是针对ＳＡＲＳ等重症患者的一种常规性药物，主要是帮助增强抗体中和病毒的能力，比较贵，一支2．5克的要200元，按照每公斤体重注射400毫克来用药，贺俊尧需要每天2支。在用药的方案讨论中，卫生部的专家也参加了，由于静脉丙种球蛋白用于重症感染者，是在普遍感染时从人类提取的一种抗体，但禽流感并没有普遍感染，因而没有抗体。所以静脉丙种球蛋白是最贵和最有争议的一种药。

     记者：从贺俊尧这个案例中，你们得到什么经验和教训？

     罗如平：这说明一些新的、不为人所知的传染病在增加，传染病的抗菌谱在不断变化，这给我们警示和经验。

     记者：目前人禽间感染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罗如平：最害怕的是出现人传人的情况，因为病毒在不断变异，像ＳＡＲＳ这样的冠状病毒也是在不断变异。目前在泰国和越南研究者在做一些接触者的血清检测，还尚未发现出现人传人的症状。人传人一定要有个传播链，需要做序列检测，现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

     我们最担心的是人群感染引发的病毒变异。ＷＨＯ的专家说过，禽流感是对人类健康最具威胁性的疾病之一。这并非危言耸听，病毒在不断调整，很多情况是未知的。我们对禽流感的人际传染的临床医学研究、病毒在人体的隔离期的研究都很少，目前我们还是是参照甲型流感的隔离期。

     记者：贺俊尧的医药费由谁埋单？

     罗如平：目前孩子的1万元医药费已经退回家长，这笔费用暂时由医院承担。治疗费用花了2万多元，这还不包括隔离费用，我们每个人都是3层防护服，呼吸机、监护仪都用上了。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如果成功救治了一个病例，将会消除很多恐慌。

     周毛娅身后疑云

     对中国唯一确诊的禽流感死亡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一开始就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陷入了重重迷雾。这个问题是：死者周毛娅在哪里感染了禽流感？

     撰稿／汪 伟（记者）

     周毛娅何处得病？

     11月16日，中国卫生部发出通报，对周毛娅标本的实验室检测显示Ｈ5Ｎ1病毒阳性。根据患者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结果，卫生部专家组判定，周毛娅是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Ｈ5Ｎ1确诊病例。

     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宣布大陆出现人感染Ｈ5Ｎ1病例。

     在周毛娅的故乡，安徽枞阳县210户人家的严潭村，紧张气氛开始消退，但在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里，种种疑云正在生成。

     1997年香港出现世界首例Ｈ5Ｎ1型禽流感感染者以来，见于通报的人类感染数超过120人，其中60多人因此死亡。绝大多数感染者分布在香港、泰国、越南、印尼等国家和地区。

     现在，中国大陆也出现了感染者。鉴于中国是世界禽流感防治中重要而薄弱的一环，这种变化几乎是流行病学的必然。卫生部通报周毛娅为Ｈ5Ｎ1确诊病例后，世卫组织驻京办事处发言人罗依·韦迪尔说，中国发生人感染禽流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尽管首次报告人感染病例具有标志性意义，但从单纯的医学和科学角度讲，这个“首次”不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疾病，而是反映了禽流感流行的现状。

     目前，全球范围的Ｈ5Ｎ1传播链条已经形成，处在数条候鸟迁徙线路上的中国，国土广阔，人口密集，还散养着世界上最多的家禽，对禽流感缺乏了解的农民习惯宰杀和食用病死的家禽：这些因素极易造成禽流感从禽到人的传播。

     中国政府一直承诺要树立抵御禽流感的防线。但周毛娅之死证明，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对中国唯一确诊的禽流感死亡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一开始就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陷入了重重迷雾。

     这个问题是：周毛娅在哪里感染了禽流感？

     禽流感专家、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管轶告诉《新民周刊》，世界上已报告的人感染禽流感病例中，除了两例医院感染，其他禽流感病例患者生活的地区都存在禽流感动物疫情。

     与周毛娅同时被宣布为Ｈ5Ｎ1确诊病例的还有湖南湘潭9岁男孩贺某。10月19日，贺某所在的湖南湘潭县射埠镇就被宣布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疫区。

