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ＣＢＯＴ——美国之外大豆市场的风险策源地
今年是我国及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等全球主要大豆贸易国面临市场风险最大的一年，而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ＣＢＯＴ）是除美国以外的全球大豆市场风险策源地。
今年初，美国农业部不断下调对２００３／０４年度大豆产量的预期，甚至一度低至６８５０万吨，从而引发了ＣＢＯＴ大豆价格大幅上扬。与此同时，我国大豆加工厂商担忧后市大豆供应将会出现短缺，而且害怕后市国际大豆原料价格继续上升，所以积极进入美国市场采购大豆，这亦对大豆价格攀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了解，当时我国大豆压榨商的采购成本高达１０００美分／蒲式耳（合４３００元／吨）以上。至４月５日，ＣＢＯＴ大豆主力合约期价涨至１０６４美分／蒲式耳，为１６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此后，在美国农业部不断调高其大豆产量预期的背景下，期价快速下滑，最低至８月份的５５７美分／蒲式耳，从而导致我国商家承受了巨额进口贸易亏损。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油脂加工厂被迫只能做出推迟装船期、迟纳货款、洗盘退货甚至违约。应该说，今年我国大豆加工业所受到的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另外，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００４年４月期间，恰好是南美大豆的播种季节，此时是美国大豆的销售旺季，ＣＢＯＴ大豆价格此时连创新高使得美国豆农获取了高额的市场利润；而当今年４、５月份南美新大豆上市之后，正好赶上ＣＢＯＴ大豆期价快速大幅下挫，这样，以ＣＢＯＴ大豆期价为基准价格的南美大豆的国际市场定价自然下降，其损失自然在所难免。
对此，程国强认为，ＣＢＯＴ大豆市场价格的巨幅波动，使得全球大豆市场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但是，ＣＢＯＴ作为美国农民和贸易商的有效风险管理工具，为美国带来了超额的市场利润。而对于中国、巴西和阿根廷来等其它世界主要大豆贸易国来说，ＣＢＯＴ又成为最大的风险策源地。
程国强说，在ＣＢＯＴ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大豆期货合约标的物是美国大豆，而其它大豆主产区的巴西和阿根廷以及主销区的中国大豆则不能用于期货交割。所以说，ＣＢＯＴ大豆市场价格只能代表美国大豆市场的供需关系，并不能代表全球大豆的供需现状。因此，ＣＢＯＴ作为美国人的风险管理工具，并不具备全球大豆定价中心的资格。然而，目前以美国为主的全球大豆贸易跨国公司却以ＣＢＯＴ大豆市场价格作为国际大豆市场价格的定价标准，导致美国以外的国家大豆价格发生扭曲。
程国强还指出，溢出效应是ＣＢＯＴ市场在现代贸易体制下的又一特点。众所周知，ＣＢＯＴ大豆期货市场价格的波动是巨大的，而价格的波动又会带来巨大的贸易风险。那么，ＣＢＯＴ市场中的风险又是如何转嫁到其它国家呢？这就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市场链条作用。
如前面所述，以美国为首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垄断了全球大多数的大豆市场贸易之后，充当了ＣＢＯＴ大豆市场波动风险的载体，并在全球贸易过程中，将风险转移给了别国，而将风险利润留给了自己。
由此可见，在美国各相关政府部门报告的帮助下，在跨国公司这个风险链条的传动下，ＣＢＯＴ市场大豆价格已成为除美国以外的全球大豆的主要风险策源地。
对此，程国强提出，从政府角度来看，“隔离”未尝不是个好办法。也就是指由于美国ＣＢＯＴ大豆市场价格未能体现出中国乃至全球大豆市场的真正价值，不能代表我国大豆市场的供需关系，所以我国大豆市场价格在定制过程中，应尽量避免与美国市场的“同一化”，让我国的大豆市场价格跳出由ＣＢＯＴ大豆价格所形成的不真实的国际大豆市场氛围。
从企业角度看，应避免对ＣＢＯＴ大豆市场价格和跨国公司的依附，立足本国的利益，成立中国国际大豆贸易的联合体，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供销渠道，才是真正摆脱受制于人的根本办法。
———— 我国大豆产业应避免“拉美化”陷阱
程国强在会上举了一个例子，即美国一家生物公司在发明转基因大豆的最初几年里，曾一度打着“利用先进的生物科技，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粮食生产”的旗号，免费向南美发放转基因大豆种子。而当这些国家的农民已经习惯于播种转基因大豆时，美国生物公司却又公开叫嚣，凡是今后想继续播种转基因大豆的农民，必须向该公司交纳“产权税”。这时大家才发现，凡播种过转基因大豆的土地已无法再重新播种传统的大豆作物。而且，转基因大豆的种子也只是单代作物，农民无法自己制种。应该说，这些国家已完全陷入了美国生物公司所设下的陷阱。
