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家大型榨油厂首脑聚集在此，共商联盟大计，主要议题为联合削减大豆进口，并要求与国际大豆供货商对去年秋季签订的大豆供货合同进行重新修订，以共同抵制大豆进口 高价。
这16家大型榨油厂的油压榨量超过全国总压榨量的50%.在严酷的市场环境的压力下，昔日作为竞争对手的他们如今为了共同的利益目标走到了一起。
国内榨油厂的风吹草动立即引发国际大豆市场价格风云突变，在价格话语权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内豆企似乎在以别样的方式释放力量，试图来扭转多年来备受国际“压榨”的地位。
国内厂商的结盟自然遭到了国际供货商的强烈抵制，一时间国际大豆市场硝烟弥漫。
业内人士披露说，榨油厂与国外贸易商之间的进口协议大都是在去年秋天大豆价位最高的时候签订的。如果按照原先的协议，榨油厂商每船大豆将亏损3000万元到4000万元。
在国内榨油商与国外贸易商的博弈结果尚未尘埃落定时，市场再次传来消息：国内17家榨油厂将结成豆粕供货联盟，期望将国内豆粕价格控制在2900元/吨，而目前国内豆粕的市场价为2200元/吨。
显然，全球大豆市场价格半年来的风云变幻，让已经困在同一条船上的国内众多榨油厂十分的无奈。在此前市场形势判断失误的基础上，它们希冀通过影响价格的走势来力挽狂澜。
实际上，中国厂商在全球商品价位最高的时候接盘，在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全球大采购中早已不是新鲜事。“大豆如此，原油也是这样，还有铁矿石等，都是这样。”期货业资深人士对记者说。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深厚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肯定还要购买更多的商品。然而，商品价格话语权的缺失，已经成为中国公司参与全球竞争的痛楚之一。
豆价暴跌背后榨油商传统资金链断裂
“如果国内榨油厂不能将已经到港的整船大豆全部消化，那么按现在的市场价格进行估算和每船大豆5.5万吨计算，估计每船大豆厂商将亏损3000万元以上。”中国国际期货分析师李磊向记者透露。
李磊指出，由于去年全球大豆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减产，其中世界大豆的主要产地南美5年来出现首次减产，仅在巴西和阿根廷两国就比年初预计的产量相差1000万吨以上。
同时，国际贸易商预计2004年中国将大幅度增加大豆的进口，因此，自去年秋季开始，全球大豆的行情一路看涨。
“然而，事实上我国国内需求并没有出现国际贸易商所预计的较大幅度地上涨，同时今年北半球的大豆种植面积都较往年增加了，而且气候还有利于大豆的生长。”李磊告诉记者。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5月1日以后，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黄大豆1号主力合约期指价格连续几个交易日跌停，从原来的4100元/吨一路跌到3100元/吨左右才止跌企稳，目前徘徊在3300元/吨左右。
“现在国家宏观调控收缩银根，进口大豆船只都已经进港了，但是银行不开信用证，除了几家大企业外，油厂的流动资金都非常紧张。”李磊分析说。
“因此，现在很多国内厂商都纷纷把目光瞄向贸易商，希望能修改原先签订的合同，如果修改合同不成，他们宁愿损失此前每船大豆100万美元的定金。”李告诉记者。
一直以来，国内榨油企业资金周转的传统模式为，银行开出信用证，进口大豆，然后加工，快速将豆油和豆粕销售出去，归还信用证资金，依次循环。
正常情况下，如果榨油行业的盈利前景良好，其资金周转是顺畅的。但是，一旦银行加强信贷控制，就要求企业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否则无法开立信用证。
一般来说，推动榨油行业赢利前景的市场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因素为食用油的市场消费量，另一个因素则依赖国内豆粕市场的需求量。然而，今年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如去年预测的那样出现大的提升。
据李磊分析，由于今年很多偶然的因素夹杂在一起突然爆发，不仅国家预期中国经济将出现过热现象而出手控制经济过热，而且席卷亚洲地区的禽流感也比预期的持续时间长。
“国家对禽流感爆发地区家禽的大量宰杀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市场对豆粕的需求持续走弱。”李磊认为。
在市场环节突现利空，并在国家倾向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下，银行不向榨油企业开信用证，国内榨油企业的资金链条开始断裂。“与此同时，国内很多榨油厂如河南、山东等地的一些中小油厂，都是前年、去年刚刚进入到该行业中的，因此除了前面几个行业大佬之外，流动资金都非常有限。”李磊透露说。
“去年，榨1吨豆子能实现利润700元到800元。”中纺粮油的一位人士这样对记者说。
在巨额的利润驱使下，大量资金在榨油行业疯狂扩张，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使得榨油产能高达每年近6000万吨，而国内的实际需求只有2500万吨。
“然而，由于禽流感爆发压缩市场需求，再加上多年不遇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除了几家大型的榨油企业不会出现资金周转不开外，很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前两年刚刚进入该行业的油厂将面临巨大的压力。”李磊分析说。