     然而，卫生部确认周毛娅感染Ｈ5Ｎ1型禽流感病毒次日（11月17日）下午，安徽省驻枞阳县工作组宣布，根据“兽医部门的临床观察诊断，根据省和国家禽流感实验室的检验，枞阳县没有发现禽流感，周潭镇严潭自然村也没有发现禽流感，所以枞阳县不是禽流感疫区。”

     这意味着，周毛娅病前生活的枞阳县周潭镇永兴村严潭自然村并不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疫区。

     枞阳县县长汪长根再次强调，这一点已经由“农业部正式确认”。

     安徽省驻枞阳工作组的结论是，周毛娅“虽经卫生部专家诊断为高致病性禽流感并对外发布，但不能说明是在枞阳染病”。

     “异地感染—枞阳发病”，这个结论与现有医学对禽流感的认识南辕北辙。

     卫生部发布的《人禽流感诊疗方案（2005版）》中，对Ｈ5Ｎ1亚型感染病例的潜伏期表述为“一般为1～3天，通常在7天以内”。病历和本刊采访显示，周毛娅“发病”于11月1日或2日（出现发烧等临床症状）。据此，她感染Ｈ5Ｎ1病毒的时间应在10月25日到10月31日之间。而此间她一直居住在枞阳县周潭镇永兴村严潭自然村的家中，没有“异地感染”的可能。

     医学上有一点可以肯定，周毛娅不可能在一个没有Ｈ5Ｎ1病毒的地方感染这种病毒。而调查显示，10月25日到10月31日这段时间中，周毛娅的确接触、参与宰杀并食用过病死的家禽。

     9月份公布的《卫生部农业部关于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合作机制》中规定了禽流感检测问题上的分工，“卫生部门主要开展人类疾病监测和检测，农业部主要负责动物疫情监测，卫生部、农业部相互通报检测结果”。

     这一机制中没有规定，一旦农业部和卫生部的检验结果不能互相印证时，应如何处置。而现在，农业部的结果（当地检测无Ｈ5Ｎ1病毒，枞阳不是疫区）与卫生部的结论（周毛娅死于Ｈ5Ｎ1病毒感染）果然发生了矛盾。周毛娅究竟在何处感染Ｈ5Ｎ1病毒，成为矛盾的关键。

     怎么知道她得了禽流感？

     “周毛娅”和“禽流感”在周潭镇的街谈巷议中现在尽人皆知。然而，即使是当地政府的干部也说，如果周毛娅没有去铜陵，她至多是个因为吃了死鸡不幸去世的姑娘而已。

     如果周毛娅仅仅是个因为吃了死鸡不幸去世的姑娘，如果她的死讯仅仅是娘家和婆家两个村庄的丧事——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枞阳县一位疲惫不堪的官员说，如果周毛娅在诊所或是乡镇卫生院里去世，谁会知道她得的病是禽流感？

     这正是中国禽流感防治中值得警惕的软肋。这软肋又正是罗依·韦迪尔所说的中国“禽流感流行的现状”之一：我们有可能根本不知道人禽流感病例就在身边。

     11月18日，国务院公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规定从事动物饲养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的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条例规定，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调查核实。一旦初步认为属于重大动物疫情，最迟8个小时内，这一信息应该抵达国务院。

     9月发布的《卫生部农业部关于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合作机制》中规定，发生人畜共患传染病暴发疫情，在接到疑似或确诊报告后24小时之内互相通报，内容包括发病地点、发病时间、发病数、死亡数。

     如果这两大禽流感防控体系运作良好，禽流感疫情的通报途径应该畅通无阻。然而，事实与理想相去尚远。

     卫生部获悉湖南湘潭可能出现人禽流感患者，是在贺茵发病17天之后。而在周毛娅的丈夫送她去铜陵市人民医院就诊之前，她已经分别在一家乡村医生的诊所和一家乡镇卫生院里接受了两天治疗。人禽流感发病症状和重症感冒症状相似，但前者超过30％的高死亡率使任何诊断失误都可能导致错失治疗时机。这也使得乡村医生成为中国禽流感尤其是人禽流感防治中令人担忧的薄弱环节。

     这或许是ＳＡＲＳ和禽流感的最大不同。2003年ＳＡＲＳ传播中，医疗状况不佳的农村没有成为ＳＡＲＳ的主战场。而人禽流感却正好在攻击中国医疗体系中最危险的地方：农村。

