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人民币汇率调整方案的出台将“出其不意”。
４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国内和国际压力大不是坏事，说明汇率改革应走得快一些，否则矛盾有可能积累”。
市场人士甚至预期，五一节期间人民币将升值７％。
那么，目前我国汇率机制变革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条件基本具备
专家指出，随着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全面推进，我国推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条件已基本具备。这主要体现在：通过对国有银行的全面重组，提高银行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快发展外汇市场，为汇率浮动提供市场基础；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为汇率的市场化创造前提条件等。
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投资增速放缓，消费回升，通胀平稳回落，外汇储备充足，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而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回升，美元等主要货币不断加息，国内外利率水平逐渐拉近，美元汇率相对疲软。这些都为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时机的选择。从汇率决策逻辑和过程来看，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国更多考虑的应该是通过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外均衡，控制汇率风险。
专家认为，尽管作为改革目标的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短期内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根据目前经济金融状况，逐步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将汇率体制恢复到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则随时可能启动。有权威人士透露，一旦变动，其幅度不过几个百分点，不可能达到１０％。
抛弃“浮动恐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指出，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上，现在应抛弃的是，新兴市场经常遭遇的“浮动恐惧”和“升值恐惧”。
无疑，目前形势下，扩大汇率浮动幅度即意味着人民币升值。
但专家认为，汇率犹如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会给我国经济带来许多好处。如，升值后进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便宜了，通胀压力将减轻；我国公民的购买力水平也会得到提高；国家外债总额将显著减少等。
更有专家分析指出，无需谈升值而色变。升值与经济停滞无必然联系，汇率政策并不是日本经济金融问题之根源。实际上，“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后，日本经济经过短暂调整便进入了“平成景气”，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经济年均增长５％。同时，日元升值不仅没有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还促进其提升了出口产品结构、增加出口附加值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抓住有利时机
现在应该是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时候了。因为，升值压力需要通过灵活的汇率政策逐步释放，而应防止长期积累。一旦集中释放，势必造成汇率大幅波动，冲击实体经济。而且，升值压力的长期存在还会造成持续的升值预期，进而制约宏观调控。专家认为，应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改革，并辅之以其它配套改革措施。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改革步伐。在增加汇率弹性的同时，还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通过实现物价稳定，来支持金融稳定和汇率稳定。
如果当前不能抓住有利时机，及时推进改革，有可能带来新的风险。专家指出，尽管不能完全指望靠汇率政策来矫正国际收支失衡，但国际收支调节如果不能充分利用价格杠杆而过分依赖管制政策，有可能造成市场扭曲。
由于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我国外汇供大于求，在盯住美元的汇率体制下，央行不得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吞”进外汇，“吐”出人民币。结果是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基础货币也随之增加。尽管央行可以通过发行票据的对冲操作来平抑这种扩张效应，但受制于央行票据的有效性及日益增加的对冲成本，其对冲操作并非没有限度。最终有可能导致货币超经济发行，带来通货、信贷、投资膨胀，以及资产泡沫化的压力。
同时，为平抑外汇供求，缓解升值压力，我国近年来采取了一些方便企业持有外汇、鼓励资本流出的措施。但这实际上已导致管制效力下降。“中航油”等事件的发生表明，在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水平不高、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大量中资企业“走出去”可能埋下新的风险隐患。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市场压力存在着逆转的风险。目前，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对显著些。如果这时不动汇率机制，等到将来形势逆转时再动，则有可能重蹈拉美及东南亚国家的覆辙。因为贬值比升值的压力更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