反观我国，自１９９９年以来，我国在东南沿海扩建、新建了为数众多的大豆压榨厂，而这些厂家的大豆日处理能力又都在１０００吨以上，个别的能达到万吨。很明显，国产大豆因受地域和交通的限制，根本无法满足这些大豆加工厂的需求。所以，这些企业只能依赖于进口大豆。实际上，这些大豆加工企业基本上都带有外资性质，而且从建厂的设计初期，就是以进口大豆为主要原料的。随着这些工厂的建成并投入生产，我国对进口大豆的依赖性也越发显著。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９５年以前，我国还是一个大豆净出口国。１９９６年以后，就成了大豆净进口国。而最近三年，我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大大豆进口国，每年２０００万吨的大豆进口量已超过了国产大豆的数量，对进口大豆的依赖已到了根本无法摆脱的地步。
程国强还称，而当这些外资背景的企业完全掌控我国的大豆加工产业后，又有可能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通过价格转移、蓄意亏损、恶意避税等手段，将大豆压榨利润转移出境，从而给国家造成巨额税收损失。
另外，我国大豆的供应已经依附于人，而如果今后我国大豆的生产也像南美一样依附于人，大豆市场定价依附、加工依附、营销依附，那么我国大豆加工产业势必完全受控于人，像南美国家一样陷入“依附性发展道路”，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大豆产业的振兴。
对此问题的解决思路，程国强说，我国应尽快建起大豆产业联盟性质的组织，通过类似美国大豆协会的联合组织共同对抗国外企业的垄断行为，增加我国大豆国际采购谈判的法码，抢夺我国大豆的国际定价权，提高我国大豆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这才有可能使我国大豆产业摆脱“拉美化”陷阱的威胁，并朝着健康、稳定、有序的方向发展。
——— 今年我国大豆加工行业“洗牌”不可避免
２００４年上半年，我国大豆加工产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全行业巨额亏损。
据了解，受去年国际大豆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以及我国大豆供应短缺的影响，国内所有的大豆加工企业都加入了抢购大豆原料的行列。而沿海地区的大豆加工厂今年初更是在１０００美分／蒲式耳以上采购了５００万－６００万吨美国大豆。然而，国际大豆市场风云变幻，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ＣＢＯＴ）大豆市场的高价位并未持续太长时间，４月５日，ＣＢＯＴ大豆价格开始自１６年以来的高价位１０６４美分／蒲式耳快速滑落，目前跌幅已接近５０％。随着国际豆价的下跌，我国大豆市场价格也由年初的４５００元／吨跌至目前的３０００元／吨。受之影响，国内大豆加工厂在高成本的大豆原料库存压力下，出现严重的全行业亏损局面。大豆加工利润也由年初的１０００元／吨降到目前的－５００元／吨。
上半年在我国发生的禽流感疫情，沉重打击了我国的家禽饲养业和饲料加工企业。市场对豆粕等饲料原料需求的减少，使得大豆市场价格“雪上加霜”，加工企业被迫转入限产或停产状态。
另外，今年我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也对大豆行业造成不小的影响。诸如：一方面，政府要求严格把关贷款审批制度，这使得财务状况本已恶化的大豆加工企业再度限入资金更加不足的迥境；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步入加速发展的时期，各行业对煤炭、电力等能源的需求大幅增加。与此同时，我国今年也遭遇了越来越重的“能源荒”。一些主要大中城市被迫采取各种形式的限电措施，使油脂加工企业面临新的开工困境；还有就是６月以来的公路治超的整顿力度加大，进一步提升了包括大豆产品在内的所有社会商品运输成本的增加。而在大豆加工行业中，无论是原料的运输，还是产成品的销售，都非常依赖公路运输。所以说，运输成本的变化直接导致大豆加工业的利润随之反向变化。因此，２００４年一度被业界称为油脂企业的“寒冬年”。程国强指出，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所必须要付出的学费。
预计在我国大豆加工行业经历了今年的剧烈阵痛之后，大豆产业势必会呈现优胜劣汰的势头，那些生产成本高、经营理念差、管理效率低、抵抗风险能力差的小企业必将会被市场所淘汰。而今后的大豆压榨也必将会向那些规模大、成本低、资金雄厚的企业集中。这些企业将依靠自身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继续发展壮大。甚至会出现少数几个大型企业掌控全行业的局面。
————我国大豆加工产业的发展之路