     《人禽流感诊疗方案（2005版）》上说，人禽流感临床诊断应注意与流感、普通感冒、细菌性肺炎和ＳＡＲＳ等疾病进行鉴别诊断。鉴别诊断主要依靠病原学检查。乡村医生普遍缺乏这种判断和治疗能力。

     ＷＨＯ因此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提高乡村医疗服务水平，使之能够及时发现、报告和治疗人感染禽流感疑似病例。但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层层报告所有的发热病人。

     目前枞阳县周潭镇已经恢复了与ＳＡＲＳ期间相似的医疗防御措施。在距离周潭镇中心医院数公里远的田埠村，村卫生室的王医生说，田埠村包括他共有4名医生，每天下午要汇总当天各自接诊的发热病人，再由他将发热病人情况的表格填写后送到镇卫生院，并在那里签字确认。

     “现在每天送去的人数都是零。因为我们根本不收治发热病人。不敢收。有人发烧就让他去镇中心医院了。”王说。

     ＳＡＲＳ期间，王医生曾为田埠村1500名回乡务工人员进行登记检测。他认为，禽流感绝对不会比ＳＡＲＳ更厉害。

     但是，村民们对禽流感比对ＳＡＲＳ更加无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禽流感。”周毛娅的丈夫孙杰说，在铜陵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告诉他周毛娅可能得了禽流感的时候，他才留意到这个词。

     “我在外面也不怎么看电视新闻。”孙杰说，“医生花了很长时间对我解释这种病是怎么回事。”

     死鸡不会吃死人？

     农业部对枞阳县周潭镇的禽流感检测显示?当地并无Ｈ5Ｎ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但一些迹象表明，在席卷全球的禽流感病毒传播中，周潭和许多类似周潭的乡镇，很可能在病毒来袭之时，并无多少有效防御之术。

     10月25日到10月31日之间周家病死的家禽与周毛娅患病的关联，现在无从考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病死的家禽没有引起周家任何警惕。断断续续的家禽死亡在2005年下半年司空见惯。9月18日是中秋节，还是周毛娅未婚夫的孙杰到周家走动，周家招待他的饭桌上，就有1只病死的鸡。当时周家的鸡鸭数目在30只左右。到周毛娅发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鸡鸭因为陆续死亡，只剩下5只。

     周毛娅死后，她的父亲周美龙为宰杀和食用了这些死禽悔恨不休。周美龙的亲家孙小奎倒不这么看。对他来说，禽流感完全是一次无妄之灾。

     “这件事谁都没有责任。”孙小奎在堆放着装修材料的门口说，“用农村的话讲，是我们命不好。”

     “我们从小到大，人人都吃过死鸡死鸭，从来没有吃死过人。”孙说。两天采访中，周潭镇的居民、村医、枞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几乎所有人的评论都会重复这句话。

     在中国，庭院里面的人禽共生的历史太过悠久，食用死禽的习惯也由来已久。散养的家禽一旦生病，农户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手段。因为家禽在小农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生病或已经死亡的家禽通常会被宰杀食用，以将损失减至最低。也因为农村肉食珍贵，对疾病抵抗力不强的老人和孩子通常吃得最多。周家也不例外。

     由于知识缺乏，像周潭镇的乡村医生不能区别人禽流感与普通感冒，中国的农民也不能区别发生在家禽中的不同疾病。几乎所有家禽疾病都被称为“鸡瘟”。不同禽类疾病对人类的不同影响，也在这个统一名称下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家禽死亡和人类死亡之间的关联，更是常识的死角。

     对人数不多和经费有限的基层动物防疫部门而言，100多亿只散养在田头屋后的家禽像没有边际的汪洋大海，让他们应对乏策。在不少地方，即使散养家禽中发生疾病，农民也很少会去向基层动物防疫部门求助。中国农户的庭院养殖模式正是因为这个恶性循环，越来越脱离现代国家的疫病防疫体系。

     现在，面对禽流感疫情，越来越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上。

     孙小奎说：“如果上面告诉我们，病死的鸡不能吃，吃了会死人，我们一定不敢吃。”

     至于周毛娅的死，并不能构成教训。在周潭镇通往吴桥村的三轮车上，一位妇女翻开篮子里一只杀好去毛的鸡说，

     “我养了8只鸡，3只给孩子吃了，1只送给外婆，还有4只让政府捕杀掉了。”

