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国内就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粮食产需平衡不能低于人均４００公斤。由于当仍处在短缺经济时代，人们无法现实验证这一观点。但是，在经历了短缺向过剩过渡的发展阶段后，已经可以明确说，以人均４００公斤作为中国粮食的产需平衡点的估计是高估了。以过去２２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为例，至少凡是超过人均粮食占有３８５公斤的年份都是严重过剩的?见附表中划线数据?。
在粮食供应稳定超过人们生理需求的２４００大卡热量背景下，再按计划经济时代保证传统粮食安全的观念作为预测粮食需求量的基础，实在是大错特错了。以城乡统算的消费总量作为全国粮食供求平衡点的方法，已经完全不适应了。现实的预测价值已经转变为必须确定粮食的真实市场需求量，即粮食进入商品流通的数量。农民由于存在大量的自给自足的粮食，进入商品流通的粮食数量实际就是农民供应城市的粮食数量?当然肉类食品的供应也是通过市场，故农民畜牧业生产的肉类食品不管饲料是否来自市场，都可以间接反映了城市粮食的市场需求。
随着中国粮食市场的不断发育，原来意义只靠国有粮食部门的国家粮食库存保障城市市场的局面也开始变为多元和多层次的。因此，国家粮食库存就成为只是保障城市粮食供应安全的基础之一，而并非全社会粮食安全基础的全部。在今天，就保障市场供应而言，全社会粮食安全的基础为：国家粮食专项储备库存、国有粮食企业粮食周转库存、社会上其它机构组织的商业和企业粮食库存、农户存粮等数量的总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粮食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已经多元化，市场结构发育的复杂化，实际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和抗击市场波动的能力。
如何确定当前的粮食产需平衡点
我们将以城镇居民粮食消费?全口径，含饲料粮，如不注明以下均同?作为粮食市场的需求，从而推算出粮食的市场流通量。其数据来源系根据国家城市调查总队抽样调查中，口粮按城市住户家庭人均购买成品粮调查推算；肉食饲料粮根据成本调查资料获得修正的肉料比?猪肉：１：４；牛羊肉：ｌ：７；禽肉及蛋：１：１．５；水产品１：１，为增加可比性，均用此比值统一测算?，并利用城市住户家庭人均购买畜产品消费量推算。由于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城市人口统计使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指标口径，故更全面反映了全国流动人口的情况。因此，我们测算的根据城市住户家庭人均购买食品调查推算的总量更接近市场事实。城市居民粮食实物量消费?包括肉禽蛋水产品折实?的数据可以基本近似等于粮食的市场流通量。
需要指出，中国的城乡在中小城镇中的界限并不十分分明，通过非市场获得的粮食及肉类食品的途径还是很多，因此实际需求肯定比上述数字要多。但作为分析判断市场流通量已是足够了。不少人对１９９３年以后的人均食品消费，特别是肉食消费增长缓慢提出质疑。自１９９３年取消粮票以后，城市居民开始按实际需求和自身支付能力应对市场，肉食消费增长缓慢体现了每个消费者非常理性的选择，标志过去粮票中包含过量消费和实际用于其它消费的因素得到真实的纠正。与此同时，城市各项改革的深入?就业、住房、医疗和养老等制度?，都对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产生制约性影响。因此，表现为人均粮食消费数量的阶段性减少是符合规律的。随着改革的逐步接近完成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近一二年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开始在下降基础上有了缓慢回升。但要恢复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人均粮食消费的历史最高水平仍要经历一段时期。这并不标志着生活水平的下降，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消费需求的合理回归。这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粮食短缺到粮食过剩的历史阶段有很多类似之处，我们不必大惊小怪。
取消粮票之后，伴随着粮食消费的理性化，由国家独家包揽粮食库存去应对城市消费增长的压力大大减少。实际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已经出现口粮消费数量的减少，恰巧可以弥补当年肉类食品所需饲料的新增需求的状况。因此，测算市场流通量时，必须关注需求下降，市场缩小的现实。
在伴随人均粮食消费需求阶段性减少的同时，生产领域的科技贡献同时发挥提高效率的作用，也起着减少粮食消费需求的作用。
１９９１～２００２年我国城市居民猪肉消费占肉食消费比例由７０．９％下降到６２．３６％、禽和牛羊肉消费比重在上升，这都在起着节约粮食，减少粮食消费的作用。
