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着陆”面临四重博弈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
记者：有关经济过热的话题，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分歧相当大。据说有些香港的经纪公司在各自分析数据后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内地的学界和政界也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原因何在？
魏加宁：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焦点问题上，一是经济过热与否；二是物价走势如何；第三是这一轮经济升温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消费升级带动的民间投资主导，还是地方政府主导；第四就是如何应对的问题。
分歧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数据不清楚，比如像粮食储备的数据，很多研究人员也不是很清楚。另外就是来自企业层面的数据也不清楚，很多企业手中都是三四本账，政府部门之间又没有做到信息共享，所以账面上的东西可能很难反映行业的真实情况。
记者：有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的１２个月内，中国的未清偿银行贷款总额上升了２０％，高出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２年期间１２％的平均增幅几乎一倍。而且通胀速度开始加快，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的年通胀率达到３％，为将近７年来的最大升幅。有学者针对这样的数据得出经济过热的结论，你同意这种判断吗？你认为判断经济过热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魏加宁：实际上，判断的标准也没有统一。有人看速度，有人看物价，也有人看信贷和投资增长速度，有的人甚至是看就业，比如去年还有９％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由此得出不过热的结论。还有人看总供给和总需求。标准不统一也是导致这次讨论始终没有定论的重要原因。但是４月９日国务院形势分析会召开后，大家基本上在过热问题上统一了认识。
记者：我们发现就在这场大讨论的过程中，央行已经有货币政策的信号释放出来，但是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或是收到预期的效果。
魏加宁：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是一种信号的作用，是要让投资者自我约束，但是这样的信号被淹没在大讨论的各种声音当中。学界没有统一，甚至政界也没有。投资者不知道该听谁的。
这背后实际上是多方博弈的结果。首先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其次是行政审批和市场调节之间，第三是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第四就是投资者和央行之间。
记者：你认为下一步的调控应该秉承怎样的思路？
魏加宁：我们应该首先反思一些最基本完善的东西。现在市场经济的基础已经越来越市场化了，但是在宏观调控上行政审批的色彩反而越来越浓，还有就是我们在调控上也运用了很多行政手段。但从现状看不审批不调控也不行。
记者：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反映了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我们又该怎样应对？
魏加宁：可能首先就要恢复体改委这样的部门作为一个中立的研究机构。其次就是加强统计局和央行的独立性。接下来还要加强决策的独立性，一些货币政策的制定要有问责机制，制定的政策要对历史负责。
记者：我们发现中央政府一直在为经济降温努力，但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建筑、钢铁、铝、水泥、汽车等行业的扩张仍然在继续，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激增了４３％。你怎样看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魏加宁：地方政府的问题在于没有对它的约束机制。它帮助企业担保、经营土地、经营城市等等，但是我们看不到它的资产负债表。这其实涉及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下一步运用行政和市场两种调控手段时要注意用在哪儿，行政手段不能管企业、不能批项目，行政手段其实针对的是地方政府。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应该是管财政，而不要具体管项目审批。
记者：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软着陆的最佳时机？我们面临硬着陆的风险有多大？
魏加宁：我们有硬着陆的风险，但是软着陆的机会也还在。现在关键还是一个心态问题，大家都觉得切不到自己头上，西部认为自己才刚刚发展，沿海说自己是民间投资，北京认为自己有奥运，上海说自己有世博。但是越不想一刀切可能最后就是一刀切，就像开车，越不愿意早踩刹车，最后越要急刹车。
记者：３月初，温家宝总理曾经表示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周边地区已经出现过的经济动荡，比如１９８９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１９９０年台湾经济泡沫破裂、亚洲金融危机等，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盛衰周期的拐点上？
魏加宁：我们的确面对着一个周期，但是就是要让这个拐点不是点而是平缓的曲线，所以才要软着陆。
观点
雷曼兄弟证券亚洲首席资深经济学家苏巴拉曼说，虽然中国的ＧＤＰ仅占全球ＧＤＰ总量的４％左右，但占全球ＧＤＰ增长部分的１３％。 中国原材料的消费量占世界的２０％～４０％。中国经济发展放缓势必导致原材料供过于求，价格大幅度下滑。
雷曼兄弟证券最近发表的一份经济报告说，中国经济发展的调整如果没有达到“软着陆”的预期设想，出现“硬着陆”，亚洲新兴市场经济ＧＤＰ增长将下降三个百分点，日本将下滑零点五个百分点，严重影响脆弱的日本经济的复苏。
花旗集团大中华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博士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和材料消耗量比例失衡，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问题。