     从鸟有病到人有病

     11月16日，中国卫生部公布两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Ｈ5Ｎ1病例，国内人感染禽流感事件首次被官方确认。这是不是禽流感发展的转折点？人感染出现后，禽流感防控措施是否会因此改变？

     撰稿／黄 祺（记者）

     禽流感转折点？

     “湖南、安徽出现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一位东北乘客歪着头，看别人手上的《新民晚报》，大标题的禽流感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

     “咱们辽宁黑山也有疫情，鸡鸭全杀了。”东北乘客和同行的人攀谈，显然这几天经常关心禽流感新闻。

     这一幕发生在2005年11月18日，离中国卫生部宣布国内发生两起人传染禽流感事件已经两天。有关湖南、安徽禽流感病人的消息占据了全国各媒体的主要位置，中央电视台在各频道新闻节目中连续滚动播出这条消息。

     “可别又跟非典一样。”东北乘客念叨。两年前的非典期间，这样的密闭车厢，也被认为是非典传播的渠道。一旦列车上发现非典病人，同乘列车的人都被要求检查身体。

     禽流感很容易让很多人联想到非典，同样是呼吸系统的传染性疾病，禽流感的病死率比非典还要高。目前的区别在于，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禽流感具有人间传播的能力，但专家认为，一旦禽把禽流感病毒传染给人，病毒就会通过变异，“学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人间的感染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卫生部公布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是否意味着国内禽流感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科学院微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高福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认为，可以说人感染的确认，是国内禽流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是中国大陆首次人感染Ｈ5Ｎ1的确诊病例”。他认为，此后针对禽流感的防控措施也应该需要调整，“必须考虑人可能感染的情况，要在药物、疫苗等多方面予以考虑”。

     高福提到的人用禽流感药物和疫苗同样是最近的热门新闻，11月17日，卫生部公布人感染病例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回良玉等来到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考察我国人用禽流感疫苗研制的进展情况，表现出政府对禽流感疫苗研究进展的高度重视。

     禽流感疫苗的审批流程也获得了“绿色通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发布《药品特别审批程序》。按照这一新的规章，我国研制的人用禽流感疫苗已进入特别审批程序。

     根据药品特别审批程序，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所需药品，注册申请统一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并在药品研发和注册申请的早期阶段，提前了解药物研制情况。在收到药品注册申请后，按程序第一时间处置。

     不能放松禽疫情

     国内人感染禽流感确认后，公众更多地担心禽流感人间传播的危险，但香港大学微生物专家管轶教授却提醒，控制禽流感人间传播的关键还是控制禽流感在禽中的发生，不要因为关注人感染的情况而忽略了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管轶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除了中国大陆的病例，全世界其他地区的120多个病例中，除了极少数在医院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外，99％的禽流感病人都是从患病的禽类那里感染了病毒，都是在疫区发生的感染事件。而中国大陆湖南的感染者以及他的姐姐，被证实食用了病鸡，安徽省病例也报道有接触病鸡的历史。

     管轶认为，以往的病例都证明，疫区是发生人感染禽流感首当其冲的危险地区，只有控制好禽流感在禽中的暴发，才能够从根源上防止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感染给人类或者其他哺乳动物。

     作为关注禽流感多年的专家，管轶介绍了香港防控禽流感的成功经验。1997年5月，香港出现全球首宗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事件，此后几个月里，相继有18人感染禽流感病毒，最终造成6人死亡。香港政府从疫情发生后积极研究了防控的措施，采取严格规定，降低禽类在交易中的互相感染。

     其中的一项措施是，把水禽交易从活禽市场中分离出来，不允许混卖。根据研究，水禽对目前流行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不敏感，也就是说，它们即便被感染，也不会出现病征或者死亡。所以，对于其他的家禽来说，水禽是具有危险性的。另一项措施是，2001年以后，政府规定每月25日活禽市场休市一天，剩余死亡活禽全部扑杀，活禽市场彻底消毒。

     目前，香港通过法规的限制，已经可以做到交易市场上人与禽分离，集中屠宰，活禽不上市。

     信息公开

     管轶认为，与已经发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国家越南、泰国等一样，中国大陆的家禽养殖，散养占一半以上，人口的密集程度高，人与家禽接触密切。所以，中国大陆在预防禽流感在禽中的继续扩散时，与其他国家遇到的问题是相似的，而预防Ｈ5Ｎ1病毒从家禽传染给人的难度也是相似的。

