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直低调，但业内人士大都知道，国内当前有不少境内外公司都在进行境外期货的二级代理业 务。
对于这种境况，国家显然也有所察觉。近日传来消息称，国家有关部门正在考虑选择部分期货经纪公司，尝试代理境外期货业务，未来地下的境外期货代理商将可能走到地上来。
那么，外盘经营“牌照”何以如此诱人，又何以如此引人关注呢？
不解禁不行
代理目前世界最大期货经纪商——REFCO在国内进行客户开发业务的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只要他们能在国内找到愿意交易外盘期货的客户，REFCO将会给他们20%的佣金返还。
“只要不是逃汇，我们可以帮你把交易保证金汇往海外”，这位业内人士承诺。
目前这一现象在业内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国家也到了必须出招的时候了。
对于推出国内期货公司代理外盘期货交易的试点方案，北京期货商会秘书长周轶涛表示：“只有成为了国际性市场，才有资格谈国际定价权。现在重新走出了10年‘禁闭’之后的第一步，是成绩更是动力。国内市场是存在大量的问题，但这不能成为进入国际市场而自缚手脚的借口。”
很多期货公司的负责人也认为，代理外盘期货对国内的期货经纪公司来说很有好处。上海金鹏期货总经理王智宏认为，在代理外盘期货交易业务中，国内二级代理商能够生存的主要原因在于本土化，对国内投资者的需求非常熟悉。
上海中期副总经理金学军也认为，针对国内客户，国内经纪商更有经验，海外经纪商即使有较低手续费的优势，去开发并不熟悉、且极为庞大的中国国内市场，仍然困难重重，还不如和国内一家期货公司合作。
事实上，大量有实力的国外期货经纪公司（如FC Store经纪公司）已纷纷登陆中国内地市场，目前主要的经营方式还是以合作为主，以自身的资金和技术优势结合国内期货经纪公司的客户群，以期实现双赢。
对于开放国际市场参与国际交易，有很多经受过“风雨洗礼”的期货经纪公司老总也有所担忧。“在分级分业和行业整顿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打开国门让人家进来，其结果只能是本来想在‘客场’（国际市场）上的损失，在‘主场’找回来，可现在这样一来，有被‘通吃’的危险啊。”他们说。
定价权之争
由于中国的期货市场不具备国际定价能力，所以，即使中国是最大的买家，也会因为政策的限制导致定价权的丧失。而且定价权也不是期货市场所能决定，需要包括期货市场本身及以期货市场外的努力共同完成。
举个简单的例子：尽管中国每年大量地从南美市场进口大豆，但是根据国际惯例其定价则要用芝加哥交易所大豆价格。而中国的大豆进口基本上都要依靠国外的几大粮油贸易商，因此，报价及作价方式常常会暴露在国外粮油垄断企业及国外基金的面前，也就会形成国外基金狩猎的对象。
而中国目前又没有国际性的期货市场，也没有形成垄断的粮油进口贸易商，当国内需求暴露在外的时候，只能按照别人已经制订好的国际规则，并参考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报价，所以每当中国需求旺盛的时候，定价问题就会给国内的榨油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这次的开禁应该是战术层面上的一小步，更大的举措会陆续实施，政府的根本目的还是应该在战略上对全球“中国定价权”的争夺。
“如果目前国内重开外盘期货交易，国内经纪商最有可能的做法是，作为海外交易所的二级代理商，”中粮期货经纪公司交易部经理韩奇志说，“毕竟目前国内很多期货经纪公司的资质还达不到一些国外交易所会员资格标准，而且国内的期货公司目前主要还是靠微薄的代理手续费收入维持生计，还没有形成多种经营的实力和水平。”
一开始就想成为正式会员确实是有相当难度的，1993年开放的时候，也就只有中期在美国拿到了席位。而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目前可以在LME场内和办公室间电话交易的第一类会员也仅11家。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一定权限的二级代理商资格，用CBOT场内会员的跑道，结合国内客户的资源进行交易。
在谈到可能会在实践中出现的障碍时，周轶涛谨慎地告诉记者：“资金的汇兑和出入境是证监会开放外盘交易一道绕不过的障碍，必须要通过外管局协调，而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开展外盘期货交易的前提。还有是否会限制能代理的客户的资质，比如是不是民营企业或者国有企业都可以代理。这些现在还缺少明确的政策支持。”
“更加关键的问题还是应该集中在实施时法律合理性上。”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于学会一针见血，“《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49条中，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确需利用境外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的，由中国证监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报国务院批准后，颁发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也就是说，即使给期货公司发放了牌照，可是客户从哪里来呢？如果客户还需要继续审批，那现在做的不就是无米之炊吗？”
由此来看，这次证监会的措施受到法律的制约，这到底是一次可行性的论证会还是真正动作前的“誓师大会”，现在还难下断言。惟一可以期待的是《条例》的修改工作今年是否能进入立法程序。
即使是这样，也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不能排除中央与证监会本着特事特办的思路加速推进外盘经营‘牌照’发放工作的可能性，这已经是有过不少先例的。”
谁最着急
“这次开禁并不是突然事件，一系列的工作早在去年就开始酝酿了，尤其是交易所层面的推动，更是关键的关键。”美国一家在华期货经纪公司负责人向记者这样透露。
就在今年两会期间，期货业的人大代表、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提交了有关期货行业的三个提案，再次要求国务院尽快修改期货法规，加快发展期货市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提案是，“关于尽快修订《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建议”。
朱玉辰建议，由国资委对国有企业参与期货交易，以及境外期货市场和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政策和具体监管问题一并做出规定。建议取消《条例》中“禁止期货经纪公司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规定，允许运作规范、管理到位、具备适当人才的期货公司经批准后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同时他还强调了在国际期货交易中发挥“中国因素”的重要性。
处于监管部门和市场内期货公司中间的交易所正在扮演着“下情上达”的重要角色，以大连商品交易所为例，从黄大豆2号的推出到和巴西期货交易所签订贸易谅解备忘录，还有最近与阿根廷罗萨利奥期货交易所（ROFEX）的密切接触，围绕着一个黄大豆品种的定价问题做足了文章。
“没有期货交易所的主导，这次海外期货交易‘牌照’的发放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的顺利。有了交易所之后，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在政策的制定和以后实践的操作方面都有了可靠的保证。这种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集中表现。”上述那位境外期货经纪公司的首席负责人这样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