自１９９６年大豆市场全面放开以来，我国大豆产业经历了长时间的无序竞争和盲目发展阶段。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国际大豆市场价格由高到低的走势后，我国大豆加工业更是面临全行业的亏损局面。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博士对今后我国大豆加工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看法。
从政府角度看，要在以下几方面予以加强：
一、国家应本着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大豆加工企业制定发展方向。科学发展是强企、强国之路。只有在发展的道路上，制定出正确的、科学的方向，才有可能推动企业走向强大，并立足于国际强手之林。
二、培育大豆市场，完善制度环境。我国大豆市场全面放开只有８年时间，相对于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实在是很短。所以在我国大豆产业发展的初期，政府要为大豆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
三、出台有关“经济安全、风险管理和外资准入制度”等政策措施。这主要是指应该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放在平等的位置上，逐步减少并最终取消外资企业的特殊优惠待遇，为国内企业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引导企业自由、平等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四、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管理的法规制度。食品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在大豆产业中，政府应加强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已有了较为严格的管理条例和措施，但在执行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管理部门进一步努力。
五、加大反垄断力度，构筑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缓冲带。大豆加工产业目前仍然是我国的弱势产业，抗击国际风险能力不强。所以说，全面放开国内大豆产业市场并不利于我国大豆加工业的发展。但在ＷＴＯ框架下，单靠政府行为是无法真正保护这个弱势产业的。所以，建议政府应力促我国大豆民族工业走向联合，成立类似加拿大小麦局或澳大利亚小麦局这样的组织机构，联合起来共同对外，这样才有可能使我国大豆产业免遭灭顶的命运。
从企业的角度看，行业组织化应是我国大豆加工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面对今年的大豆市场危机，企业只要充分利用现代的各种金融避险工具，是能够继续挖掘出市场所孕育的发展机遇的。市场总是有风险的，即使是在一个完全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价格波动的风险也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作为企业自身来讲，把握市场的经济运行规律，掌握市场走向的脉搏，不但能够摆脱市场风险的威胁，甚至还能够在风险当中攫取较高的市场回报。
二、除政府行为的组织机构外，我国大豆企业还应该加强自身的联合。这一点，美国国内各种农作物协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实际上，有了行业组织，就可以在对外采购市场的定价、采购商品的品质要求、付款方式、检验方式、合同的签订等多方面，提高我们自己的对话实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最大限度地争取自身的利益。
三、加强信息通报制度。如同美国农业部对其国内进出口企业的要求一样，我国也应要求大豆进口商在进口大豆的过程中，将采购信息透明化。只有公平、公正、公开的贸易才能方便政府对这个市场的有效管理。并可打击个别不法外资企业通过人为抬高原料采购价格和恶意亏损的行为使国有资产外流。
四、风险管理尤为重要。企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会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市场风险。面对风险，如何战胜风险，对企业来说是首要的生存之道。今年初我国大豆企业所犯下的集体错误，就几乎葬送了多年来我国大豆压榨的发展成果。可见，学会抵制冲击、归避风险，对已经全面放开的大豆产业来说，尤为重要。
五、建立集体采购制度。为避免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在境外贸易中遭受损失，我国应该建立集体采购原料的强制性措施。此项制度的建立，可以聚集集体的力量反抗国际市场上投机炒家对国内企业利润的疯狂抢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