综上所述，分析中国的粮食市场流通量?含饲料用粮?，按城市年人均消费量计：２００２年城市总消费量为 １１２２２．３８亿吨，折２２４４．４８亿斤贸易粮，合２６０９．８６亿斤原粮。加上周转储备商品量约５００亿斤?应明确这是城市全社会的粮食商品储备量?，应为２７４４．４８亿斤贸易粮，等于３１９１．２６亿斤原粮。
但是如果按照传统方法计算，１９９３年就已经超过这个消费水平。那能够说十年没有变化吗﹖只能说我们的粮食消费需求变化所造成的粮食产需平衡点的真实回归，被１９９６年以后超量的粮食库存所掩盖，使我们对粮食产需平衡点高估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
但是究竟如何确定当前的粮食产需平衡点呢﹖
可供参考的是：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９０年两次发生粮食过剩都是在国有粮食库存超过１０００亿公斤?贸易粮，下同?时出现的。也就是说在粮食购销价格未放开之前，市场需求和粮食库存的平衡点可以初步确定为１０００亿公斤以内?据了解当年粮食的最高销售数量不超过９００亿公斤，当时经常的销售数量在６５０亿～８００亿公斤之间?。实际上在１９９２年之前，通过集贸市场销售的议价粮食?含饲料用粮?年销售不超过１５０亿公斤。国家的高价收购和低价销售基本垄断了粮食市场。因此，对照在放开粮价之前１９９１年城市居民粮食消费量７６０３．０７万吨计算，折合 ７６０．３亿公斤市场流通量?即便加上集贸市场销售量也就是９１０．３亿公斤?，那么估算当时总计为１０００亿公斤的市场流通量还是比较符合实际。另一方面，随着粮食消费的市场化进程加深，由于粮食实际需求的阶段性减少，粮食的市场流通量真实数量也在减少。这个减少主要是城市居民家庭存粮的逐步取消，城市居民粮食消费逐步依靠市场而非单纯依靠国有粮食部门，导致以往以国有粮食部门库存量作为市场流通量的参照物作用大大下降。据估算这个数量由１０００亿公斤减少为７５０亿公斤。按原粮计达３００亿公斤，相当于当时国家储备粮的数量，也就是说即使没有１９９６年以后超量增产粮食，我们的粮食库存相对于已经变化的市场需求也是积压的，其超过年需求量据估算为不少于５００亿公斤，基本等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国有粮食部门年供应市场的数量。在保留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存在国家保护价收购粮食时期，这部分虚假需求依然表现为每年的周转库存。如果我们不是当时高估市场需求，不那么刺激粮食生产，靠市场的自我平衡，这部分虚假需求，本来可以得到市场的矫正，从而使我们找到粮食生产、消费市场真实的平衡点。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是取消粮票的最初两、三年，也是市场需求真实显现的开始年份。１９９３年产量为９１２９．８亿斤，在此可视为产需平衡的起点数据。考虑人均占有量，那年的人均３８７．４公斤实际也是偏高的。考虑以上消费需求减少因素，而按传统的粮食供给方式并没有及时发生变化等因素计算，即使存在新增城市人口的年递增消费因素，今天的粮食产需平衡点一直保持在1993年9129．8亿斤水平上的判断依然成立。因为，粮食价格放开之初，农民是希望国家多收粮食，而市场需求则是减少的，相对过去库存粮食当然呈现积压。产需平衡点理性的回归也就顺理成章。按市场一下缩小３００亿公斤计，那么当年产量平衡点就应是8529．8亿斤。考虑十年后的城市粮食需求增量为300亿公斤贸易粮，折算粮食产需平衡点的生产总量就是9227．47亿斤左右。当然前提是上年库存量也在合理范围内，如库存量大，则总产量要低些，反之，则要高些。
国有粮食系统在整个粮食市场的份额，并没有因其巨量库存而使其占有率有所上升
1994年以后的复杂因素，妨碍了我们的视线，导致对国有粮食部门究竟应保有多少粮食库存量更为模糊。1996／19999年实际是超量增产的年份，可以说是远离供求平衡点。因此，在1996～1999年之间，在超量增产、粮食市场需求下降的背景下，增加的粮食库存积压由原来的数百亿公斤激增为数千亿公斤。据估算1996—1999年每年平均多增产约450亿公斤粮食?原粮?。其中约1000亿公斤为国家敞开收购存入国家粮库，另约800亿公斤原粮由农民自己库存负担；我们可以看看最近十年市场流通量从750亿公斤扩展到1000亿公斤贸易粮的区间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１．粮食销售价格放开之后，经历了粮食需求持续下降的阶段。
２．在经历粮食市场价格高涨、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之后，国家粮食库存上了新台阶，连续突破１５００亿公斤、２０００亿公斤和２５００亿公斤，标志着我们彻底告别了粮食短缺的年代。
３．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实行敞开收购和尔后实行的超期积压的粮食轮换制度，不但继续维持了国家粮食的高库存，而且模糊了粮食的真实需求，刺激了粮食的无效生产，人为扩大了市场供应量和正常的周转量。
４．国有粮食部门的实际销售数量持续下跌，近几年始终未超过６５０亿公斤，虽有个别年份处理陈化粮，使得销售数量有所上升，但毕竟无法挽回国有粮食系统在整个粮食市场占有率的持续下降。
