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在北京金融大街常清的办公室，这位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金鹏期货董事长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对于2004年的中国期货市场，常清觉得有三大问题急需关注，对于未来，常清则感到相当忧虑。
在三九严寒的北京，常清言辞犀利。
“全球经济发展，中国买单”
在中国改革进程加快及入世的大背景下，1996年，常清提出，要把中国建立成为可与欧美并驾齐驱的、世界性的期货交易中心。作为中国期货市场最早的创始人之一，常清说，当年建设期货市场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适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建设一个价格形成的合理机制。
常清指出，一个期货交易中心决定的价格，包括大宗商品和金融商品的价格，肯定与本土有密切关系，“例如，欧洲在工业革命时代，需要大量原材料，伦敦金属交易所因此成为交易中心”。期货交易中心交易那些跟中国发展相关的产品，决定价格，则会成为中国本土的定价中心。
“中国应该成为世界性的定价中心”，这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息息相关。定价中心的价格应该反映所有变动的因素，如供给需求、经济政策、心理预期等等。中国的民族资本应该把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变化因素正确反映出来，掌握定价的话语权，改变以往被动接受价格的局面。
常清发现，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制造业国家，但在国际市场上却缺乏话语权，从这两年的情况来看，国际国内期货市场出现了很多问题，值得深思。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之一，中国需要大量能源、原材料以支持加工制造业的发展，这令中国因素成为世界贸易金融领域中影响价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因素，常清认为，经国际市场反应后往往变形，或者过度反应，“后果就是，全世界的能源、原材料价格飞涨，而对这些产品有很大需求的中国，实际上是买了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单”。
以农产品为例，中国为大量进口的小麦、大豆，付出了堪称世界天价的购买成本，“最高的价格都是中国支付的”。再比如石油，日本在石油10美元一桶附近进行了中长期保值，而中国临时大量采购，却推动国际市场油价暴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但是所有的代价都由中国付出，这值得反思。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也有个别企业进入了国际期货市场，参与衍生品交易，但在参与过程中却付出了代价。有色金属行业中，最著名的例子是1998年的“株冶事件”，株洲冶炼厂由于参与保值的量太大，造成14亿元人民币的亏损。而2004年的中航油事件也是如此，中航油在场外参与期权交易，亏损5.5亿美元。常清指出，参与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屡屡发生巨大交易亏损，这值得注意。
第三个问题是，国内期货市场缺乏竞争力。常清指出，由于国际市场上交易成本低、效率高，品种及投资工具齐全，一些出于经营需要必须进行套期保值的民营资本，都是到国际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随着这些企业到海外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国内市场变成了中小散户的市场。近两年，外资出于全球配置资源的需要，开始进入中国期货市场。由于外资机构规模大、经验多，“真正的大户来了，价格由人家来决定”。常清认为，外国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价格。
“定价权的竞争非常重要”
常清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中国因素被扭曲的结果。而中国因素被扭曲，则是因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定价市场上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常清认为，造成这一局面有深层次原因。中国的民营企业尽管在国际市场进行保值，但由于规模比较小，在价格形成中起不到影响作用。但一些大的垄断企业，例如中国的三大石油公司，本应该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价格形成中有话语权；作为最大进口国，中国的中储棉也应该在棉花价格决定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实际情况是，这些企业都被动地接受了国际市场的价格。
常清认为，这些企业中的绝大多数，其企业运行机制、经营管理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体制运营还是官僚化的”。这类企业最大的缺陷是，在决策制定上，反应太慢，需要层层报批，不能够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迅速做出调整。国内企业的运行体制按部就班。“例如，三大(石油)公司的调整根本就跟不上油价的变动。”
这些企业往往缺乏长远考虑，缺乏研究团队、操作团队以及决策机制。套期保值的原理是在期货现货市场进行风险对冲，以控制成本及锁定收益。“这些企业担心一旦在期货市场上出现亏损，不好交代。”
常清认为，还有一类以中航油为典型代表的企业，虽不保守，但却大量投资，造成巨额亏损，从根本上讲也不适应市场运行的要求，“虽然机构比较健全，但运行的本质没有变”。
“或者不说话，或者被动投机，中国企业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虽然经济在逐渐国际化，但企业体制没能国际化。”
更重要的一点，常清认为，全世界都是以期货市场发现的价格来决定商品和金融发现的价格。但中国的经济主管部门似乎还不知道这个价格是怎么发现的。到现在为止，“有关部门对国际市场的运行还缺乏深刻的理解，仍然把中国的经济视为一个封闭的循环。很多经济行为在国际市场产生了令人出乎意料的问题。”
以有色金属为例，国储局在铜价每吨18000元时轮库，一下将几十万吨铜投到市场上。造成市场判断国内不缺铜，因而不到国际市场上买铜。但是，国际市场却能做出判断，认为国储轮库出来后，必须要买回去，价格自国储卖铜后开始不断上涨。而事实上，为了补库，国储局又只能到国际市场买铜，造成全世界的需求突然增加，价格长时间居高不下。
常清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储局轮库是正常的，但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中国的任何变动都将造成世界性的影响。“经济主管部门的经济行为，以及其制定的经济策略，都缺乏这种思考。”
另外，有关部门对市场竞争重点放在哪里认识不足。常清认为，传统产业与贸易金融产业不一样，后者的附加值很高。“主管部门对市场运行的本质认识还不够，没有意识到贸易金融特别是定价权的竞争非常重要。没有话语权，中国就只能被动接受别人决定的价格。这对大量出口及从事加工制造业的中国非常不利。”
“从战略高度发展中国期货”
常清建议，发展中国期货市场，使其成为定价中心，应该从战略高度加以考虑。一些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原材料，其价格决定应该在中国市场完成，这有利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不是说中国去狩猎外国人，也不是对抗外国的对冲基金，是要让中国因素合理体现在价格之中。”
常清认为，凡定价中心都体现有当地的文化、交易传统及市场心理等因素。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中国企业很难融进去。但如果这个定价中心是在中国的话，中国的民族资本熟悉这一市场，容易成长起来，并取得话语权。
此外，对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在贸易金融领域的竞争是一个重点；还要从战略高度上认识到，定价权的竞争将涉及经济发展的成本问题。
有关部门在制定行业经济政策时，不要把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置于视野之外。这样才能使得中国在入世之后，完成市场对接。决策机制也要进一步发展，“不要再出现国储局无视价格因素轮库的现象，也不要出现中储棉高价进口棉花的事件”。
常清还建议，大型企业应该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来完善运行机制，包括决策机制。最主要的，是要改变垄断型企业的运行机制，要让这些企业能够主动适应市场变化。“这样，就不会再出现中航油事件，也不会出现石油从10美元涨到50美元，我们却没有进行保值的事情。”
最后，应该调整期货市场的法规，使之靠近国际惯例，提高中国期货市场的竞争力，让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可以公平竞争。期货交易所也要从官办转向真正的会员制、公司制，使其成为一个能动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