     高福同样对国内的防控形式表示了忧虑，他说：“农村的卫生条件与特殊的农户饲养条件确实令人担忧。”

     散养的特点给发现禽流感疫情带来了困难，但高致病性禽流感散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这些信号不被发现，或者发现后没有信息公开，那么很可能带来暴发的灾难。及时地发现疫情是防控禽流感首要的措施，发现疫情后公开疫情，对制定和采取控制禽流感扩散的措施意义重大。

     管轶愿意把11月16日卫生部公布两名高致病性禽流感感染病例，看作是“政府对禽流感信息透明”，而“信息透明”对于控制传染性疾病有着决定性的价值，非典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了信息透明的重要性。

     禽流感的特殊之处在于，人的感染多发生在禽感染的疫区，所以，禽感染事件的公开非常重要，只有公布疫区，才有利于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才有可能采取措施让人感染的事件不再发生。

     以科学常识置换八角茴香

     富裕国家已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而最可能出现Ｈ5Ｎ1大流行的国家的准备却远远不足。

     撰稿／李宗陶（记者）

     中国内地2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Ｈ5Ｎ1的确认，将这一病毒又重新置于公众高度戒备的雷达之下。

     美国总统布什在北京骑完自行车、纵论国是之后，没有忘记与中国主席胡锦涛谈起这个小小的病毒。两国在新发传染病方面的合作已进入操作阶段。

     本刊记者从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ＣＨＩＮＡ ＣＤＣ）获悉，11月9日－10日，中国（包括香港、澳门）、泰国、越南三国共同应对禽流感的高层会议在北京召开。

     现状、防治经验和应对机制是讨论的话题。在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每日更新的数据库里，这一轮禽流感还波及亚洲的印尼和柬埔寨。

     11月18日，中国ＣＤＣ与美国ＣＤＣ已就新发感染病的合作进行磋商。具体到禽流感应对，涉及抗病毒药物、疫苗以及实验室检测。12月，各项议题将走向实施。

     迄今为止，全世界大约五分之一的国家有某种形式的应对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在广泛性和完成阶段方面差异极大。主要防备活动集中于制定和演习应对计划，研制应对大流行的疫苗，以及确保抗病毒药物的供应。由于这些活动成本昂贵，富裕国家已做了充分准备，而最可能出现Ｈ5Ｎ1大流行的国家的准备却远远不足。

     尽管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Ｕ．Ｓ． ＣＤＣ）的一把手Ｄｒ． Ｊｕｌｉｅ Ｇｅｒｂｅｒｄｉｎｇ女士几天前在做客“请问白宫”节目时表示，“那些更有可能因禽流感引发人类大流感的亚洲国家具有提前准备的高度优先权”，美国还是在第一阶段就迅速储备了大量类似达菲的抗病毒药物，和足够2000万人使用的Ｈ5Ｎ1疫苗。

     为什么从禽到人

     科学家们已经从很多种鸟中发现大量的流感病毒，说明在全世界的鸟类中存在着巨大的流感病毒基因库和抗原库。野鸟流感病毒全是Ａ型流感病毒。现已发现的，有全部已知的9种不同的神经氨酸酶抗原和15种不同的血凝素中的14种。其中，Ｈ13亚型病毒仅在海岸鸟和鸥类中发现，其余亚型的病毒均可在野生水禽中分离到，并永久性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水禽或候鸟中。而Ｈ7、Ｈ5亚型禽流感在世界上发病的地点，几乎全部是岛国或沿海地区，或疫点与海洋、湖泊邻近，证明候鸟迁徙是造成禽流感流行的主要原因。

     科学工作者也已发现，禽流感病毒可在水禽（特别是野鸭）肠道细胞充分增殖而不表现任何临床症状，也就是说，它们携带病毒，但不致病。当高度集中病毒的粪便排泄到水系和其他区域，造成大范围污染之后，会有很多机会将病毒直接或间接传播给大量家禽，特别是户外饲养的家禽，如鸡、鸭、鹅、火鸡等，而使之致病。