５．最近几年，国家在开发西部的背景下，加大了退耕还林、还草的扶持力度，动用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库存，一定程度缓解了粮食供过于求的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有粮食部门粮食销售下滑的局面但不足销售量的５％；
６．为减轻粮食库存压力，在鼓励粮食出口的政策下，最近四年?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粮食累计出口量达４４７４万吨，年均１１１８．５万吨?也是有史以来粮食出口比较多的年份之一?，相当于国家粮食库存量的５％左右。可以说由于有各级财政补贴，加上国内粮食市场价格下跌，只占粮食库存５％的出口量并没有影响国内粮食市场。但是显而易见，这个出口量却相当于国有粮食部门年销售量的 １７．２％。
由此可见，在最近十年里，一方面表现为真实的需求增长非常缓慢，即便考虑到粮食市场流通量在不断增加的前提下，相对于供给而言，一直是持续地供过于求；另一方面，为缓解这一局面，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力图尽可能抓住历史机遇，为减轻过去追求高产量的环境窘迫压力服务。同样，最近几年，为减库存，一直鼓励出口。但由于操作程序，只能通过国家的粮食部门的库存取得出口的粮源。因此，就其对市场实际影响而言应该是微乎其微。上述两方面产生的需求应限定在减少库存压力上，而不能视为长期的粮食市场需求的增量因素。从而作为国有粮食部门保有超量库存的依据。
今后的城市粮食需求的市场增量因素，只有城市人口的增加。必须承认十年产生３００亿公斤的市场增量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估算数据，因为不少学者估算城市年需求增量也就是１５亿～２０亿公斤；也有不少学者高估了城市化对粮食消费的增长需求，实际在中国现实条件下，适当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还是减少了粮食生产的压力。来自各方面数据总趋势依然在证明需求增长非常缓慢，否则无法解释最近十年以上粮食的持续的供过于求和最近六七年粮价的长时期低迷。
国有粮食系统在整个粮食市场的份额，并没有因为它有巨量的粮食库存而使其占有率有所上升，反而据估算已经由１９９５年的市场占有率５０％下降到３０％一３５％左右。如果不是退耕还林、还草，如果不是财政补贴粮食出口 ?当然财政不补贴出口，就要补贴粮食积压?，那么国有粮食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将下降的更快。这是市场竞争和发育的良好成果，而并不是国家粮食安全能力下降的标志。库存大幅减少，本应是好事。不能偏听偏信，使国有粮食部门继续躺在政府身上吃补贴。应根据市场占有率的变化，修正国有粮食部门合理库存指标。以免既增加国家负担，也贻误国家的宏观决策。
另外要注意进口粮食对国内需求的影响。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我国粮食累计进口?含大豆，折原粮?４５５．６亿公斤，年均１１３．９亿公斤。相当于我国粮食市场流通量的７．６％。尽管这四年我国总体的粮食进出口保持了出大于进的态势，但是在我国粮食总体供大于求的局面下，我国粮食新增的市场需求的３８０％还是被国外粮食所占领。也就是说我国城市的新增粮食需求每年最大为３０亿公斤，而国外进口的粮食则是此数字的３．８倍以上。它表现为小麦品种短缺需进口，但库中积压最大量是不适销对路的春小麦；我国的饲料主体玉米可以自给并有少量出口，但是，与之有轮作关系的大豆却由于油料需求而大量进口，同时造成配合饲料中豆粕需求的８０％来自进口。由于进口食用油料对粮食需求的增长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因此估算进口粮食对我国市场的影响力为８％～１０％，大约有１２０亿～１５０亿公斤的市场份额。实际挤占了增长缓慢的国内粮食市场。因此，今后的进口粮食冲击主要在新增需求和高端需求的结构变化上。原来以粮食生产总量和进口总量之比作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参考数据之一，今后应当修正为进口粮食总量占粮食市场总量的比重更为恰当。
综上所述，多年以来粮食产需平衡点被大大高估了。考察平衡点应以粮食年度总产量、城市粮食，含饲料需求。年度商品流通量和合理的国有粮食部门的年度周转库存等一组指标来确定。以往沿用计划经济时期单一指标的全国城乡消费需求总量方法很容易造成高估，这种高估又伴随着近年的粮食积压以及粮食体制改革滞后，加重了高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加剧国有粮食部门的逆向调节行为。因此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深，不能按照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粮食产需平衡观点去分析粮食供求形势，过时的方法，很可能导致重蹈历史覆辙，支付不必要的改革和发展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