“最后的结局，可能是谁有钱，谁就挺过来了。”李磊坦言。
油厂自身痛失行情
“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在去年时对今年的行情判断出现失误，大家都一致认为今年的行情会持续走高。因此，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市场订购大增，推动去年大豆价格上升。”中纺粮油一位内部人士这样认为。
冠通期货研发部总监甘正在认为，其实这也暴露出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中国企业对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还没有适应，还习惯于对原始的商品供求反应进行跟风。
“按照道理，油厂每买入一笔大豆合约，都应该到同类市场上进行相关的交易，进行套期保值。”李磊说。
李磊向记者表示，在今年3月份大连黄大豆1号合约到达最高位、4月份国内豆粕价格也攀升至3700元/吨的时候，他暗示一些客户应当将豆粕尽快抛空。
“然而，几乎所有客户都认为行情将继续看涨，依然在市场周边持续观望，错过了一波好行情。”李磊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那时候抛出，到现在已经赚了1000多点，相较如今的大豆现货市场而言，无疑起到了一种保值作用，也不会出现流动资金这么紧张的情况。”
榨油厂商转身结盟厂家讳莫如深
“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现在很多企业能维持3个月就算不错了。”中纺粮油那位内部人士这样向记者感叹：“现在看来，对很多企业而言，即将上市的油菜籽还不一定有能力融到资金进行采购。”
不过，他否认了市场上此前曾经流传的中纺粮油也在协议上签字的传言。“我们最后还是没有签字，只有在榨油行业排名靠前的那几家企业才在上面最终签了字。”他告诉记者。
面对高企的大豆进口成本，5月16日，超过全国压榨量50%的16家大型榨油厂首脑聚集在北京国际饭店，共同研讨目前他们面临的困境。据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16家企业将联手采取措施减少今年第2季度国外进口大豆的到货量，并大幅度减少下半年的进口大豆订货量。
同时，如果一些大豆加工企业需要大豆原料，则先在国内企业之间相互调剂，同时可采取在大连期货交易所购入所需大豆，并于接货后同大连地区的工厂进行“国产换进口”的调换，大连地区的工厂将全力支持。
然而，参与此次会议的众多厂商都对透露本次结盟的详情讳莫如深。与中纺粮油类似，同样被业界传言在协议上签字的大连华农玩起了“外交语言”。大连华农采购部的韩经理在电话中对记者说：“因为涉及到商业上的秘密，具体细节现在还不好讲，可以去问问其他公司的情况。”
东海粮油是国内最大的榨油企业。可是，它们依然对这次结盟闪烁其词。“公司现在的经营状况一切正常，我们是中粮集团的子公司，目前不缺资金。”东海粮油贸易部的一位女工作人员故意回避了记者关于东海粮油是否在协议上签字的提问。
“行业要自救啊。”虽然国内厂商纷纷对结盟细节顾左右而言他，中纺粮油那位人士还是向记者解释了榨油厂商走到一起的原因。
然而，国内榨油厂商的结盟遭遇国外贸易商的强烈阻击。就在16家榨油厂首脑聚首的第二天，国际贸易商也于次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集体抵制国内厂商修改协议、进而违约的要求。
“现在，国际贸易商已经停止了向中国市场的大豆报价。”
李磊对记者说：“而如果没有市场报价，那么我国市场无疑将失去交易资格。”
有关抵制大豆进口高价结盟的相关争议依旧在僵持着。然而，市场日前再次传来消息，17家国内榨油企业再次聚首北京，希望对国内豆粕市场实行最低限价，将每吨豆粕价格控制在2900元以上，而每吨豆粕的市场价位为2200元左右。
“此前，国内彩电价格联盟已经遭到国家发改委的叫停，因此这种豆粕价格联盟到底能走多远还很难说。”冠通期货甘正在认为。
“中国公司在融入全球经济竞争的大潮中，风险规避意识亟待进一步加强。”李磊据此认为：“为形势所迫走到一起和以前的分散经营相比，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企业还是要善于利用期货市场。”
期货市场缺位价格话语权拱手相让
“我一直想不明白，中国作为全球基础性原材料商品的主要买家，在商品价格方面却是人家说了算，中国自身在商品价格的影响力上却微乎其微。”面对着国内榨油企业在大豆价格暴涨暴跌面前的束手无据，国家信息中心一位研究人员向记者感叹。
在超常规的产能扩张背后，隐藏的是中国大豆进口火山爆发般的增长。李磊告诉记者，我国年产大豆只有1600万吨左右，而用于榨油的大豆也就大致维持在每年900万吨。
因此，国内榨油行业只能依赖大量进口国外的转基因大豆。
据来自大豆商会的数据指出，从1996年的110万吨开始，短短数年间，中国的大豆年进口量就达到了2003年的2073万吨。世界上主要的大豆生产国巴西，其1/3的大豆出口量都销往中国市场。
然而，中国作为世界大豆主要的购买者，却对大豆国际交易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其价格的决定权被牢牢的控制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手中。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反应的是美国的市场行情，由美国市场行情所确定的价格却反过来决定了中国市场的价格。”李磊对记者表示。
本来，市场行情在中国因素推动下，其价格的走向应该朝中国天平的方向倾斜。“但实际上，国际炒家在中国买家进入国际市场以前，已经把国际价格炒得老高，因此，中国买家在高端价位进行接盘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甘正在称。