     如同人类的血吸虫病一样，粪便与水的管理，依然是人畜交叉传染的薄弱环节。只是今天，人类自顾不暇，尚无精力和资源关照到鸟禽的“福利”。

     美国国立卫生院（ＮＩＨ）下属国立敏感症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佛西博士在接受记者Ｅｍａｉｌ采访时指出，世界可能处在另一次流感大流行的边缘。

     记者在11月初的美联航班机上见到了一群忧虑的空姐：当她们得知乘客中有一位美国红十字会的官员时，不时凑近他身边，向他请教禽流感的最新动态和预防措施——她们是最危险的人群之一。安东尼说，上世纪初的人类流感大流行在全球传播了6至9个月，而当时使用最多的国际旅行工具只是轮船；今天，国际航空旅行的速度和运载量，将使这一病毒的传播更加迅速，可能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传播至所有大陆。

     药物和疫苗

     一些国内专家和院士，对不久前市面上茴香八角紧俏报以苦笑。“报纸上都说达菲原来就是八角茴香，你叫老百姓怎么不去囤积呢？”

     目前证实比较有效的治疗禽流感抗病毒药物达菲，发病48小时内服用有效。市民储备适当药物是需要的，但大量储备没有必要。此外，鉴于耐药性和副作用，此类抗病毒药物属于处方药，应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美国ＣＤＣ主任Ｊｕｌｉｅ Ｇｅｒｂｅｒｄｉｎｇ博士已经指出，Ｈ5Ｎ1对于传统的两类治疗流感的抗病毒药物已出现耐药性；另两类也许有效?但必须在补充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药效进行评估。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一面墙上现在贴着大幅标语：我们战胜了ＳＡＲＳ，也一定能战胜禽流感。11月17日，温家宝总理在视察此地时，称好。

     早在今年3月7日，当人用禽流感疫苗研制项目（由北京科兴与中国ＣＤＣ共同承担）获得国家批准后，公司总经理尹卫东，这个研究了20多年疫苗的863课题负责人，立即与20位参与ＳＡＲＳ疫苗研制的原班人马投入了研制。

     2004年5月，课题组从英国国家生物制品标准化研究所引进了人用禽流感疫苗研究用毒种Ｈ5Ｎ1疫苗原型株，在无数次失败后，终于将一个商品名极具中国特色的疫苗“盼尔来福”注入试剂瓶。

     一种疫苗只针对一个毒株，而病毒变异的速度又相当快。尹卫东团队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做出一种叫“原型”的疫苗，当毒株发生变异时，可以较为迅速地在几个月内就研制出新的疫苗来。

     10月21日，科兴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临床研究申请，如果获得批准，疫苗就会进入临床研究。一期临床将选一部分志愿者，接种不同剂量的疫苗，观察其安全性和副反应。至11月14日，人用禽流感疫苗临床之前的全部研制已经完成。

     一旦决定生产，在经过128天的生产周期，就可以制造出疫苗产品。据尹卫东预计，产品上市价格会低于目前的季节性流感疫苗的价格。

     这是一个跟Ｈ5Ｎ1病毒赛跑的时间表。按照尹卫东目前的进度，如果在6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后才发生人类流感，那么“盼尔来福”才能发挥作用。

     一些专业人士质疑为何不提二期三期的临床试验，因为尹在回答记者时只是提到：“在疫苗完成全部临床试验后，或者在紧急情况下，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疫苗生产线可立即投入生产。”那么，从一期到三期人体试验“全部完成”，只需要2个月？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负责人正在昼夜会议之中。他们也许无暇通过记者向公众解惑。

     目前全球有8家疫苗研发机构正在研发人禽流感疫苗，这些机构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疫苗研制都处在临床研发阶段。

     美国针对Ｈ5Ｎ1的疫苗的一系列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今年3月23日，美国国立卫生院（ＮＩＨ）下属国立敏感症与传染病研究所（ＮＩＡＩＤ）就宣布说，分布在洛切斯特、纽约、巴尔的摩和洛杉矶的450位18－64岁健康成人已经开始接受一期临床试验（安全性试验）。如果证明安全，将进一步在老人与孩子身上试验。这些疫苗是利用2004年南亚禽流感中分离的Ｈ5Ｎ1毒株研制出来的，由塞诺菲·巴斯德、史维夫沃特和ＰＡ三家大药厂生产。

     我们同样应该知道：在紧急情况下，此类疫苗在中国的大规模使用是否可以通过特批而省略一些必经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