甘正在分析说，美国的期货市场对于中国在什么时间要进多少大豆，什么时间在芝加哥结价，掌握得非常准确，这给芝加哥的投机者提供了炒作大豆价格的机会，往往使我国在掌握进口大豆价格处于被动局面。
他告诉记者，去年中国购买量增大恰好赶上美国大豆减产近440万吨，加之美国农业部不断上调中国的进口总量，因此在芝加哥期货大豆市场最终定价时，美国商品基金大举做多，巨量的多头持仓和滚动式的操作，最终导致了CBOT大豆价格巨幅上涨。
“而我国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禽流感爆发，饲料市场没有马上回暖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对大豆的需求，因此美国期货市场价格随即应声而落。”
甘正在表示，而在大豆国际价格暴涨暴跌的背后，受害的往往是国内的榨油厂商。中国虽然占有世界大豆贸易量的1/3，但是始终只能跟在国际市场投机者身后高买低卖。
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商品交易的价格形成，往往先是以世界权威的期货交易所的期货价格为基础，然后确定一定的“升贴水”幅度，最后确定双方的交易价格。
此前，我国大连商品交易所曾经推出非转基因大豆期货品种，即黄大豆1号品种，但这种期货品种对世界市场的主要交易品种转基因大豆的价格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仍没有改变中国作为世界大豆价格追随者的角色。
“如果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了CBOT期货交易品种，情况自然会好一些，因为其反映出来的期货价格可能有利于国内厂商锁定成本。”李磊认为。
油商并非尴尬独舞
大豆的这种国际价格定价机制一直为业内人士所诟病。据期货业人士称，由于大豆的国际定价权掌握在别人手上，加上缺乏期货市场回避风险等原因，我国每吨进口大豆可能多交了200元左右的“学费”。以今年我国进口大豆2000万吨计，这笔“学费”总计将超过40亿元。
“大豆如此，中国作为其他基础性原材料商品如石油、铁矿石、棉花等的世界主要买主，对其价格的影响力也依然有限。”甘正在认为。
油商今年的悲情演出在以前的中国经济舞台上上演过。中国石化集团一位工作人员此前向记者透露说：“2000年上下，我们即向有关单位提出，可否在国际期货市场上买入一定量的石油期货，但很快被相关部门否决。”
他回忆，当时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每桶10美元左右，在那个时候买入进行风险保值，是很合算的。
“可是，后来的局势大家都看到了，在接下来的2002年、2003年，我国原油进口数额大量攀升。然而，由于没有期货交易，我国的原油进口大多仰赖现货交易，因此我国的原油进口价格大都是2000年的2倍、3倍，甚至4倍，每年前后相差数十亿美元。”在回忆当年的情形后，这位工作人员显得极为惋惜。
“在石油的定价上，我们总是参考新加坡、鹿特丹以及纽约交易所的价格，来制定我们自己的石油价格，再给中石油、中石化一定的价格浮动自主权。虽然，我们可以说紧跟了国际市场价格，但是没有改变我们在国际价格体系中的从属地位。”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常清博士对记者表示。
常清说，新加坡每年的燃料油消费量充其量只有十几万、二十万吨，但是其场外交易价格却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重要报价，成为亚洲市场的最重要参数。
在这种国际定价机制下，虽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但我国在国际定价机制中毫无影响力。统计表明，目前中国燃料油消费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2%，但却在国际定价机制里连0.1%的权重都没有。
据业内人士透露，新加坡燃料油市场上形成的“普氏价格”，其形成的基础是每个交易日下午5时到5时30分之间新加坡燃料油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易记录。因此，几家大的国际油商往往可以通过操控这一时段的交易记录来操控这一价格，如两家公司相互进行高价对冲，往往以区区2万吨的成交量就可以将这一价格大幅抬高。
而与此同时，这些油商还掌握着中国国内进口燃料油的规律，比如用电高峰期到来前后、配额许可证发放前后等时段，他们会立即联手把燃料油价格抬高。
因此，在这种定价机制下，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蒙受巨大损失的往往是中国买家。“然而，这些在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中又是无可厚非的。”常清遗憾地说。
常清博士认为，我们参与WTO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能够参与其间游戏规则的制定。那么，未来国际市场价格的话语权是不是也应该算一种国际经贸规则呢？
目前国内三大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品种中，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橡胶品种和有色金属铜被认为已经拥有国际市场定价权；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豆1号完全也有能力获得国际市场定价权。
但是，其他的原材料商品，如石油、大豆，氧化铝、铁矿石等，该如何结局呢？
“石油期货一定要做起来，以后我们制定价格还是‘一篮子价格’，但终究还有我们自己的声音在里面。”常清以石油为例，对记者分析。
常清说，虽然石油行业垄断色彩浓厚、石油价格目前被国家管制、进口权没有市场化等等，都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石油期货的全面启动，“但是我们现在的条件总归好于19世纪的美国芝加哥吧！”
商品市场信息不对称悲情还将演绎？
“中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整个商品的信息化程度太低、不透明，也是导致大多数企业盲目跟风并出现今天尴尬局面的重要原因。”甘正在认为。
甘正在对记者说，目前，包括大豆在内的许多农产品，其库存、单产、种植面积等数据，由于保密的需要，国内没有权威部门进行公布，因此国内众多厂商只有“曲线救国”，参考美国农业部等国外机构提供的中国国内市场数据。
“由于缺乏来自国内公共部门权威的公共服务，显然容易造成国内商品供求信息的不对称，因此使国内厂商对国内市场的真正需求无法作出精准的甚至大概的判断。”
甘正在说，由于很多商品实际上国内市场紧缺，大都要依赖国际市场。因此，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市场链条的连环作用，商品供求信号便被众多企业无限地放大了。
在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下，下面的市场反应便成为一种常态：当价格下跌的时候，企业不敢买，因此使商品价格继续探底；当价格上升时，企业便纷纷购买，因此有造成商品价格继续人为的走高。
“问题是8元的时候不做，偏偏在价格最高的10几元时候做，不被动才怪呢？”中纺粮油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因此，众多期货业资深人士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增加市场透明度、尽量改善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应该是国内期货市场体系发达的当然前提！
中国企业为何总当“冤大头”
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正引起世界各国的瞩目。
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仅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1/3，但我国每年消耗的石油总量却和日本相当。中国目前钢材消耗量是美国的1倍，虽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1/8.在四大洋繁忙的航线上，源源不断的油轮、货轮正向中国驶来，其中不仅包括占世界贸易总量1/3的大豆，更有巨量的铁矿石、铝土矿等等。同时，根据摩根大通日前发布的《中国金属业需求分析报告》，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大部分主要金属的全球第一或第二消费大国，目前中国对铝及铜的需求约占全球的20%.而且，摩根大通还预测，中国对大部分主要金属的消费量将在未来5至6年内翻一番。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各领域市场向国际社会开放的步伐加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原材料商品和能源贸易兴衰的中枢。与之相应，在世界海运市场上，中国因素也因此成为影响世界海运市场的晴雨表。
然而，无论是“中枢”也好，“晴雨表”也罢，都似乎没能改变中国企业在其中的“冤大头”角色。去年，中国大豆进口多交的40亿元人民币早已经进入国外炒家的腰包。
大豆如此，其他原材料商品也不例外。以石油为例，仅仅在去年美对伊开战前一个月时间里，以中国每天进口原油约150万桶，以往每桶原油的正常价格是22美元至25美元，而当时的石油价格接近40美元/桶，为此我们每桶平均要多付13美元。因此，中国每天进口石油需要的资金比预算多支出约2000万美元。
也许，这可以说是市场法则使然，但是油厂这次的频频结盟，其间所揭示出来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更应该引起中国企业家和决策层的重视。为何中国作为世界上原材料商品和能源商品最主要的买家之一，却多年来一直是价格的追随者，而非决定者？
全球商品定价权的缺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承受之轻。
由此，暴露出中国经济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在我们大幅度开放市场的同时，来自流通领域的改革一直进展不大，开发市场没能与开放市场与时俱进。主要表现在，建立了十分发达的现货市场体系，然而期货市场体系的建设却一直蹒跚前行，而缺乏披露市场信息的公共服务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体系不对称的风险。此外，进出口体制、市场准入制度、市场监管制度等改革的滞后，都成为中国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瓶颈。
融入全球定价体系，乃至成为全球定价中心，早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当前，中国经济正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参与其中游戏规则的制定，并以争夺全球商品定价体系的主导权为契机，将开发市场列入议事日程，也不枉国内众多油厂这次的悲情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